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重思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 次 更新时间:2019-09-08 0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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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峰宇  

   马克思在思想达至巅峰时,仍称自己是黑格尔这位大师的“学生”,在他的政治哲学书写中时常闪现着黑格尔思想的印记。马克思走进黑格尔哲学,固然源于在大学期间选修的课程以及他此时对黑格尔哲学文本的阅读,而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是促进马克思从自我意识角度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关键。1837年秋,患病的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1](P15)这里所谓“大部分弟子”主要指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至少持续了七年之久,这段经历使马克思深谙为青年黑格尔派改写的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内涵,并以之作为寻求自由的思想武器,成为他政治哲学研究的起点。

  

   一、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启蒙特质

  

   青年黑格尔派“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引发了关于政治问题的激烈争论,这场哲学思潮不仅反映了他们对黑格尔绝对精神体系的重新理解,而且在理论批判过程中呈现出惊人的速度。作为一个类似于启蒙时代重要社团的博士俱乐部,青年黑格尔派这个知识分子团体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崇尚法国革命政治学的德国启蒙学者,他们的思想与康德、莱辛、哈曼相比更具有批判性,也更容易在其所处时代产生波澜。“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在1842年至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所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2](P62)这场思潮发生在法国1830年革命和德国1848年革命之间,他们将“自由引导人民”的法国革命精神传入德国,力图以高扬自我意识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德国启蒙。

   青年黑格尔派在很大程度上将黑格尔哲学中“活的”东西转化为当时德国急需的启蒙思想,重新发现自我意识及其政治性,赋予其改变人的命运的精神高度。他们曾被当作一个党派来看待,恩格斯说赫斯“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3](P591),赫斯曾将卢格称作“这个党派的先进战士”,尽管这时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德国还不存在。这些时常在吉佩尔一间咖啡馆里聚会讨论的思想者在深入讨论自我意识哲学等核心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紧密的学术关系,他们在理论批判中试图凸显思想的现实性。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启蒙思想对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冲击力是惊人的。恩格斯在评述费尔巴哈对他和马克思的影响时曾说,那是他和马克思的“狂飙时期”,其实这个“狂飙时期”属于当时整整一代德国思想精英。他们试图唤醒沉醉在思辨生活与封建文化气息中的德国现实中的个人。

   对这场历时不长的启蒙运动应从政治哲学角度加以重新理解。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哲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苏格兰启蒙学者相似,他们既不将政治哲学视为马基雅弗利式的现实政治研究,也不将其纯粹化为规范的学理阐释,而是在一场思想运动中对现存政治的“副本”作理论批判。究其缘由,“他们自由主义的革命倾向,在当时还很软弱并且具有保守情绪的德国资产阶级那里,未能得到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曾在法国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支持。因此,他们也像德国思想家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转移到精神领域内,这就必定使他们的活动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4](P152)。青年黑格尔派有些自觉地远离现实政治,沉浸在自我的激进理论中。这从鲍威尔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如果你想要献身于实际的事业,那将是不智的。理论现在是最有力的实践,而我们还不能完全预见,它将在怎样广泛的意义上变成实践。”[4](P173)将理论批判当作一种实践,这是很多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都颇为认同的哲学观念。

   虽然青年黑格尔派并未直接投身于德国社会的“原本”,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他们所处的德国政治现实,无此不足以理解他们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李卜克内西这段话大致描述了当时德国人自我意识的实际境遇:“在德国,政府是人民分开的,并且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凌驾于人民之上。这似乎是某种最高的存在物,违反任何逻辑,它被说成是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大慈大悲、绝对正确这样一些特征的……然而人民被剥夺了任何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他所承担的义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盲目信任和盲目服从政府。”[5](PP33-34)因而,唤醒人的自我意识,摒弃盲目信任和盲目服从,就会启发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处境,寻找实现自由个性的可能。这个思潮对当时的德国来讲无疑是激进的,它一度担当的历史角色有些类似于革命政治学在法国的位置。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确乎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甚至他们有时候也以此自视。莱奥就曾说他们是“新式的百科全书派和法国革命的英雄”[6](PP25-26),而法国革命政治学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因素就是政治平等。

