杨鲁慧:论百年变局与中国之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20-02-07 22: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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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鲁慧  

  

   百年大变局是对当今世界局势的高度概括和客观研判,其内涵丰富蕴意深刻,揭示了现实世界的未来趋向以及不确定性。乱局与变局、端倪与趋势、现象与本质,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只要我们抓住并理清贯穿影响始终、带有全局性与结构性和基本主线脉络的变局要素和内在规律,就可为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时间与空间结合的宏观解读。百年大变局的核心要素是东西方格局的重心之变、全球治理的规则之变、崛起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之变。中国之变主要来自“三个转变”:角色身份的转变、国际环境的转变、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百年变局的主线是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大国关系和矛盾转变中最关键的是中美关系的质变,由此引发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产生深远影响。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后冷战时期最重要的转型期和变革调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不断打破平衡重新组合,中美日俄大国关系更是处在活跃调整期。第四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也助推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演变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新变革、新调整、新转型,国际社会又一次站在了历史再选择的十字路口。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合作与对抗,单边与多边,开放与闭守,共赢与零和,大国对这些困惑究竟做出什么样解读和选择,攸关来走向,关系到世界发展的前途命运。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无论是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今天的选择将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经验将影响今天的选择,并将规制未来发展的历史演变和轨迹,也将对百年大变局的发展趋向产生重大影响。百年变局为世界的未来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政治经济格局异常复杂多变、乱局与变局、端倪与趋势、现象与本质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只要抓住理清贯穿影响始终的、带有全局性与结构性和基本主线脉络的世界变局要素,就可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进行“时与势”结合的宏观解读,论证分析产生变局的因果变量关系。百年大变局的核心要素与变量因素是东西方格局的重心之变,是全球治理的规则之变,是崛起中国与世界关系之变,是大国关系与矛盾之变,由此引发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产生深远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年底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所言,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以期透过纷繁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碎片化乱象,把握认识世界变局中内在发展规律和趋势性发展的脉络态势,争取中国的战略竞争主动权是当今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

  

   一、 百年变局:世界格局重心之变

   百年变局以来,国际格局面临大调整和大变革及大发展,处于深刻变革期和重要转型期。世界格局发展最鲜明的趋势性特征是,全球实力对比更趋于平衡成为国际格局的新态势。在新旧格局相互交替转换过程中,国际力量对比平衡持续呈现“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向,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逐步转向东西方平衡发展态势。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实力相对削弱,而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主体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全球多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初步形成,导致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心的平衡被打破,世界格局的重心在调整、转型、变革。欧美等西方国家独领和垄断世界政治经济数百年,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稳固在欧美地区,形成欧美国家长期主导国际事务的历史格局。然而,百年变局今非昔比,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乱象丛生,局势跌宕起伏,变与不变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频频再现。而亚太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快速,地区经济一体化势头方兴未艾,新兴国家在世界上所占有的比重逐年攀升,这一切表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发生结构性变动,美国的超强霸主地位受到历史性挑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转型。数百年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历经艰辛曲折,走了从分裂碎片到不断融合统一的过程。冷战结束了两极格局的对立对抗对峙状态,形成并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大市场,开启了以资源有效配置为主体的全球化发展格局。改变了二战后等级制的国际经济贸易分工体系,建立了按比较优势与市场规则,以及利益分配和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及价值链,这一国际经济环境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创造了相对平等的发展契机,分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有效经济发展载体和平台。经济全球化既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快速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也是世界格局重心转移百年大变局的根本驱动力。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决定着世界体系的整体运行机制及发展走向,国际格局的本质特征体现为美国的霸权政治。而当今国际格局已从一超独霸到一超多强再走向更加均衡的多极化,,这标志着国际格局重心转变的意义非凡。其转变的重要推动力主要是来自世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呈现的群体性崛起,而世界经济重心转变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增长来推动的。具体经济数字说明,2016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全球经济比重达38.8%,较2007年提高10.5个百分点;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22.4%,提高了8.8个百分点。”总体上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老牌的发达国家,按汇率法计算,这两类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近40%。近十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为拉动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阶段再增长提供了内在驱动力,特别是推动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群体的经济增长,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规模化,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近几年,各国政府和学界对世界变局的主流看法是,欧美老牌的发达国家日趋相对衰落,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断群体性崛起。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等许多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使数亿民众摆脱了贫困与疾病。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7.3%,一跃升到2017年约15%,增长幅度为8%左右,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国家,世界前三位的对外投资国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崛起改变了全球经济板块,正在实现对世界格局重心与国际体系及世界秩序的重新塑造。21世纪世界格局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东亚又是亚太政治经济的核心地带,美国为防范制衡中国的崛起也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东亚地区。“全球化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矛盾和竞争,概括地说是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的角度看,无论是奥巴马政府实行的重返亚洲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的“印太战略”,都可以从政治经济不同角度进一步印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与政治博弈中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印度洋转移。在由西方向东方转变过程中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摩擦”。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中国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奇迹,而美国对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秩序面临调整,尤其是中国发展壮大产生严重的战略焦虑”。随着世界经济格局重心的转移,国际关系和大国政治重心也逐步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区域,欧美国家的失落感与焦虑心态,必然呈现在“单极”与“多极”力量对比持续不断地较量争斗中。

