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铎铎:全球通货膨胀的根源和走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22: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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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铎铎  

  

   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陡然升温,已经从个别经济体蔓延到全球。随着通胀高企,很多国家出现示威游行和罢工潮,抗议生活成本飙升,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这可能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经济社会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汤铎铎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本轮全球通胀是全球经济大变局的自然演进,有其深刻而复杂的长期根源;全球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已经发生逆转,出现所谓反向货币战争的新特征;各国都在极力拓展和争夺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增强自身经济韧性;通货膨胀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对于个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是严峻考验。

   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问题

   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形势陡然升温。截至5月份,全球月度同比消费价格指数(CPI)大于10%的经济体超过40个,大于5%的经济体超过80个。其中,5月份黎巴嫩和委内瑞拉的月度同比CPI分别高达211%和167%,土耳其为61%,阿根廷为45%,都处在非常高的位置。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看,6月份美国月度同比CPI为9.1%,欧元区为8.6%,日本较低为2.4%。我国6月份月度同比CPI为2.5%,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全球目前月度同比CPI低于3%的经济体不足20个。通货膨胀已经从个别经济体蔓延到全球,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随着通胀高企,很多国家出现示威游行和罢工潮,抗议生活成本飙升,要求提高工资待遇。2022年6月7日韩国货运卡车工人罢工,6月18日加拿大铁路工人罢工,6月18日英国伦敦爆发大规模游行活动,6月20日8万比利时工人在布鲁塞尔游行示威,21日、23日和25日英国4万名铁路工人罢工。由于通胀问题导致游行示威和罢工潮的国家还包括: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阿根廷、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和突尼斯等。游行示威和罢工潮在全球不断蔓延的同时,在一些国家还在加剧和恶化,可能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经济社会动荡。

   全球通胀升温引起各方普遍担忧。2022年5月1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CNBC)联合发起的民调显示,高达94%的美国人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有44%的被调查者感到十分沮丧。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强调,应对通胀是其施政的首要目标。6月21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泽温(Christian Sewing)指出,通货膨胀是其最担心的问题,归根结底,通胀是全球经济的最大毒药。在2022年6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世界银行认为全球滞胀的风险正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再次面临严峻挑战。

   各经济体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立场

   面对全球通胀的蔓延和恶化,很多中央银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在发达经济体中,2022年以来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韩国和挪威等启动加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胀形势更加严峻,其中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巴西、智利和斯里兰卡等去年就已启动加息。截至2022年上半年,全球已有超过70家央行开启加息进程。

   在通货膨胀持续上涨1年,从不到2%涨到超过8%之后,美联储终于在2022年3月开始加息。3月16日首次加息0.25个百分点,5月4日第二次加息0.5个百分点,6月15日第三次加息0.75个百分点,7月27日第四次加息0.75个百分点。四次加息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0-0.25%升至2.25%-2.5%。加息的同时,美联储也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美联储首次加息即同时表示,预计会在5月议息会议开启缩表。5月议息会议美联储如约开启缩表,决定从6月1日开始减持国债、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同时发布《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计划》。该计划遵循2022年1月发布的《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原则》,采取渐进的、可预测的被动缩表方式,不是主动抛售资产,而是减少到期本金再投资。该计划设定每月最多减少300亿美元美国国债、175亿美元机构债,三个月后月度缩减上限均提升一倍,即600亿美元国债和350亿美元机构债。如果该计划能够如期顶格执行,那么到2022年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将缩减4275亿美元,到2023年6月将缩减9975亿美元。

   欧洲央行6月9日公布政策决议表示,将于7月1日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下的量化宽松政策,并且在7月21日的会议上开启加息,将三项主要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欧央行还预计在9月份再次上调关键利率,如果中期通胀前景持续或恶化,9月份会议会有更大的加息幅度。7月21日,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加息0.5个百分点,将存款机制利率提高至0%,边际借贷利率提高至0.75%,主要再融资利率提高至0.5%,结束了长达8年的负利率操作。

   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相比,日本央行维持着更为鸽派的政策。日本央行对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的坚持,成为6月份市场关注的焦点。为了捍卫“无限量购债”的承诺,日本央行6月购买了创纪录的14.8万亿日元国债,其持有的日本国债超过总量的50%,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10年期日本国债价格已创下自2013年以来最大跌幅,6月15日日本国债期货更是触发熔断。虽然面临来自市场的巨大压力,但是日本央行在最近的会议上仍坚称,由于日本经济仍未走出低迷,现在收紧货币政策还为时过早。

