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磊:精准扶贫中的家国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 次 更新时间:2019-12-08 12: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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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磊  

   作者简介:王雨磊,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欧美的家国领域泾渭分明,中国的家国关系同构同伦,在现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视域中有必要重新梳理并反思家国关系议题。中国的家国关系在民族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但是作为社会底蕴的家国传统,仍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时机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本文以精准扶贫为例,详细阐释了国家介入家庭发展的时机,家庭为公共生活培育公共德性的路径,以及家庭与国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缺乏一种对等的权责关系。重拾家国传统,并非意味着要将传统思想资源直接对接到当下的社会实践中,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与社会框架中重构家国关系,以服务于今后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

   关 键 词:精准扶贫/家国关系/儒学传统/国家治理/社会建设

  

   一、研究缘起

  

   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公共领域是一个独立于家庭和国家之外的第三空间。国家与家庭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它们之间最好泾渭分明,并且遵从不同的逻辑与伦理。溯其源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立论中就指出:“有人说城邦政治家和君王或家长或奴隶主相同,这种说法是谬误的”,①随后,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如何在家国殊途的路径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政体理论。②然而,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是沿着“修齐治平”的路径开展的,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③中国传统中并无社会的概念,但是却有社会之实,潘光旦认为,“今之所谓社会,昔家与国及家国间相互关系而已”,④也即是说,中国的公共空间源于家国之间。社会不外于家国,而存于家与国以及家国之间,家与国居于公共生活的两端。社会空间与家、国消融于一体,而不像欧美社会那样国家、家庭与社会分立于三个独立的领域。由于三者共享同样的伦理、道德,所以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以伦理组织社会,西洋自始即重视团体与个人间的关系,而必然留意乎权力(团体的)与权益(个人的),其分际关系似为硬性的,愈明确愈好,所以走向法律,只求实事确定,而理想生活自在其中;中国自始就不同,周孔而后则更清楚地重在家人父子间的关系,而映于心目中者无非彼此之情与义,其分际关系似为软性的,愈敦厚愈好,所以走向礼俗,明示其理想所尚,而组织秩序即从以奠定”。⑤

   中国的社会空间源于自己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的推延,齐家与治国处于修身与平天下的中间。《大学》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社会中家国殊途,在中国社会中家国同构。中西不同的家国关系造就了它们在公共生活和国家治理上的两种路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中,我们应该认真检思中国传统的家国关系。

   家国关系的检思是群己关系研究的深化与推进,社会学研究对于群己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独特的社会关系称为“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⑥差序格局并不是单指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其本意是指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因为只有这样,中西才具有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对比。⑦在差序格局的基准上,家与国被视为己的外推,这种外推一方面蕴涵着家国同构的理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家与国的边界并不清晰,那么,在家国关系中,国家应该在什么时机、以什么缘由和名义切入家庭生活?家庭又如何支撑国家治理的公共性?家庭与国家如何确立彼此的责权分担?

   考察家国关系对于家庭研究和国家研究都是极为必要的:家庭研究需要兼顾国家治理的维度,国家研究需要兼容家庭生活的立场。家庭与国家的对照关系是公共治理展开的基础,作为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家国关系需要在具体的时代与政治社会背景中考察。首先,家国关系中的家庭与国家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今天的家庭已经不再是主干家庭,而是以核心家庭为主,2016年中国家庭的平均规模为3.35人,3人及以下的家庭户数量占到70.2%;⑧昔日的国家也不再是分封国或皇家之国,而已经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其次,家国关系具有诸多面向,本文希望考察其政策面向,考察其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的互动关系。最后,本文不仅只是停留在对家庭与国家进行一个静态的伦理关系考察,更希望揭示其在治理过程中的动态关系。

   本文将以精准扶贫为例,精准扶贫的成效特别需要家庭与国家相互配合。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贫困人口持续下降,剩余的脱贫任务更加艰巨,如何更好地瞄准贫困、治理贫困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重要的研究与决策议题。中国的扶贫活动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扶贫的诉求是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中生发出来的,即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分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改革以来维护社会公正的国家目标相违背,为了修复和再生产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国家从1986年正式开展大规模的扶贫工程。然而,在精准扶贫进入家庭之前,扶贫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当扶贫项目进入家庭之后,则实实在在地与私人领域的诸多价值、伦理和情感等问题正面遭遇。从乡村社会的扶贫现状看,扶贫项目的精准化程度已经被不断下沉和推进,不仅到村,而且已经入户,扶贫项目的目标、过程和考核都已经与家庭严格对接,从而实现精准脱贫。⑨国家扶贫深入家庭之中,需要我们认真审视精准扶贫中的家国关系,只有更为准确地确立了家与国的彼此责任分担与治理权属,才能更好地落实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并实现最终意义上的治理价值与脱贫目标。只有家庭与国家在施政伦理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激活基层社会的伦理资源,增强国家治理的社会认受性,并进而再生产国家的政治合法性。⑩

  

