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铭记历史,共创未来——新中国经济的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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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进入专栏)  

   在过去70年,我们国家始终是在艰辛探索和应对挑战的努力中度过的。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体制,曾使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和难以克服的困难。只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才使我们取得了今日的成就。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1]

   同时,也只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砥砺前行,才能应对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再上层楼,实现中国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梦想。

  

   “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部署取得了巨大成功

  

   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就确立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分两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第一步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第二步再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就是允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的混合经济[2]。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宣布了这一方针[3]。在具体的过渡时间上,基本的想法是"先搞10年、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4]。

   虽然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共中央仍然坚持了原来的方针,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明确规定为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刘少奇在阐释这一战略部署时指出,十年经济建设时期,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基本上没有变化,五种经济成分都要发展,基本关系不能有大的变化。十年过后,工业、农业大发展了,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加强了,我们才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5]

   在1950年-1952年期间,虽然中国的战争负担沉重,具体工作也不免存在偏差,但是,由于坚持执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部署,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都得到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三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由466亿元增至827.2亿元,年均增长21.1%;国民收入总额从358亿元增至589亿元,年均增长19.3%;人均国民收入由66元增至102元,年均增长15.6%;[6]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普遍改善。经历多年战乱、灾祸纵横的中国,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使社会各界人民欢欣鼓舞,充满信心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对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充满期待。

  

   完成“三大改造”及随后的曲折

  

   巨大的成就往往容易使人们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滋长虚夸冒进的思想。“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战略部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来的战略部署很快就被“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所取代。

   1952年底到1953年初,朝鲜战争可望结束、土地革命基本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开始酝酿了。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10月,毛泽东在与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时,点明总路线的要旨在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扩大国有制,将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8]。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写作的纲领性文件《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就明确“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9]。

   1955年,毛泽东提出加快农业合作化,这样,合作化在1956年就实现了。合作化运动使个体农民消失,也使私人工商业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执委会成员座谈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上,号召工商业者“准备共产”,即实现国有化[10]。这样,工商业资本家纷纷提岀申请,要求国家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形式对自己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之后的企业转归国家支配,原来的企业主只是在收取固定股息的形式上表现出拥有一定的股权。在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下,原来预计用三个五年计划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过渡任务,只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几乎消灭了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使以国有制和准国有的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惟一基础,苏式集中计划经济制度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在这种体制下,原来还有某些经营自主权的国营企业完全变成上级行政管理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都由上级主管机关决定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主动性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在当时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的讨论中,许多经济工作领导人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对这样的经济体制都啧有烦言。

   1956年,苏联体制的严重问题在斯大林去世后被揭露出来,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计划体制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于是,党政领导决定对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加以改革。但是,对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应当向哪个方向改革和实施哪些调整,出现了多种意见。

   具有广泛影响的观点,是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某些市场的因素,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经济工作主要领导人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对僵硬的集中计划经济进行调整,形成一种“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格局[11]。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则在1956年以《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12]两篇论文为开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系,认为国家应当只掌握投资于扩大再生产的“大权”,而在简单再生产范围内做出产品品种规格等决定的“小权”则应交给由企业自行掌握[13]。对问题看得最深刻的是中国重要的理论家顾准。他在1956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14]。

   在20世纪50年代,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起指导作用的是毛泽东的意见。他在195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提岀,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15],因而改革的根本措施就是,力求在保持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下放权力,以调动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形成了分权型计划经济制。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修改了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不仅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作“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还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义”的总路线。会议调整了 “二五”计划的指标,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由五年增长35%提高到2.7倍以上,对钢产量的要求由1962年达到1060万吨到1200万吨提高到8000万吨。这样,在“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这立即引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大干快上,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浮夸和“共产风”盛行,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只是一堆邀功的虚夸数字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命损失。

   1960年秋季,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三年的调整,经济才逐渐稳定下来。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促使改革观念的形成

  

   然而,正在人们为经济秩序恢复感到欣慰之际,新一波的极"左”浪潮又汹涌而至,这就是从1966年开始、延续了整整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经济上,“文革”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16]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380.56斤,比1966年379.14斤仅多1.42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的408.58斤减少28.02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3.19斤,低于1966年的3.52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的5.13斤减少1.94斤)。各种布的人均消费1976年为23.55尺,比1966年的19.89尺略高一点(但比以前最高的1959年的29.17尺减少5.62尺)。

   科技和教育事业岀现严重倒退,由于学校长时间停课和科研机构被大量裁撤,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出现了长期空白,科学技术停滞不前。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为2.3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17]。

   1976年爆发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总体上还停留在感性层面上,在那以后,思考和讨论就逐步向体制和路线方针深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派岀了大批领导干部赴国外考察。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同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令人惊异的差距,这使他们认识到,20年的停滞不前使中国大大地落后了。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18]才解除了 “两个凡是”[19]的思想束缚,有识之士逐渐找到了问题的体制性根源。

   为了挽救危亡,必须对僵化的体制实施改革,这在领导层中形成了共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月-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20]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20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21]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做岀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一场广泛深刻的改革大幕就此拉开。

在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其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为改革进程制定了总体方案和时间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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