   地缘政治的规律和本质是话语权政治、影响力政治以及资源配置权政治。世界经济格局重心的转向,是以全球战略重心为基础配置和导向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哪里,就意味着世界财富和资本与经济利益汇聚到哪里,并且大国的对外全球战略重心也必然转向哪里。数百年以来的经济大国崛起主要区域集中在欧美国家,当今世界非西方的群体国家经济崛起,第一次打破西方世界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经济的地位以及资本垄断全球的角色。新兴经济体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不可小视。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大国崛起,意味着百年变局中的国际格局发生最为重大的历史性转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将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定性为国际体系正经历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上百年的世界历史昭示看,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解释体系都是以西方学术界为主导做解读的,当今世界的话语体系也是以西方国家为导向思维创造的,发展至今其理论解释力和指导性还是存在一定局限性。随着非西方系列国家的经济崛起,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世界贸易和秩序规则的制度权诉求日趋迫切。这一切都集中指向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欧美西方世界的话语权与解释声誉及领导能力在急剧衰退,传统的既有国际格局面临整体性困境和群体性焦虑。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秩序暴露了诸多弊端和引发的政治社会动荡说明,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需要以东西方的新思维和新治理方式与治理理念去影响或引导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二、百年变局:全球治理规则之变

   世界正处在百年大变局的转型期,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也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是指国际社会通过一定制度和规则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组织或体系”。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重心的转变,已经成为引发全球治理规则调整变革的重要力量,并且逐步推动全球多边秩序的构建以及规则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化,基于多边主义规则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必然过程。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不断升级,民粹主义和脱离主义及贸易争端事件突出,导致了全球治理领域的进程碎片化、权力真空化、诉求多元化的现象频发,这就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和世界秩序面临新命题:究竟是继续沿袭欧美权力政治治理全球的模式,还是选择基于多边主义规则的全球治理新思路。百年变局下何去何从,其本质聚焦于这样几个战略考量:是确立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思维;是选择和走向未来新历程还是退回到传统治理旧模式。这些既关系到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议题,也关系到未来的全球治理规则,究竟是实行多边主义规则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包容聚合互利合作,还是退回到集团对立和阵营对抗以及零和游戏规则的状态。因此,“大变局下的世界,可能将是一种多中心、多力量、多角色的复杂格局”。多边主义是百年变局中全球治理规则的根本之变、核心之变、秩序之变。

   纵观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欧美国家一直是全球经济政治的重心地带,独领风骚几百年。欧美资本的扩张性催生了强权和霸权式的全球治理模式,武力战争和强权政治伴随着西方诸强国家推行全球治理的自始至终。西欧作为科技发展和资本扩张的先驱者,其率先领导了全球治理的道路和模式,它不仅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未来,而且改变了亚非拉地区的发展命运。非西方国家仅仅是全球治理过程的看客或被动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导致了两大矛盾的产生:一是全球治理主导国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二是主导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随之而来的就是血腥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本质是这些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这种全球治理的模式反映了西方国家的利益观、价值观和治理观。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不仅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而且也开启了冷战时期两个大国集团对抗与对峙和对立的基本格局。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世界不平等治理体系,以及不合理的国际治理秩序,是两大集团之间进行较量和权力博弈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标志着雅尔塔治理格局和冷战治理体系走向了历史的终结。两大阵营解体把美国作为不战而胜的神圣推到了世界权力的巅峰。国际格局从美苏两极争霸转向一超多强,为此,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方式决定着世界治理格局和运行机制的发展走向,全球治理格局的本质是强权与霸权为主导。由于冷战时期维护平衡的两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与此同时,一批中等经济规模的国家作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进入崛起阶段,并以不可逆势头持续性发展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倡导的合作、互利、包容、共赢新理念,不仅提升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机遇,而且凝聚了世界其他国家搭乘和分享经济共同发展的快车。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影响日趋扩大。

从更深的层次看,由欧美西方国家主导的治理全球秩序的负面外溢效应日趋凸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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