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建国初期,共产党如何迅速而标本兼治地解决了民国的通货膨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5 次 更新时间:2019-10-14 20: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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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诞生:危机的终结还是延续?


   中共建党以来就长期被苏共指为“农民党”,理论上接受苏共提出的只能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演变而成新民主主义战略,但这一战略设想却在占领大城市之初就已经陷于困境之中——从下文可见,以如此高企的恶性通胀、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试图通过私人资本来实现工业化,几乎没有现实可能性。按照经济常识,这个靠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无论宣布何种体制,只要在剩余过少、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推进现代化,就难免遭遇城市资本与乡村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对抗性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情况堪比今日之亚非贫困国家:1949年工农业生产总值456亿元,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84.18元;社会总产值548亿元,每人平均社会总产值101.17元;国民收入总额358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6元。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且农业产值基本上全部是由传统的手工方式生产的。1949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142斤,而世界平均水平154斤。另据资料显示,该年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为150万人,除此之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

  

   继续考察可以发现,新政府当年若沿着民国没有走得通的民族资本主义方向继续走下去,其经济基础很难支持其走出从民国延续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

  

   一方面,刚进占大城市、仍未结束战争的新政府刚一算经济账就立即发现:财政赤字支出以及中央政府货币增发的压力比国民政府有增无减。超越意识形态地看,这与民国晚期的宏观经济困境如出一辙——财政高额赤字得靠增加纸币发行才能弥补;遂使货币贬值压力立显。

  

   据陈云讲,1949年,财政收入相当于粮食303亿斤,而财政支出却达567亿斤,赤字264亿斤,赤字占总支出的46.56%;若剔除东北,则关内财政赤字更高达占全部支出的65.97%,换言之,关内每支出1元钱,仅有1/3来自于财政收入,其余2/3都要靠增发货币。人民币自1948年12月开始发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内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270倍。

  

   另一方面,刚刚结束战争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与民国时期相比,已经发行的货币更加缺少物资基础。

  

   农业上,由于连年战争及自然灾害,1949年,全国牲畜比战前减少了1/3,主要农具减少了30%。农村劳动力明显减少,仅华北地区,就比战前减少了1/3。全国受灾农田达12795万亩,约占当时总耕地面积的8.71%,粮食总产量由战前最高年份的15000万吨下降至1949年的11218万吨,棉花产量由1936年的84.9万吨下降至1949年的44.4万吨,油料产量由1933年和1934年的507.8万吨下降至1949年的256.4万吨,大牲畜存栏头数由1935年的7157万头下降至1949年的6002万头。灾民达4000万人,其中无吃缺吃的灾民有700万人。1949年12月中旬,华东、华北因旱涝灾害而缺粮,根据最低限度的估算,华东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共29亿斤。

  

   用于工业生产的物资也被大量劫掠或破坏,工业生产比战前显著下降,由于工业品稀缺,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比1936年扩大了45.3%。1949年工业总产值比1936年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尤为严重,钢铁生产1949年比1943年降低了90%,煤炭生产1949年比1942年降低50%。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钢铁工业只剩7座平炉、22座小电炉,生产能力所剩无几;发电设备总数仅剩114.6万千瓦左右,全国全部工业固定资产仅剩124亿元。

  

   此外,国民政府将相当部分的机构和物资撤到香港,其中有29家国家垄断企业,包括垄断旧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旧中国最大的海运公司——招商局轮船公司的香港公司;负责矿产品出口的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及国外贸易事务所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系统9行局,资产净值共约2.43亿港元。

  

   基础设施方面,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交通周转运输极为不便,加剧了重要物资的区域性短缺。1949年,中国只有干支线铁路26878公里(包括台湾省的913.7公里)。公路同样数量少、质量差。

  

   据1950年的资料统计,全国国道、省道共149000公里,其中通车里程86000公里,与国土陆地总面积相比,平均每100平方公里只有1.6公里公路。公路中,已铺路面的公路只占总里程的30%,而且绝大部分只是用碎石或砂卵石等铺的低级路面,其中60%以上是土路。航运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解放区(西南、华南地区未计入)运输轮驳船共有2357艘,38.1万总吨。

  

