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 次 更新时间:2019-12-05 07: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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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  

  

   技术进步会改造传统金融业务,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金融业务,同时也对公共政策提出了很多新挑战、新要求,会导致公共政策有很多新变化。

  

   近年来,IT技术发展非常迅猛,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都在快速发展,特别是近来热度很高的区块链技术。当前金融界用得比较多的词是FinTech,最近又出了BigTech。另外,由于新信息技术所产生的金融业务多种多样,有P2P网贷、crowdfunding(众筹)、电子支付等。总之,技术进步会改造传统金融业务,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金融业务,同时也对公共政策提出了很多新挑战、新要求,会导致公共政策有很多新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经过两年左右的讨论,在2018年底BIS发表了题为《金融大科技公司与公共政策挑战》(BigTech in finance and the challenge to public policy)的报告,主要强调BigTech的发展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我今天两小时的讲座来讲,该报告中提出的公共政策范围过于宏大,我想还是集中讲讲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政策部分。

  

   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尤其在电子支付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央行和监管部门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新的动作,特别是较早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展数字货币的研究,以及2017年相继停了ICO业务和比特币在国内的交易平台等,也引起了国际上高度重视。这些事件都导致国际上希望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情况,中国金融管理当局都关心哪些内容,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什么。

  

针对新技术发展的金融政策一般原则


   金融业本质上就是信息产业。金融业把信息处理看做是一种手段、工具,是一种科技对金融的支持,同时也确实认识到,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产业(IT)的发展。而IT界有人认为金融业就是信息产业。首先,金融业处理的东西,早期还有现金、黄金、保险箱等实物的东西,但之后的金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M1、M2,由于计算机化,所以都变成了计算机里的数字表达。其次,金融产品的定价,不管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决策,基本上也是一个信息处理行业。再次,金融交易,如果去上交所、深交所和外汇交易中心一看就知道,基本上全是数据处理和网络化通信在运作,以至于交易大厅早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保留下来或者是为了有时可以参观一下留作纪念;或者是有时作为开会搞活动的场所。此外,从IT行业来看,IT都有用户界面,可以认为银行、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就相当于IT系统的用户界面,按终端屏幕的信息去跟用户打交道的地方,但是核心系统是IT,包括ATM也是一种信息系统跟用户打交道的界面。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中国四大银行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的发展基本上也可看出,凡是IT抓得好的银行,或者说投资去用大系统的,发展就快。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金融行业跟IT的关系都太密切了,因此必须高度重视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须对新技术非常敏锐,要有高度的支持性,同时新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宽容失败。因为新技术应用会有失败,也有些技术还没有投产或者还没用好,就已经被另一种技术替代了。当前所热衷的东西未来究竟是什么情况,还很难说。比如,人民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Telecommunication是未来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一个核心关键,因此就开始着手抓卫星通信。当时地面通信尚没有好的技术,地面通信的传输力、可靠性和成本当时都不行,所以就搞了卫星通信,而且要从卫星地面站抓起。可是这个系统设计的400个C波段卫星小站还没有铺完,配套的设备系统还没有完全建好,就已经被后来的KU波段卫星通信和再后来的同轴电缆及光纤地面网替代了。这说明新技术的应用有风险,对此要宽容,应用系统的发展必须通过使用这些新技术向前推进,可能失败,也可能白花钱。这样的情况在金融科技应用里面有大量的实例。我上世纪90年代初参观国际上某家银行的数据中心,当时有一个词叫“磁盘农场”,就是说有大厂房(大概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被称作“农场”,里面放的全都是磁盘组,用作数据存储。作为磁盘的后援,还需要几千个磁带盒作为更为海量但速度慢些的存储支持,并为这个存储支持而专门设计了机器人或机器手。一台机器那时候都是上亿元的价格。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技术,但也就持续了五六年,就被所谓的早期云存储取代了。

  

