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导生:忆耀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9 次 更新时间:2019-09-29 2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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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导生  

  

   耀邦同志是我革命生涯中最为钦佩和亲近的一位领导人。五十年代前期,我有幸同他在团中央共事数年,那是我一生得益最多,也最为愉快的时期。以后多年,也一直受到他的关爱。如今年近九旬的我,很多往事在记忆中都已淡漠如云,仅将难以忘怀的数事略述于后,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一、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好班长

  

   一九五二年八月,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决定调耀邦同志到青年团中央主持工作,同时将各大区的团委书记也调来北京。因而我即从华东调来,参加以耀邦同志为班长的团中央书记处。

  

   新组成的团中央书记处,有原来在团中央任职的蒋南翔等同志,也有从各大区调来的。(一九五二年八月团的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导生、罗毅、许世平,候补书记区棠亮、高扬文、杨述、章泽、胡克实。一九五三年七月团的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耀邦、廖承志、刘导生、王宗槐、罗毅、区棠亮、章泽、胡克实。——者注)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有不同的经历、性格和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相互十分陌生。但是耀邦同志以他独有的诚恳、坦率、真情和平易随和的风格同大家相处,使得这个新的集体很快就融洽和睦地工作了起来。

  

   那时候,耀邦同志和我们共住在北京东城区大甜水井胡同一个大四合院里,一日三餐同桌共席。他的饭量不大,许多菜都不大合他的口味,常常是借助辣椒下饭。我们劝他另开小灶,他风趣地说:“不要孤立我嘛,大家一起吃,有说有笑才香啊!”一直与大家吃大锅饭。每餐饭前饭后,他都是无拘无束地和大家交谈,相互了解、熟悉得很快,思想情感得到了及时交流。尤其是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就在这种场合把最新的精神和消息告诉大家;大家在各自工作中接触到的情况和问题,也常在这时相互交谈和议论。这种愉快的情景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十分令人留恋。

  

   耀邦同志经历过长征,无论在部队、在地方、在江西苏区和延安中央领导机关都工作过,富有领导全局的经验。他领导团中央的工作,只抓大事,统管全局,各个方面的工作分工由书记处成员分头去做,他给予支持和必要的帮助。他的政治思想水平都要高于我们,但是在研究和决定工作时,总是十分尊重大家的意见,反复切磋琢磨。尽管许多事情他经常和大家交谈、商量,取得了共识,但是他仍然每个星期都要正式召集一至二次书记处会议,民主讨论决定重大事情,实行集体领导。在耀邦同志带领下,大家同心同德,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很快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他的优秀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很快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人生难得遇有一个知人善任、放手工作又热情支持、作风民主而亲切和蔼的领导人。大家都为自己能在他领导下的这个集体里工作感到高兴。

  

二、他大胆放手支持同志们的工作

  

   在团中央书记处,我分工主管宣传战线,包括报刊和出版方面;同时协助廖承志同志管统战工作,协助区棠亮同志管国际联络工作。耀邦同志十分放手,要我大胆开展工作。遇到什么问题,常常是听取和尊重我的意见,给予热情支持,从不干涉或指责。他在领导团中央的工作中,十分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青年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特别突出的任务”,是他带领我们书记处一班人时刻遵循的方针,千方百计地开展各种有声有色的学习教育活动。

  

   当时,新中国诞生才三四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污垢还未来得及彻底清理和扫除。上海、北京以及一些大中城市的团委反映,有极少数青年道德败坏,腐化堕落,有的偷盗抢劫,有的组成流氓集团,玩弄妇女或强奸幼女等,犯罪作案,破坏社会治安。这些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和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和团中央宣传、报刊、出版等部门的同志研究后认为,有必要在全国大中城市比较集中地进行一次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个意见受到了耀邦同志的赞成和支持。同时他提出,先要组织力量进行调查:一要弄清楚犯罪作案的有多少人、有严重错误但还够不上犯法判刑的有多少人、有一般性问题的有多少人;二要调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三要调查极大多数青年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有哪些模糊认识;四是我们团的工作在这方面有哪些问题。他的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我们立即组织几个大中城市的团委进行调查研究,并剖析了几个案例。

  

   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这些调查材料,他和我们分析研究,认为:偷盗抢劫、奸淫妇女的流氓犯罪分子是极个别的;有偷窃行为、猥亵女性等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行为的也是极少数。但是这种人为非作歹,众人痛恨,影响很坏。这种人大都是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和坏分子的毒害诱骗,有些人是看了一些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或者涉足下流娱乐场所变坏的;而社会上的管理有很多疏漏,我们青年团的工作在这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记得上海团市委调查反映,当时上海有旧书摊两千五百多家,其中相当数量的旧书摊里都有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在肆意散发着毒素。至于有少数青年,小偷小摸、打牌赌博、行为不轨等,则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改进我们自身工作的问题。

  