   二、变迁与传承中的家国传统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伴随着国家与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在此过程中发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去魅”,西方社会的去魅是个人从上帝所主宰的神意世界中独立出来,而中国社会的去魅则是从家国天下的连续统中挣脱出来。家国天下的隔绝为现代国家的理性铺垫了基础,同时家国天下需要在新的理解和建构之中重新关联,既划清各自的疆域,又互相制衡。(11)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家国关系在民族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国家一直在前进,家庭一直在退缩,国家在挤压并利用家庭的资源与传统。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国家一直试图鼓励个人从家庭的藩篱和规制中挣脱出来,这既是为了革命与战争,也是为了生产与建设,同时,国家在诸多现代职能上在试图取代家庭,比如国家建立日益完善的国民教育,以取代散落于家族之间的私塾教育;国家建立了基于个体的身份制度,以取代原本个人依附于家庭的身份系统;此外,国家还在日益取代或者接手家庭的社会保险等部分功能,在20世纪后期,国家甚至全面干预家庭的生育计划。与此同时,现代国家鼓励的平权运动、教育现代化等都在切实削弱家庭的规模、范畴与功能。潘光旦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了这些变迁过程:“个人主义与家庭之安全相抵牾,其过当之发达即为近代家庭制度崩溃之一大原因,以浪漫生活为重之社会,婚姻之成就难而解散易;然婚姻之形式虽衰,而男女滥情之结合日滋月盛,浸淫至以婚姻为儿戏,视家庭责任为畏途”。(12)

   放眼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家国关系,不论是1949年以后的全能国家体制和集体政治经济生活,还是具体指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中国的家国关系都呈现出“国进家退”的格局。但是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枢纽和核心要素,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组件。剧烈的时代变迁并没有完全改变家庭传统的节奏与主题,家庭非但没有湮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反而在时代与社会转换节奏的当口,时常崭露头角并发挥关键性作用。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正是重启并借用了家庭传统,这才得以让中国的经济社会走上复兴的路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对于家庭作为社会早已施行和默认的生产单位的政治认受。改革以来,正是作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家庭,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与全球化。以打工家庭为例,即使在空间上高度分散,随着市场经济在地域上的分配呈现高度流动性,但是基于家庭内部超越空间的稳固的亲缘及血源性的凝聚力量,它们仍然具有高度统一的家庭信念以及高度娴熟的家庭分工与团结。(13)李银河在20世纪末对北京一个大家庭的复杂关系进行个案分析后曾乐观地预言,伴随着家庭核心化趋势,传统的中国家庭关系终将逝去,家庭主义也不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与西方家庭之间的区别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最终二者将趋于一致,然而10年之后,由她执笔的关于五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调查报告却挑战了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除了在某些方面印证了中国家庭关系的特征之外,更重要的发现是中国家庭关系的特异性及其与现代化伦理的背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彻底地现代化了,中国的家庭关系还会保留其无与伦比的重要性。(14)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家庭传统具有一以贯之、相对稳定的社会传统,尽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构建家庭的质料会有所改观,但是家庭的精神内核却相对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家国互动的传统也并未全然消失,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作为社会底蕴的家国传统,随着社会格局、时代旋律的变更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并在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特定历史时机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陈映芳的研究对“知青回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知青回城运动最后能在威权政治格局中峰回路转地获得上下各方均能接受的结果,与它在价值规范领域的运作不无关系。(15)知青在多次请愿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向自己敬仰、信赖的大家长倾诉心声的形式,诉说自己的苦难,并提出自己的诉求,同时“回城”大多是以情感化的“回家”来表达的,一个事关社会公平、知青福祉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转化为亲子团聚的人间常情、家庭伦理问题。因此,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家庭成了一个共同的中间选项,家所蕴含的某些传统的道德性,不仅可以中和不同价值观间的对立,而且也在伦理规范层面具有去政治化的实际功效。除此之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政策的转型有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政策群,比如探亲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港澳同胞探亲,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改革以来的经济建设与海外境外归侨对家乡的捐赠、投资和赞助等活动密不可分,黎相宜等的研究揭示了移民对家乡的捐赠并非源源不断,而是受到移民群体在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社会境遇、侨乡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等中观因素的影响。(16)

   策略固然是在一时一地的社会境况下的最优行动选择,但社会行动最后得以顺利汇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秩序,其缘由必然根植于更为宽广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知青回城的成功逆转,是因为家庭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面上,实现了个人与国家的深度联结;海外境外华侨愿意投身祖国的经济建设,抛开经济收益的因素(捐赠是一个奉献为主的社会行动),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在于通过祖籍地的家庭认同,确立了他们对祖国的国家认同,以此为基础开展了更为深度的社会交往、经济合作与政治联结。

家国关系尽管在奔流不断的社会变迁中面目俱新,但是联结家庭与国家之间的认知、情感与价值,则稳定地存续于时代更替的文化传承之中。这就像是树叶与树根之间的表里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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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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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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