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20-02-03 23:42:25

进入专题: 民族融汇     多元一体     轮流为主     华夷涵化  

李治安  

   内容提要: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基于长城内外农耕、游牧生产方式的世代并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等历史主动性和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首的大一统王朝。但元、清二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主脉所在,也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渊薮。唯有江南,能够充任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再发展空间。北方民族南下及其所建立的元、清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也携入不少主从隶属等落后旧俗,后者直接招致诸色户计“配户当差”及“君父”至上的复燃,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帝制独裁。

   关 键 词:民族融汇  多元一体  轮流为主  华夷涵化  第二条基本线索  national integration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ruling in turn  acculturation  the second basic clue

  

   民族和民族关系,向来是中外历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迄今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相关研究论著,不胜枚举。①笔者拟在前人诸多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农牧地理格局与多元一体融汇,后期轮流为主及华夷涵化,第二条历史基本线索与江南、北方民族角色等,谈一些粗浅看法,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农耕、游牧南北并存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汇进程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栖息在幅员辽阔的东亚大陆。由于东南临太平洋,北边是大漠及西伯利亚,西面为帕米尔高原,西南横亘着世界最高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崇山峻岭、荒漠和第一大海洋的四面围隔,致使中国的国土疆域相沿构成与大多数亚洲、欧洲及美洲古老文明距离甚远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广袤的东亚陆地内,又依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半干旱区以及青藏高寒区等大自然区,而且在植被、水资源等自然赐予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反差或不平衡。因地理环境复杂和经济生存条件差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大体步入种植族群和游牧族群的长期并存。根据栖息地的不同自然条件及传统,从事种植业的族群和从事游牧业的族群又呈现出地域上的分离。如《辽史》所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②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也说从东北向西南大致以长城为界,以南以东适合农耕,农作物茂盛,人口稠密;以北以西属干燥地带,不能直接靠种植为生,系游牧天地。③《大戴礼记·用兵》云,南部农耕民为“粒食之民”。④《汉书·匈奴传》称北部游牧民“随草畜牧而转移”,“肉食”。⑤长城内外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也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特色之一。这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融汇所依赖的基础性地理格局。

   五千年来,无论是民族范畴的中华民族,还是文化综合体的中华文明,无例外地呈现“多元一体格局”。⑥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应该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

   回溯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大一统进程。不难窥见,四次民族大融汇内几乎都曾有一段政权割据、族群纷争和族群交融,之后又多是政治大一统。夏商周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实现首次的夷夏蛮狄的民族融汇,其后迎来了秦汉大一统。东汉末到南陈是长达四百余年的割据分裂和“五胡乱华”,以及汉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民族融汇,其后来临的是隋唐大一统。晚唐五代宋辽夏金又为四百多年的政权分裂对峙和汉族、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第三次民族大融汇,其后就是元朝大一统及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明清鼎革和满族入主造成了汉、满、蒙、回、藏等第四次民族融汇,之后就是西方列强入侵,各兄弟民族携手抵御反抗,以及抗日战争前后现代中华民族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政权分裂和民族融汇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中难以避免的过渡路径,大一统则是它的升华趋势和发展成果。前者凸显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多元或不平衡,后者又显示中华民族多元融汇的政治总体走向。

   各兄弟民族和各地域子文明的血脉交融,汇聚互动,共同缔造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栖息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汉族,早期为中土不同族群先民融合而成,实乃多元一体的先驱典范。汉族人数最多,中原地区农耕经济最成熟,最富庶,文化最先进,对周边民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栖息在北部西部草原等干燥或半干燥地带,主要从事游牧及狩猎。因与农耕民交换的需要以及中原的吸引力,他们频繁挥戈南下,或入主中原,或内迁与汉族融汇。13世纪以后的蒙古族和满族甚至与汉族轮流登上中华大一统帝国君主的舞台。正如《读通鉴论》所云:“自拓跋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⑦王夫之所述主要是东汉末到隋唐黄河中下游的民族融汇,亦即第二次民族大融汇。不难窥见,历史上各兄弟民族之间虽然有军事冲突战争,但更常见的是贸易、聘使、和亲、风俗熏染等和平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吸收,血脉交融,联系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强大的内聚潮流,由内聚进而形成包括中原、江南、东北、大漠草原、西北、西南在内的全国性共同体。到近代,各兄弟民族携手抵御西方列强,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最终汇聚确定为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就是说,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是难以回避的历史逻辑与历史真实。

