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河: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19-09-14 07: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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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河  

   【内容提要】 近年来“民族哲学”成为一些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哲学论坛上的热词。本文试图澄清,人们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循着这个问题线索,本文区分了“民族哲学”概念的政治学含义和人类学含义,展示了“哲学”的单数性含义与复数性含义的差别。本文认为,“民族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个哲学政治学用语,其焦点意识集中在“民族”而不是“哲学”。进而言之,“民族哲学”概念是个与发展程度相关的无解的问题,它是部分“后发国家”思想群体的身份符号,是个“既必要又多余”的概念。

   【关键词】 民族哲学 哲学政治学 单数形式的哲学与复数形式的哲学

  

   有一类概念初看似乎有理,细加分析却发现难以成立,但要否定它,又会发现它蕴含某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民族哲学”的提法就属此类。近来笔者几次参加原苏联国家的哲学论坛,发现人们在不约而同地谈论“民族哲学”。在此话题下,阿塞拜疆学者谈论阿塞拜疆哲学、哈萨克斯坦学者谈论哈萨克斯坦哲学,依此类推还有白俄罗斯哲学、乌克兰哲学等等。这样的主题和谈法初看起来没毛病,既然“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各个民族当然应该有它的哲学。

   但是,稍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民族哲学”概念包含太多模糊的内容。比如,“民族”指什么?是国际关系中作为基本政治主权单位的国家?还是也包括基于共同的地域、语言、传统记忆和生活方式而形成的、次国家的族群共同体?如果包含后者,那么能否说贝加尔湖周边散居的不足千人的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哲学”?①还有,“民族哲学”所说的“哲学”,在用法上与通常理解的哲学是否相同?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梳理“民族哲学”的含义:其一,“民族哲学”话题何以近年来会在新独立国家里时兴起来?其二,“民族哲学”中的“民族”概念,在人类学语境和政治学语境中具有怎样的差异?其三,“民族哲学”中的“哲学”概念,究竟是单数语词还是复数语词?进而言之,单数形式的“哲学”与复数形式的“哲学”具有怎样的区别?其四,本文的结论是,“民族哲学”这类提法是所谓“后发国家”思想群体的一个标志性话语或身份符号。

  

   一、旨在伸张思想主权的“民族哲学”概念

  

   (一)文献检索:谁在谈论“national philosophy”(民族哲学)?

   语词的意义在其用法,用法的第一要义是看谁在使用。想了解“民族哲学”的含义,就得先看看哪些人对它最感兴趣。笔者最早是在原苏联国家的哲学论坛上听到“民族哲学”的提法的,人们使用这个说法,目的是唤起他人对其本土哲学的关注。说到本土哲学,国内学界谈论得也不少,但不是借助“民族哲学”的名目——因为“民族”这个词在我国大多用来特指“少数民族”,因而冠以“民族哲学”标题的文章多半是在谈论“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相对于原苏联国家学者提出的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民族哲学”,少数民族是次民族国家的单位。②

   接下来笔者以“national philosophy”(民族哲学)为主题词检索英文文献,所见如下:其一,“民族哲学”主题的文章在英语世界出现得很晚,数量很少。目前所见文章不到10篇,基本上都出现在2013年以后。在此之前,美国价值与哲学研究理事会在2005年出版的文集《东非的社会和宗教关注》中曾列有“构建民族哲学”一章,但仅有3页的文字只是肯尼亚学者介绍该国总统莫伊的所谓“Nyayo 哲学”,相关论述几无哲学价值。③其二,2013年后英语世界发表的“民族哲学”类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波兰、土耳其和马来西亚。④其三,近几十年来,欧美国家的学者或学界基本没有谈论“民族哲学”的文章。这三点发现印证了一个事实,即近十年国际学界热衷谈论“民族哲学”的学者主要来自原苏联国家与东欧国家。

   (二)哲学的民族性:“民族哲学”概念的弱版本

   除了“民族哲学”,笔者还检索了另一个与之高度相近的语词,即哲学的民族性(the nationality of philosophy)。多年来,这个话题在中文文献里热度不减,但在英文文献中,它与“民族哲学”一样也难觅踪迹。总结中文文献中该词的含义,可以提炼出以下几项陈述:

   第一,提出哲学理论和写作哲学文本的哲学家总是属于特定的族群或国家,所以一切哲学都具有民族性。

   第二,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哲学文本都是用自然语言写作的,每种自然语言都归属于具有特定地域和历史传统的族群或国家,所以一切哲学都具有民族性。

   第三,每个哲学要处理的问题都来自本民族或本国,哲学家处理这些问题时离不开本民族或本国经验。即使是处理超出上述范围的问题,也需要从本民族或本国的视野出发,其所依赖的范式(“paradigm”或“conceptual scheme”)也主要由本民族或本国的神话、宗教、人生教导或诗性艺术作品等来提供。就此而言,一切哲学都具有民族性。

