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键东:百年的人文中国 百年的陈寅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3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00: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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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键东  

前言

  

   (一)百年史迹演进的特点

   “百年名家”,百年不仅表示一个时间段,即已经过去了百年,所谓沧海桑田,前人说过“秦时明月汉时关”,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它还表示的是距离,今人看前人的距离。以二三十年为一代人计算,一百年,总相隔了三四代人,有许多东西开始看得清楚了。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百年人物是文化巨匠、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这是一个有热度、有温暖感的历史人物。所谓“热度、温暖感”,就是这样一个古人,距离今天不是太遥远(所谓隔世,就是这个意思),今天的人尚能感受到他的气息与痕迹,总有一种摸得着、看得见的亲切感。我发现文化与历史对后世的影响,是有规律的。其他的不说,单说直接影响后世的,若以周期计,头一个百年是它的辐射力最强的时期,仅举几个例子以证明这一点:

   其一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存世十数年就消失了,但二三十年后,洪秀全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孙中山从小就具有造反的意识,相当部分来自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到了清朝末年,那些仇恨清朝腐朽统治、要推翻清朝的志士,基本上在太平天国那里获得精神鼓励与启迪。历史没有结束,影响继续。进入民国,太平天国一直被肯定。到了1949年后,对太平天国的歌颂达到高峰。此时离太平天国的时代也刚好相隔一百年。1980年以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急剧直转,甚至到了“断崖式”跌落的地步。

   其二,是与太平天国处于同一时期,甚至可说是因太平天国而发家的人物曾国藩。曾的事迹人人会略知一些,但他对后世的影响则恐怕知者不多。曾国藩的影响,不是他扑灭了太平天国,参与制造了晚清回光返照的“同光中兴”,而是他治世治家的思想,在他去世四十年后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二十世纪最大的枭雄蒋介石,生平极服曾国藩,无论个人修身还是面对时局,身边总带有曾文正公的格言或著作。甚而在其后半生维系江河日下的统治时,曾国藩屡败屡战、坚不放弃的经历,肯定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支撑。无独有偶,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他早年佩服的历史人物当中必有曾国藩一人。这是无须忌讳的。蒋与毛代表的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在历史舞台上作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难以想象,这两个不凡的人物,他们某种人生的精神资源,竟是来自同一个相去未远的历史人物。

   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则更饶有意味:早年毛泽东崇拜曾国藩,有一个很少被论及的背景——在晚清,曾氏的事迹在全国传扬,在湖南一省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曾国藩几为全湖南读书人的偶像:第一,历史上湖南从未进入过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带领着他的湖南团队,千年来第一次将湖南带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极大地鼓舞了湖南的士气,湖南沉积了历代的文化能量,第一次获得了惊人的凝聚。第二,曾国藩性格中隐忍、不屈的秉性,只要有一丝希望决不动摇的定力,可以说自明清以来为第一人。五百年来意志坚忍的人物为数不少,但能够改写历史的,恐怕只有曾国藩一个。毛泽东是湖南人,其大半生的奋斗历程,都有着近代湖南人倔强、不服输的性格,几乎可以看出六七十年前曾氏湖南团队的影子(以毛所处时代计)。

   真正有启迪意义的历史,只有经过岁月的消磨,其本质才慢慢凸显。曾国藩屡败屡战(按:此为曾氏团队名言)、百折不挠的命运,似昭示着其身后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形态,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百年间多次面临“国破”颠覆之局忍辱负重的生存特点。

   历史也是有血有肉的——正是这一点看出了人性,从来都是以输赢来论潮流的。前述太平天国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现了断崖式的落幕,但曾国藩的历史意义,却截然相反地出现了复活,曾氏的谋略等一时如出土文物,广为传播,甚至被誉为官箴宝典。表面上看,这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回(曾国藩1949年后被戴上“镇压农民起义”的帽子),但今天可以说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述近代古老大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时的历史气质,在这个世纪末达到了最后的呈现——宏济艰难,曲折前行,在痛苦中以积小胜而达至大胜。这实际是近一百五十年来新旧中国不甘灭亡、奋发向生的缩影与轨迹,几乎囊括了一百五十年来中国每一历史时期的重大史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最大的区别是,曾国藩赢了,他为他身后的中国留下了一种历史精神——“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梁启超评语)。

   (二)陈寅恪身上的几个重要符号

   有了前述的历史背景,现在就可从容地回到今天的主题,对下面将要讨论的历史,有一个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与“文化同情”。

   陈寅恪,祖籍江西义宁(义宁:二十世纪改名为“修水”),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官署,时距曾国藩去世已十八年。基于此,陈寅恪也可算是湖南人,湖南给陈寅恪的影响,恐怕要大于他的籍贯地江西。十二岁时,陈寅恪就跟随兄长陈师曾东渡日本到东京巢鸭弘文学院留学。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里,陈寅恪往返于日本、中国、美国,以及欧洲等求学进修,其经历之奇特,心志之旷达,人生目标之明确,在二十世纪前期的留学生中找不出第二例。也因为这些,人到中年,他在中国学术界就获得了罕有的名声。陈寅恪三十六岁时归国,进入京师名校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为四大导师之一。此后陈寅恪用了二十三年的时间,到1949年为止,以其在佛教史、佛经翻译、西域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研治和成果,奠定了著名历史学家的地位。1949年,接近六十岁的陈寅恪,携家带口南下,开始了他的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最后二十年。若没有这最后二十年,陈寅恪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是不完整的。