   扼要谈谈“征服王朝论”、“新清史”及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歧异抵牾。

   “征服王朝论”是1949年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导言中提出的,后经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村上正二等进一步充实完善。该理论认为:北方民族所建王朝大略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 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是也。二者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因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金、清较倾向于吸收。⑧

   1996年以来,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罗友枝(Evelyn S.Rawski)等提出的“新清史”,是美国近十年来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之一。其理论要点,一是重视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的利用;二是重视清朝统治的满族元素,挑战费正清、何炳棣的“汉化”和“朝贡体系”为主线的历史叙事,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中原王朝的区别,强调内陆亚洲文化自成体系及其在清帝国的地位及作用。

   “征服王朝论”和“新清史”说都存在片面性的缺陷。“征服王朝论”片面地夸大北方民族王朝“征服”或“渗透”的主导性,而与其双向涵化的观点自相矛盾。“新清史”则片面强调清王朝与蒙古、西藏、新疆等内陆亚洲间文化联系的重要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掩盖满族文化与汉地文化间的密切程度远超前者的历史事实。这种片面性被人为强化的背后还隐藏着某种危险倾向:有意无意地杜撰或企图构建“内陆亚细亚”文化本位,脱离历史实际地强调其自成独立体系,以此与中原王朝、与中华文明相抗衡或相割裂,从而弱化乃至否定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明,否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自古以来,依赖长城南北的自然环境,包括中土汉人和北方民族在内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先民,世世代代在东亚大陆上栖息和交往。北方民族所建王朝确实发生过多次西征和西迁,或在经营西部边疆等方面成绩斐然。然而,由于空间距离及交通比较便利,北方游牧经济与中原汉地农耕经济彼此间天然的互补性、依赖性,致使北方民族与汉地民众的南北经济贸易、文化沟通、使节往来、军事战争等颇为密切且越来越频繁。以“澶渊之盟”之后为例,从1004年到1121年的117年间,宋、辽互遣各类使节多达682次。⑨双方还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处设置河北四榷场,商贸繁荣,“互市不绝”。⑩其结果就是,这些北族王朝南下征战功业及其和中原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总体上远超其西部经略。况且,汉、唐王朝等在大漠南北及东北地区曾实行羁縻州、羁縻都督等形式的管辖。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之后,先后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等,有效地行使了主权。(11)今长城以北、东北、新疆、西藏一带相继进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汇进程。罔顾这些历史事实和汉唐以来在北部与西北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贸易、聘使、和亲、风俗熏染等方面的密切交往,以及中原王朝的较积极的经营,有意无意地杜撰构建“内陆亚细亚”文化本位或与中土相割裂的独立体系,以此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相抗衡,从而弱化乃至否定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难免歪曲历史。在这方面,国内学人的文化警觉和强烈回应,(12)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位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应当旗帜鲜明地批评其“内陆亚细亚”文化本位或自成独立体系等错误,不断丰富、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汇研究,形成符合历史真实的主流话语。

  

   二、后期的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主和元“内蒙外汉”、清“内汉外满”

   在前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以及随后的大一统进程中,多数情况下是人数众多、经济文化先进的汉族王朝掌握主导。然而,东汉末到南陈和五代辽宋夏金两次“五胡乱华”,都造成二三百年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以及汉族王朝的南渡。特别是元和清,分别为13世纪蒙古族入主和17世纪满族入主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堪称五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体现了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进程中北方民族的历史主动性,也揭示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和近千年来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

由于蒙古贵族和满族贵族先后入主并建立大一统王朝,在蒙古人和满族人较多汉化的同时,汉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蒙古或满族文化的影响。(13)就是说,元、清两代多元文化的交流影响,并非单向文化流布,而是呈现华夷涵化。所谓华夷涵化,就是蒙汉、满汉两种以上不同文化间的涵容浸化、互动影响的意思。“元代社会可说是汉人与非汉人,以及汉文化与非汉文化的大熔炉”。(14)诚然,因文化积淀、族群规模等差异,汉文化对蒙古人或满族人的影响颇为深重,汉人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较为有限。这是元、清两代以蒙古人或满族人为政治核心和汉人占多数基本格局下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的同时并存,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华夷涵化的基本风貌及走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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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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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9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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