   这三条关于民族性的陈述看起来对所有哲学家都是成立的。但是,它们之所以成立,其实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是无关宏旨、不必深究的常识。一旦将它们放在思想的实验室里去认真称量,就会发现存在不少未必然的例外。譬如近代哲学的开山之祖笛卡尔(1596—1650)是法国人,也是在法国名校读的书,但其一生的主要著述都是在1628年移居到思想环境比较自由的荷兰后完成的,他用的文字是拉丁文,⑤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以及普遍怀疑主张和“我思故我在”的论断,似乎与当时法国的民族性没什么直接联系,甚至与他长期寄居的荷兰、最后客死的瑞典也没什么直接关系。要想界定他的思想的民族性,殊非易事。⑥再比如被誉为“阿拉伯第一圣哲”的伊本·西纳(980—1037),他是塔吉克族人,生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名城布哈拉附近,该地在他生活的时代先后处于萨曼王朝、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的治下,晚年他前往波斯的伊斯法罕,最后逝世于哈马丹。由于其一生经历的王朝和居住过的国家众多,因此今天的词典和史书只能笼统地称其为“中亚哲学家”,当然,由于其主要著作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他也常被称为“阿拉伯哲学家”。1980年伊本·西纳诞辰1000周年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下,阿拉伯联盟、伊朗以及一些中亚国家都对他进行纪念,至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些媒体都把他列为自己本民族的哲学家。⑦显然,要想说清楚伊本·西纳哲学的民族性也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⑧

   (三)“民族哲学”倡导国别性的思想史叙事

   乌克兰学者塞尔吉·鲁登科(Sergii Rudenko)在《作为一个比较研究课题的民族哲学》一文中提到,近几年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聚集了一批来自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学者,其共同旨趣是在比较研究的视域内发掘各自民族哲学的特性。这里的“民族哲学”强调哲学的国别性身份,并将这种身份意识贯穿于各国的“民族哲学史编纂”(historiography of national philosophy)。塞尔吉·鲁登科指出,这项修史工作在乌克兰、立陶宛、波兰等国已经开展起来,乌克兰最早的“民族哲学史”编纂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编纂者是维尔恩·霍斯基(Vilen Horsky, 1931-2007)。⑨

   显然,编写国别性的哲学史,即编写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哲学史,是“民族哲学”关注的第一要义。当然,仅仅这一点无可厚非,因为数百年来,国别性的哲学史一直就是哲学史存在的主要形式,由此而有古希腊哲学、古罗马哲学、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等等。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从古希腊到德国哲学的国别性哲学史,总体来说都属于西方哲学史的范畴,而现在提出民族哲学史编纂目标的国家,大都是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或者是处于西方边缘的国家。这些国家提出的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民族哲学或民族哲学史编纂,主要是为了建构或申明其自古以来特有和独占的“思想主权”。

   “思想主权”无疑是从“政治主权”概念挪用而来,它将政治的主权诉求延伸到思想领域。这种主权延伸诉求在两种国家里表现得最明显:一种是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之后的新独立国家,它们在致力于建构本国政治主权的同时,也积极推进以自己国家为本位的独立文化叙事,以强化国民的文化认同,所以确立本国的“民族哲学”无疑是在精神层面上伸张主权。另一类国家并不是新独立的,其国家的政治史和文明史可能非常久远,思想文化谱系源远流长,但它们进入现代以来形成的思想史叙事在概念框架、范畴谱系和概念解释等方面基本是以西方哲学史为蓝本的,为此,撰写以自己国家为本位的原汁原味的思想史,显然具有收复思想史主权的意味。所谓“原汁原味”是说,这样的精神历史应该是“异西方的”(incommensurable)或“与西方无涉的”。

   (四)“民族哲学”的争论焦点:关注“民族”还是“哲学”?

   显然,确立或收复思想主权是非西方国家学者撰写或重写民族哲学史的深层含义,这个观察提示了解读“哲学”与“民族(性)”关系的全新视角,即哲学政治学的视角。所谓哲学政治学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尤其是国际政治角度)看待哲学,它在处理哲学与民族(性)的关系时有其独特的范式特征,英国思想家波兰尼的“焦点意识-辅随意识”理论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波兰尼在描述所谓“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时提到两种意识:一种是焦点意识(focus awareness),它与当下意识对象直接相关;另一种是辅随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它指向伴随当下认知活动而出现的那些支援性的意识行为。⑩比如钢琴家演奏,其焦点意识通常集中于对作品整体的把握和表现,但其辅随意识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落到演奏时手部足部的动作细节,只是这种意识仅仅处于伴随状态。如果他把焦点意识转移到这些辅助性线索,演奏就有可能失败。但如果一个人是初学钢琴,他的焦点意识恐怕就不能聚焦于音乐作品的整体把握和表现,而要指向手部或足部的动作细节。

   “焦点意识-辅随意识”范式让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谈论民族哲学或哲学的民族性的人,其焦点意识究竟是集中于哲学,还是集中于民族或民族性?

   传统学院派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通常会把焦点意识集中于哲学,集中于使哲学成为哲学的本质要素,而民族或民族性只是附随意识的对象,这种附随意识是伴随性的、不必明示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反之,上述民族哲学或哲学的民族性的倡导者的焦点意识集中于民族或民族性,因而其基本旨趣是哲学政治学的,其核心问题是伸张或收复思想主权问题,在这里,哲学自身只是其附随意识的对象,即是伴随性的,甚至其本质含义完全可以被忽略的对象。由此我们便能读懂下面这段话:“哲学是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的,没有民族性的哲学和文化是不存在的。尽管哲学具有超越民族性的普遍性、人类性和共同性的结构和内容,但一般说来,无民族性则无哲学,哲学的民族特色内容和民族风格形式成就了哲学。”11这段论述的焦点意识一望而知是在民族性而不是在哲学上,由此会得出“无民族性则无哲学”的论断。它大致等于说,如果柏拉图少了条腿,那便没有哲学了。

  

   二、“民族哲学”中的“民族”:政治学意涵与人类学意涵

  

把焦点意识放在“民族哲学”中的“民族”,意味着把“民族”当作对“哲学”拥有占有关系的主词,为此需先行追问“民族”的含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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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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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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