   而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其他海外地区的轮船合计448艘,78.2万总吨。航空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进入初创阶段。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战前1936年的52.7%。

  

   不仅物资匮乏,由于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几乎全部黄金储备,央行中本就不多的硬通货储备基本降至零,新政权几乎没有回笼货币的手段。根据《人民日报》上的一份研究结果,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市两,银圆1520万元。根据李宗仁回忆,1948年年底,蒋介石命令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圆、外币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上海解放后,中央银行被接管时,只剩黄金6180两,银圆1546643枚,以及少量外币。

  

   因此,处于中国的解放区政权在物资和硬通货严重匮乏下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建国初期用人民币衡量的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先后发生4次大的物价波动。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的一年里,石家庄、北京等13个城市批发物价的综合指数上升达73.84倍,最高如石家庄上涨达85.4倍,较低的如郑州也上升65.83倍。天津以1949年3月为基期,到年底物价上升了35.18倍。

  

   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民生的基本物资——粮食,和工业的基本物资——纱布,这两项重要的物资不仅带头波动,并且随着增发货币量的累积,呈现出物价上涨幅度加速的趋势。

  

   以上论述,都不过是表明了我们多年来强调的两个观点:一是高通胀危机主要爆发在现代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二是危机压力下的私人资本不仅会顺周期做空,而且会把资金从实体生产转向投机经济。这两点,从新中国呱呱坠地之际就很明显。

  

   总之,随着政权更迭而刚刚问世的人民币是新中国的主权货币,需要在国内树立其作为主权货币的信用;如果国家货币信用建立不起来,那么与货币信用相对应的国家对内政治权力就是不完整的。

  

   如何在一片生产萧条、投机活跃的地基上盖起经济基础结实的大楼,并以其支撑完整的国内政治主权,是国民政府付出了政权失败的代价也没有解决的问题;新诞生的中国政府何以做到?中国人欣赏毛泽东诗词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但那只是诗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浪漫主义的表达,学者则必须给出合乎经济理性的客观解释,其形成的机制和规律归纳才有可能指引后人在与时俱进的困难面前“而今迈步从头越”。

  

二、人民币“维稳”:“物资本位”破解纸币危机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出乎意料地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标本兼治地成功应对了民国延续十多年的长期通货膨胀。

  

   对此应该问的是:一个革命起家的执政党、近乎一穷二白的国家政权,尚未完成国家统一就遭遇朝鲜战争,在迎战以联合国军为名的16国军队的同时被西方全面封锁,如此内忧外患之际拿什么来实现自己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

  

   就当时的经济形势来看,打仗和过日子是矛盾的:要打仗就得增发货币保证军需,但增发货币就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会影响经济运行,日子就没法过好。

  

   基于这种情况,1949年4月,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因为物价上涨压力大,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这其实相当于顺周期“做空”。但中共领导人后来采纳的陈云的观点恰恰相反,是逆周期“做多”。陈云认为,长期来看,随着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和各地生产恢复,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是能占据主动地位的,则眼下增发货币就不必担心形势失控;更何况,控制通胀的物资采购也需要增发货币来购买。

  

   实践证明,政府直接出手“做多”,亦即“逆周期调节”,是走出危机的主要经验。

  

   不过,体现政府理性做逆周期调节,得有一定的条件,否则就很容易南橘北枳。后人历经多次危机,特别是看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欧日中都相继推出大规模增发货币的QE(量化宽松)政策,才有所理解:陈云1949年面对危机的主张本身,所体现的就是应对危机挑战的“政府理性”——只有在借助国家政治强权直接向纸币做信用赋权的条件下,政府才得以做逆周期调节。

  

   但是,可与之比较的是,当年国民政府也曾大规模增发货币以期实现逆周期调节,却政权覆亡。

  

   由此可知,国家主权“完整”作为前提条件的必要性:只有奠基于全民被革命战争充分发动起来、对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人民政府,才能构建出这类体现综合理性的双赢结果。

  

   从实际过程来看,建国初期保卫人民币的主要机制,可以梳理如下:

  

从短期看,主要依赖于军事政治权威。其一,直接对资本集中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占有一切官僚资本和跨国资本的财产,最低成本地建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有资本制度体系;其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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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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