   面对极少数青年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至犯罪作案的情况,当时有些地方的团委同志主张要狠狠打击,严厉惩办,  “杀鸡给猴看”,使广大青年有所震动。耀邦同志在和我们研究时认为,违法犯罪的青年,是有限的几个,特别严重的要判刑,其它的可以劳动教养,改造他们;要狠狠地打击的是那些唆使他们犯罪的旧社会渣滓和坏分子。而对广大青年,则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他主张:要在青年中正面提倡关心集体,爱社爱厂,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提倡勤劳朴素,提倡尊重妇女,提倡团结友爱。要教育广大青年看到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提高警惕。为了使这次教育进行得生动、具体,引起广大青年的重视和警觉,耀邦同志赞成在报刊上刊载几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反面典型,并推动各地团委组织广大青年进行讨论。耀邦同志强调:这种反面典型不能多,基层一般不要搞;不要只是暴露他们的罪恶,更要揭示他们堕落犯罪的原因,以唤起青年的警觉。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马小彦为什么会堕落的》等几篇典型报道后,在青年中引起很大震动。他们从马小彦等人的身上,看到了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道德的丑恶和危害,体会到“下流娱乐场所去不得,黄色书刊看不得,流氓坏人(朋友)交不得”。有的说这次讨论是给自己“敲了警钟”,“打了预防针”。许多家长看了《中国青年》上刊载的《审判后的谈话》(该文是介绍苏联一青年犯罪被捕判刑后,其家长发表的谈话,沉痛地回顾他们对儿子疏于管理和教育的教训)等文章后,也引起深思,认识到不仅要在物质生活和身体健康上关心孩子的成长,更主要的是要关心他们思想品德上的健康成长。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道德,往往以业余生活为突破口来腐蚀青年,几个反面典型的事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一次研究道德教育的会议上,耀邦同志指出:青年人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却又缺乏生活经验,不会正确地生活,以致有些青年业余时间赌博、.玩牌、酗酒、打架、哄闹,沾染了不良习惯。而我们不少团干部对青年的业余生活关心不够,“只管八小时,不管二十四小时”的现象相当普遍。他强调指出,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还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形成。我们青年团要改进工作,关心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要充分认识到这是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切不可轻视小看。他指导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加强青年业余文化工作的决议》,在团的二中全会上通过,推动全团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经常工作努力做好。耀邦同志在向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应当着重进行的是:  (一)积极组织青年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  (二)组织和指导青年阅读书籍报刊,(三)开展多种多样的业余艺术活动,(四)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他说,我们要切实帮助青年办好俱乐部、图书馆、集体宿舍和各种文艺、体育团体,使青年业余生活的各个场所,都成为共产主义教育的阵地。

  

   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间开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在一百三十五个城市中进行了几个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家长、教师和社会各方面重视和关注青年在道德品质方面的成长,有些地方还提到市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协会议上讨论。文化、公安、工商管理部门更是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旧书店、旧书摊和娱乐场所的管理,严厉惩办并公开审判那些毒害青年的罪犯。现在回顾起来,在耀邦同志亲自指导下开展的那次道德教育活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同时注意改进自身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对于五十年代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和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是起了很好作用的。

  

三、他代人受过,勇于承担责任


   耀邦同志在领导工作中,不仅放手支持大家工作,还对大家在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有一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五三年一、二月间,我出差去华东检查工作。此前,党中央部署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鬬争,团中央在团的一届四中全会上也要求各地团委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这一斗争。我到山东、上海、江苏几个地方考察了半个月,看到各地党委对这件大事都已作出部署,然而这些地方的团委思想准备不足,行动迟缓,未能主动地、及时地跟上党委的部署,安排自己的工作。山东团省委根本没有考虑这件大事,各县的团代会也未能把贯彻山东分局的部署作为一件大事列入议程。甚至团内存在的这方面的严重案例,也未抓紧处理。如山东即东县有个团支部书记于龙琛,一九五二年四月为了报复一个团员反映他的问题,竟肆意吊打九人,其中四人受重伤。此事虽经团华东工委通报,《中国青年报》也作出报道,但一直未派人调查处理。回来后,我向耀邦同志和书记处汇报时讲了以上情况。耀邦同志很重视这一问题,他认为带领全团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发挥团的助手作用,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针,团的一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需要各地认真贯彻。他要我抓紧写出书面报告来批转下去,以提醒各地注意。我说我只有半个月功夫去了三个地方,在山东只在济南停留了四天,许多情况都是听的汇报,没有去下面具体调查,有些问题怕不太准确,只能作为书记处的同志参考。耀邦同志说,领导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我于二月廿六日写出《关于华东青年团工作初步考察演示文稿》后,他立即交给《中国青年报》于第二天刊出。他对我说,报纸比内部文件快得多,一竿子捅到了底。我心里有些顾虑,这无异于全国公开通报批评了华东和三个省市团委的工作了。果然,这引起了山东同志的不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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