   全球通胀肆虐之际,中央银行加息潮如期而至。作为全球通胀的主要策源地,美联储加息步调明显偏慢,“落后于经济形势”(behind the curve)。受制于庞大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复苏的不稳固,无论是加息还是缩表,美联储的紧缩空间都相当有限。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程度低,意大利等高债务、低增长国家经济非常脆弱,欧洲央行更是投鼠忌器。日本经济复苏进程相对滞后,政府债务负担尤为沉重,在通胀出现明显上涨之前,日本央行不会收紧货币政策。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冷热不均、体质各异,导致其货币政策不同步,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调整的风险。本轮通胀明显是全球性现象,对很多经济体来说,单纯的内部调整可能难以解决问题。对那些债务高企、经济脆弱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本轮全球通胀的挑战尤为严峻。

   全球通胀的直接原因和反向货币战争

   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即供给和需求,也就是通常所说成本推动型通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胀。就本轮全球通胀而言,供给面的因素很多,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停产、交通阻滞以及对供应链的连锁影响,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贸易中断和其他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等事件对产业链造成的持久影响,劳动力短缺和企业垄断增强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等等;需求面的因素则相对单一,主要是发达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支持家庭和企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时间更长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全球需求从非贸易服务向贸易商品的大规模重新配置。

   无论是供给因素还是需求因素,都在本轮通胀飙升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哪种力量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这有很强的政策涵义,也是争论的焦点。当前流行两种立场鲜明的对立观点。第一种观点将供给面因素放在主导地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危机和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是本轮通胀的主要原因。在相关因素的影响逐步消除以后,通胀自然会见顶回落。比如,穆迪分析(Moody '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就持此观点,认为2022年3月以来美国通胀出人意料地恶化,最主要原因是乌克兰危机,导致5月份CPI同比多增3.5%;在乌克兰危机之外,疫情和住房短缺也是推升通胀的重要原因。美国总统拜登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很长一段时间持类似观点,将通胀归咎于外部供给冲击,并认为通胀是暂时的。这种观点强调是外部因素推升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一方面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卸责,另一方面也拖延了紧缩措施的及时出台。

   第二种观点将需求面因素放在主导地位,认为本轮通胀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负责任的扩张政策造成的,需要果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甚至紧缩进行干预。早在2021年2月,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家萨默斯(Summers)和布兰查德(Blanchard)先后发声,指出美国政府的新冠肺炎疫情救助计划规模过大,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定。实际上,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逐步越过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界限,货币政策不断迁就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从而触犯了赤字货币化的政策禁忌。这种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合扩张,终于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从第二种观点可以引申出美国是本轮全球通胀的主要策源地,除了其本国爆发高通胀以外,也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

   美国向全球输出通胀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是直接渠道,即大规模刺激政策下美国的庞大需求拉高全球商品价格。据Furman估计,自疫情开始以来,美国累计在商品上多花了6000亿美元,约占全球年度商品消费总额的4%。第二个是美元升值渠道。最近一年来,美联储加息叠加其他因素,已经使得美元升值超过10%。一方面,由于美元是全球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强势美元会使得相关商品以其他货币计价时价格更高;另一方面,强势美元提升了美国的购买力,同样金额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外国商品,这在扩张美国对外需求的同时也遏制了美国国内通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黄金时期,很多时候都是商品供给大于需求。为了促进出口,有些经济体会通过持续单边干预压低汇率,这种竞争性贬值也被称为以邻为壑的货币战争。美国政府对此有专门立法,美国财政部也会定期公布所谓“汇率操纵国”名单,作为美国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系列变化使得全球供需逐步发生逆转。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商品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供小于求态势。这种情况下,各经济体需要的不再是压低汇率、增加出口和扩大顺差,而是货币升值、增加进口和扩大逆差,以此来遏制国内通胀。有经济学家将此称作反向货币战争。

   全球通胀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无差别施加于每个国家的外部冲击,对于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分工位置不同的国家,全球通胀的涵义是不同的。比如,2022年Furman就指出,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持久的国内需求拉动型通胀和短暂的全球成本推动型通胀,但其比例截然不同。美国通胀更多是内需拉动,其政策制定者不应夸大全球因素的影响,而忽视解决自身问题。相反,欧洲通胀更多是外部输入,其政策制定者不宜反应过度。世界银行则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经验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提高利率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引爆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危机。因此,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财政和外部缓冲,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考验。

   长周期视角下的全球通胀

全球通胀更多是由国际经济大循环周期演变所形塑的内生问题,需要从更长的历史周期进行考察。首先,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存在一个70年左右的杠杆—利率周期,周期顶部的主要特征是所谓“高低不平”的经济困局。“高”是高债务、高杠杆和高风险,“低”是低利率、低增长和低通胀,“不平”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高债务、高杠杆限制了财政政策空间,低利率限制了货币政策空间,低通胀反映了结构性的总需求不足,低增长和不平等则导致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整体风险上升。上轮周期的顶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过渡得益于战后繁荣和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高增长和高通胀打破了经济困局,30多年里美国政府完成了去杠杆,利率也飙升到高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获得巨大空间。高累进税率下,贫富分化也大为缓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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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第8期上(总第3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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