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敏:何以谓“感性”:一种马克思的视角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 次 更新时间:2019-09-08 00:34:29

进入专题: 马克思     感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李春敏  

   内容提要:“感性”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范畴,超感性对感性的贬抑有着深远的知识论传统,这种传统从柏拉图绵延至黑格尔。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抽象总体”的消解给马克思提供了重要启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重建感性的重要文本。马克思视野中的感性可分为“作为外在感知的感性”和“作为内在体验的感性”。马克思没有囿于对“感性”本身的探讨,而是将“感性”导向了人的对象化活动,从而实现了从“感性”向“感性活动”的飞跃,这是马克思感性观区别于以往感性观的重要维度,“感性”由此被赋予了存在论意义。马克思分别探讨了作为“感性活动”主体的“感性的人”和作为“感性活动”客体的“感性的世界”,后者关涉自然、社会关系体系和人自身。马克思将资本作为“感性活动”的一种具体历史性,并深入探讨了资本逻辑下人(尤其是雇佣工人)的感性活动的物化,在此基础上,将共产主义作为扬弃感性物化的现实路径。

   关 键 词:马克思  感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感性”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范畴,对感性的阐释贯穿于哲学演进的不同阶段,它在造成哲学话语体系分野的同时,也衍生出不同的思想范式。马克思坚持将感性作为探寻世界的基础和开端,马克思视野中的“感性”本质上是一种“感性活动”(即实践),是体现人的主体性的对象化活动,它是马克思对“思辨哲学”进行批判性反思、建构新的世界图景的重要路径,不仅如此,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主题的现代化转变中,“感性”是一个重要维度,它打开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动态融合的视域,本文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为例,尝试梳理马克思对感性的思考及这种思考的当代性。

  

   一、“感性”的历史生成

  

   在哲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中,“感性”的阐释向度是多维的,“感性”与“理性”相对,对“感性”的探讨往往与“感觉”“身体”“爱欲”等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它通向“现象”而非“本质”、“质料”而非“形式”、“形而下”而非“形而上”的领域,对“感性”的贬抑有着悠久的知识论传统。

   在古代哲学世界观的建构中,“感性”从未缺席。柏拉图主张“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分离说,前者是真理的领域,后者是意见的领域,前者是不变的、唯一的、永恒的本质世界,后者是易逝的、多产的、有朽的现象世界,“理念世界”统摄“可感世界”,人要获得真知,必须在可感的个别事物之外,探寻那个理智可知的真实的领域。“当一个人企图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并且一直坚持到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质时,他就达到了可知事物的顶峰了”。[1](P298)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分离说”,将物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运动着的事物之中的“形式”和“形态”,主张本质即蕴藏在“可感事物”之中,所谓理念其实就是“可感事物”之内的“形式”,经验世界的“具体实体”都是质料和形式两者的统一,因此,回到“可感世界”才是真理之路。在此之后的晚期希腊哲学,“感性”与伦理世界的意义建构联系在一起,伊壁鸠鲁派的快乐主义渗透着“感觉主义”的原则;斯多亚派信奉“按照自然生活”,将对感性的顺从视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新柏拉图主义则继续沿着柏拉图的路线,将超越“可感世界”、向“理性”的攀升作为灵魂打破肉体禁锢的必修课。失范的世界催生着新的秩序和世界根据,基督教哲学应运而生。在基督教哲学的世界图式中,感性与尘世相连,它是朝向现世的,神的意志在于驱除感性的主观随意,使灵魂得以拯救,非感性在其中获得了绝对的优先性和统治性,神的意志是感性世界的根据,人对上帝的仰望和人的自我救赎奠定了宗教世界观的基本格局,对感性的探讨从属于神学问题。如:在安瑟尔谟(Anselm)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上帝的无限完满性是无法从可感世界中找到依据的,必须诉诸“上帝”这一概念本身的完满性,通过对“上帝”这一概念的逻辑分析得以实现。

   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人,人与世界的可感性从超验的神的意志中解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感性的合法性,一个“感性”的世界得以呈现,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高扬赋予了人本身在世界中的崇高地位,人性的解放意味着感性的解放。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理性主义内部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峙,唯理论从天赋观念出发,经验论从感性经验入手,“感性”在近代认识论探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知识的基础和来源上,洛克批判了天赋观念论,主张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他的探讨直接导向了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把心灵作为感知的前提,“感性”的心灵具有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康德指出:传统形而上学的虚假性在于理性对感性直观和感性经验的僭越和任意构造,康德重视感性,将人的感性定义为:“通过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2](A19/1333)感性在接受表象的过程中不是被动的,确切地说,感性直观的质料是被给予的,但其形式是先天的。在实践理性层面,康德是理性主义者,主张以纯粹理性为基础进行道德实践,纯粹理性是与经验论者和启蒙学者所主张的“感觉”或“情感”相对的。

  

   二、“感性的直观”:对超感性话语的消解

  