   金融业要对自己的技术需求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轻易受IT供给方的推销宣传所左右。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搞技术创新的人都会宣传自己的新发明、新创造、新产品,当然宣传的目的是希望别人去买,而金融系统历来都是IT技术的大买家。国际上IT技术供应的大公司,一度最重视的就是金融业客户。随着社交网络、视频等出现,银行系统在信息流量方面的占比已经下降了,但是,金融系统仍是大买家,所以IT发明创造了新产品,向金融业推销的力度仍是很大的。有些创新技术发明商在推销时往往强调这是革命性变化、颠覆性创新,或者是关乎国家安全。对此,金融业自己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不能错过也不能误判颠覆性创新。与此同时,从全球来看,尽管技术发展很快,但真正出现颠覆性创新的并不是太多,多数还是一种所谓的线性发展,就是一步步往上走的,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数线性发展的。如果真是出现颠覆性创新,不光是在技术应用方面,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框架,包括公共政策和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都会受到根本性的颠覆。当然这两者之间可能界限模糊,不完全是一目了然的。尽管供给方对新发明和新产品制造方面的推销,以及希望付诸应用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对此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也要清醒认知社会上存在着推销贿赂、打舆论战以及政治游说。事实上,若干大金融机构分管科技的副行长或者科技部门的老总,身边源源不断地围绕着各种供应商,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这几年抓的腐败案子里,也有收受科技产品推销贿赂的案例。推销者往往夸大自己产品的性能、必要性,以及产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等。另外也会有排斥对手的做法,包括在推介国产芯片、国产加密产品时,可能会说其他厂商的产品对国家安全负面影响非常大。确实应高度关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但其中或许也不乏夸大之词。其做法实际上是在自身技术赶超方面还没有足够雄厚的实力,希望通过行政办法挡住竞争对手,对这种倾向应引起注意。也有人试图通过媒体和舆论战对政策产生影响,甚至动用水军来打网络舆论战。看着好像是产品、技术创新方面的内容,但是后面隐藏的利益也是不简单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亚黑海巴尔干央行俱乐部曾经有一次讨论,介绍了网络巨头寡头化(oligarch)的问题,主要是说某些IT企业及网络巨头如何对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又是如何主动与他们挂钩的。很多政治游说(lobby)会对金融政策产生影响,其中包括金融技术的采购和应用问题。

  

   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应主要依靠民间的研发力量,依靠市场竞争来优选和更新换代。从政策制定来说,总体要对IT保持敏锐、支持和宽容。技术的优化选择要依靠市场和民间的力量。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谁也不能在事前预估得准确和周全,技术选择也很有可能失误。回顾历史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从发展历程来看,如前所述,多数技术发展实际上还是线性发展,还是沿着历史的足迹逐步发展并更新换代的,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第二,通过历史可以研究技术选择问题。虽然金融业“财大气粗”,最先进的东西都敢买,但是选择上还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商业机构的选择出现失误还相对易于被接受,但如果是政府选择或央行选择,一旦失误就有很大的声誉风险。从金融界来讲,央行、监管部门尤其重视声誉,特别是央行。因为央行的声誉不光体现在科技路线上,更主要的是事关货币政策的声誉。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跟公众沟通,传递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定力。如果央行声誉受到损失,包括在搞数字货币时,如果有声誉损失,很可能其影响远非投资受损和技术系统报废所能衡量的。

  

   央行在技术选择方面,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角色。首先是自身技术能力的供给问题。当新技术出现时,大家都有积极性,央行、监管部门也都会有积极性,但要看到真正实力强大、能够吸引人才的创造力还是在市场、在民间力量。央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帮助建立竞争性环境,使得最优的技术顺利凸显和发展,通过竞争选优来实现应用更好的技术。也有可能未来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不存在最后的优胜者,而是因为进步速度很快,使得一种技术在某一个阶段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还会有另一项新技术出来,一浪接着一浪地往前推进。而且有可能在同一个时点上有两三项技术比较占优,但是并不见得谁能够有绝对占优的局面。这在科技上也是常有的现象,有可能在中间产生一种协调、通用、可切换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彩电时,彩电主要有三种制式:美国的NTSC,欧洲的PAL,俄罗斯和中东的SECAM。中国当时正好在选技术制式,但不容易选,因为选择就必须有取有舍,一旦选完了就不好改。当时中国选择了PAL,后来电子技术能力提高了,出现了能够把三种制式统一在一起的自动切换的IC芯片,结果问题就都解决了。手机也是这样,二代手机到三代手机,有GSM系统、CDMA系统(码分多址),多址技术又分CDMA、TDMA和FDMA。最开始GSM和CDMA是非此即彼,后来出现了一种手机是双卡双待,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有可能同时有两个技术不相上下,或者争得不可开交,在此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统一融合或可切换的兼容性措施,使得它们能够共存。

  

关于BigTech

  

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先抢流量再说,最早是先抢点击率,后来是抢流量、抢客户、抢份额,占了大头再说。在抢流量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烧钱”现象。对此,我们提出可以参照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做法来加以应对,以利于公平竞争。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事后会造成损失。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譬如在共享单车市场。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从补贴和低价倾销的角度来说,WTO用的概念是反补贴(Countervailing)和反倾销(Anti-dumping),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具体的区分。当前因为全球正关心WTO改革,所以补贴概念也非常受到关注。一种补贴是政府补贴,这种补贴有一部分是允许的,比如基于社会目的或扶贫,但若是对竞争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补贴,一般是不允许的,所以在农业补贴上分成了绿箱补贴、黄箱补贴、红箱补贴,明确规定了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可以研究的,哪些是允许的。另外一种补贴是交叉补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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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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