   从1949年到1969年整整二十年,陈寅恪是在广州度过,他将最后二十年的人生留在了广州,留在了岭南。在这个历史时段,“岭南”的含义是多重的,有特指意味的,其中一义应包括岭南大学。岭南大学作为近现代中国声名藉甚的老牌教会大学(创建于1888年),其温情脉脉、纯然世外桃源的特色,向为世所慕。陈寅恪大半生都在教会大学“乞食”(陈氏晚年有自嘲语云“乞食多门”),故此他在最后的人生阶段,追随以“优容雅量”见称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栖身于这座最后的贵族学校(岭南大学属最后一批处理的教会大学),是大有深意的,这一史实是可生发出多种兴味的……

   1949年后,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新局,也是一个风云翻飞、前所未有的变局。从国家的层面上说,这是大变局下必然的历史之路,所以才有一些盛极一时的口号直抵人心,比如“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建设新世界”等。从个人层面上说,个人受到时代与现实的冲击,足以改变个人的一生;政治斗争直接左右了每一个人,人类一些社会属性以及天性——形形色色的人性,在这种冲击面前,展露无遗。

   到此,陈寅恪作为近现代人文中国一个重要的符号、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才算完备。结论已呼之欲出:陈寅恪的一生,以其坚忍、不屈、屡遭挫折的不幸遭遇,坚守其中国文化必将重放光华的信念,以生命相付托,以他的学术成果,以他的亲身所感,以他的践行,书写了近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在苦难的变局中坚定前行的一个典范。换言之,陈寅恪的典范,直接映射出百年人文学术历史轨迹的一大特点:在困苦中坚守,不屈不挠,直以生死相搏,极具自信的色彩,也极具悲壮的色彩。

   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中,与陈寅恪同样具有天赋才华的学者不在少数,研究著作多于陈寅恪的学者也可圈点出若干,但唯有一个陈寅恪,获得了他所处时代学术界集体的敬佩与仰慕,因为,陈寅恪的经历,陈寅恪的所感,陈寅恪的遭际,他们是这样地熟悉,甚或他们也曾经多少经历过,极具一种“了解之同情”。而在此基础上陈寅恪百里挑一达到的学术高度及学术成就,足令他们极为钦佩;陈寅恪的品德与人格,照见古往今来,足以仰之弥高。面对如此人物,如此历史,所有同调的同时代者都会极感亲切,百感交集。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历史。所有的坚忍与不屈,都带着泪水,带着悲壮,这是百年中国人文学术很鲜明的学术气质,这也是陈寅恪学术人生很鲜明的历史气质,两者可以互为阐释。这样的高度统一,百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例。

   百年中国学术的命途,与社会时潮的大背景高度吻合,故此,时代同样决定了学术的面貌与气质,历史同样决定了学术的前进方向、延伸轨迹。这是烙印,任何人都无法剥离的烙印。这也是人生的视野与学术的视野。当具有这种“人与时代”不可割裂的意识,以及这种“人与时代交织”的视野时,将使一个学者获得与众不同的高点。陈寅恪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拥有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立足点。

  

陈寅恪历史基因的眠食地

独特的家世背景与家国情怀

   古往今来,一个文化巨匠含有极为丰富的人文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发见其内涵。陈寅恪正是这样一个文化巨匠,在他身上可以体味出多种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走进陈寅恪的历史世界,有许多切入口,今天就选取一个最传统的角度去领略,也许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拉近与历史的距离。

   中国传统士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有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现在就借用陈寅恪研治历史得心应手之法——以“家世、社会环境、个人因缘”这些要素,探寻影响其一生的家国情怀。

   首先,不能不说到湖南。陈寅恪的籍贯是江西义宁,但湖南才是陈寅恪历史基因的眠食地,陈寅恪的家世背景与家国情怀,浓厚地折射出近世湖湘的历史痕迹。

   道光三十年岁末(1850-1851),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金田村聚集众徒,打响了反清的第一枪,自此,太平天国的军势席卷半个中国。咸丰三年(1853),时年二十三岁的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在义宁家乡协助组织乡民抵御过境的太平军,这一事件决定了陈宝箴的一生,他的起家、他的功业,除了还有科举一途外,基本就靠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展开。同治二年(1863),陈宝箴拜见曾国藩,曾氏引为上客,评价陈宝箴为“海内奇士”。自此,陈宝箴进入湖南省官绅阶级,从此与湖南官绅集团结下不解之缘,影响其后半生,也影响陈宝箴一支的子孙二三代人。同治十一年(1872),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二十岁,作为家属随同陈宝箴在湖南长沙安居,正式拉开他在湖南的人生帷幕,长达二十多年。

   光绪十六年(1890),陈寅恪在长沙出生,此时陈三立安居长沙已近二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三立已算大半个湖南人。更主要的是,陈三立一生的功业、一生的友朋关系,可算是从湖南开始。此时期的湖南,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光绪七年(1881),江西新建人夏献云,在湖南长沙写了一篇广为传颂、荡气回肠的记叙文《重修定王台碑记》。定王台是闻名遐迩的汉代古迹,是长沙两千多年历史的重要标志。这篇碑记劈头第一句就说:“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摩成化久矣。而其千古不磨者,忠莫著于贾太傅,孝莫著于长沙定王,一宅一台,岿然独存。”结尾又说:“夫整纲饬纪,守土之责;明伦尚孝,风俗之良。不忍薄于其亲,则必有忠爱其君者。……登斯台也,其必有闻风兴起于百世下者矣。是为记。”

全篇文章的主旨,就在第一段,即“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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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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