   马克思对感性的思考受到费尔巴哈的深刻影响,费尔巴哈是促使马克思经由思辨哲学通向实践哲学的关键环节,马克思对现实的感性世界的关注,费尔巴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1.对思辨哲学“理想总体”或“抽象总体”的消解。费尔巴哈将斯宾诺莎、谢林和黑格尔分别作为近代思辨哲学的创始者、复兴者和完成者,认为思辨哲学与神学有着本质上的共通性。他敏锐地指出:“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不同之点,就在于它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无知而远远放在彼此世界的神圣实体移置到此岸世界中来,就是说: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3](P101)从而把“彼岸的精神世界”理解为非对象化的神秘东西,因此,思辨哲学视野中的“绝对”从心理学来讲是一种抽象,这种抽象抽去一切具体规定的异质性,并将其实体化,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是秘传的心理学”。[3](P104)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历史地看,这种思辨哲学的抽象总体只是旧的“神学—形而上学”的翻版,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3](P103)但它本质上是人的本质,是超越和排除了人的世界之外的人的本质。神学的本质的无限性其实是“抽象的有限本质”的体现,思辨哲学意义上的“绝对精神”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有限精神,它在抽象的过程中完成了与自身的分离。归根结底,“仅仅被思想成存在的绝对,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是存在本身。”[3](P102)

   2.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再思考。费尔巴哈将思辨哲学作为超感性哲学话语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渗透了他对哲学基本问题阐释路径的新洞见。他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作为思辨哲学的中心点,指出这种“同一”的实现,是通过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放置在思维之内完成的。这样,对思维之对立物之存在的思考就转化为思维对自身的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就成为思维与自身的对立,这种对立的扬弃只能在思维自身中,通过思辨活动得以实现。但这种存在只是与思维同一的存在,是被思维捆绑的抽象了的存在。它只表明:绝对精神囿于自身,无法通达存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指出,思辨哲学的抽象归根结底是在自然之外探寻自然的本质,人之外探寻人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之于思维的先在性被颠倒了。在其中,“思辨思维本身却是全部实在的尺度,它只认为它自己可以进行活动的,可以作为思维材料的那种东西是实有的”。[3](P156)哲学的客观来源和进程,服从于它的主观来源和进程,“存在既然被思辨思维哲学拉进他的范围而概念化了,所以存在也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幽灵,这种幽灵与实际的存在与人们所了解的存在,是绝对矛盾的”。[3](P156)费尔巴哈倡导的新哲学把“存在”看作是“存在的对象”、“存在于自身的对象”,新哲学的基石是“提高了的感觉实体”。[3](P168)

   3.重新确定“感性”的致思路线。费尔巴哈尝试重建“感性”的合法性,他指出:“人的感觉在旧的超越哲学的意义之下,是没有经验的、人本学的意义的;它只是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意义。”[3](P168)费尔巴哈将“感性”的意义与“真理性”、“现实性”等同,一个对象得以在真实的意义上存在,必须通过感觉,仅仅通过思维本身是无法完成的。不仅如此,思维本身亦是通过感性得以确证的。他认为,“只有现实性的现实事物或作为现实的东西的现实事物”[3](P166)才可以作为感性对象的现实事物,即“感性事物”,感性的原则的实质是人性的原则。费尔巴哈将感性提升到存在论的高度,指出:“在我看来,感性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的真实的、非臆造的、现实存在的统一;因此,在我看来,感性也就是现实。”[3](P68)在这里,感性一方面指向了对象世界,即“感性的自然”,这里的自然是一个现实的自然,不是被绝对精神统摄的自然;另一方面指向了人的主体世界,即“感性的人”,这里的人是将理性、意志与爱作为内在本质的人。不仅如此,“感性”本身具有本体论意义,“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identisch,同一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感性的、个别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来担保的真理”。[3](P166、68)

   费尔巴哈将“感性”作为批判旧哲学尤其是思辨哲学的利器,马克思对此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真正的发现”。具体来说,这种“感性”的致思路径“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重新赋予“肯定的东西”即“感觉确定的东西”以合法性,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4](P246)扬弃了无限的东西,确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后者宣告了思辨哲学,包括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形而上学对感性观的破产,这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了费尔巴哈感性论的有限性:“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5](P75)他的感性最终陷入单纯直观的窠臼,“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5](P54)费尔巴哈的感性论是必然陷入困境的感性论,这种困境就是“普通直观”与“哲学直观”的二元性,以至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睛’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5](76)应该说,费尔巴哈提出了真问题,但重建感性的任务在费尔巴哈这里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三、理解“感性”的两条路径

  

   马克思视野中的“感性”不同于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这种“感性确定性”是被直接给予的东西,它是无中介的,与对象自身是一种漠不相关的关系,除了对差别的无限肯定,“感性确定性”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规定性。因此,“感性确定性”作为认识的初级阶段必将被扬弃。马克思视野中的“感性”也不同于康德的感性直观纯形式,后者是作为认识的先验条件,先天的直观形式在这里是作为现象的普遍有效性。

   (一)作为外在感知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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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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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教学与研究》 2018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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