   当时德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形态家在思想激战中展开政治斗争,成为黑格尔主义激进哲学的最后完成者。“就世界范围来说,德国哲学则不仅是德国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堪称是当时西方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意识形态,其代表性已超出了德国国界,因为它不仅反映德国状况,也反映英、法等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和成果”[7](P9)。仅在宗教批判方面就可以看到,他们对宗教发生史观、对宗教形式变迁和社会根源的理解比法国思想家具有更深刻的洞见。[8](P38)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神学的秘密就是人本学,从一开始就将人的命运纳入社会历史进程,在人类解放的行动中理解政治哲学的思想使命,因而具有浓重的启蒙特质。

   这场思潮遭到另一类黑格尔弟子的侧目,他们与这些多数徘徊在大学教职之外的研究者不同,大多带有保守的文化气质,其中一部分中间派是著名的思想史家。例如,对马克思在大学期间颇有影响的甘斯不仅参与创办了实施黑格尔学术计划的《科学批评年鉴》,而且编辑了《黑格尔全集》。尽管他们都相信黑格尔哲学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最高峰:“我们的哲学革命是终结性的;黑格尔已经把它的伟大圆圈闭合了。”[9](P156)但是,他们对现实与理性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却大相径庭,黑格尔右派“发现现状已经足够合乎理性”,青年黑格尔派则“认为现状不够理性,所以要谋求改变它”[10](P210)。因而,当青年黑格尔派试图以自我意识哲学分析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性,进而提出革命的要求时,黑格尔右派则提出反对意见,以另一种理性论证的方式抵制青年黑格尔派的想法,甚至以苍老的语调指责他们的幼稚。

   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引起青年马克思的注意,他很快就参加了柏林的博士俱乐部。马克思在这里意识到,哲学理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其本身的性质,而在其于所处时代可能被激活的程度,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正是当时被激活的德国哲学。如果说黑格尔使“哲学第一次完成了它的圆圈运动。往下的步骤只能是采用已经明确地被给出了的既定的方式和方法来对材料进行富有思想的加工”[11](P106)。那么,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只要以不同的方式将黑格尔哲学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就够了,这无疑会形成大量缺乏思想原创性的学术附庸。所有的新思想诞生的可能性都会遭遇这个封闭圆圈的阻碍,政治思想领域尤其会萎步不前。为此,马克思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我意识哲学作为这一时期自己研究历史、法律和哲学问题的思想主线,而在这种选择伊始,他的思想就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浓重的实践气质。

  

   二、阐释法国平等思想的德国启蒙哲学

  

   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哲学是在宗教批判语境中呈现的,其关键概念是自我意识和社会主义,此中蕴含着黑格尔哲学、法国平等思想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观念要素。当我们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功绩定格在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宗教批判时,实则将其意义规定为一种以启蒙的方式重新表达自由与平等主张的愿望。当我们将视野投向这种哲学所具有的政治内涵时,就会发现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政治哲学向度,其中最明显是自我意识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前者探讨的是一种与平等共谋的自由命题,后者研究的是将自由与平等精神对象化的现实性。他们阐述的是与英国、法国处于同一历史发展进程的政治问题,并从根本上论及现代人在这些政治问题面前的理性选择。这些观念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青年黑格尔派对德国思想界的直接影响大约只有十年,但我们不能忽视作为该学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具有的启蒙作用,也不能缺少从欧洲启蒙运动角度理解影响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国际性因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如果埃德加尔先生把法国的平等和德国的自我意识稍稍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后一个原则按德国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维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前一个原则按法国的方式即用政治和直观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人在纯思维中和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的实践领域中的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12](P48)当马克思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这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够看到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对马克思的影响,当然,马克思以更高的立意表达的这个观念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是青年黑格尔派望尘莫及的。

   作为黑格尔的弟子,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政治哲学评价颇多。衡量这些评价的得失,是我们理解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哲学的切近路径。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的哲学根基正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自由维度,他们关于自我意识的阐释直接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了“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自我意识的自由”、“自我意识与其直接现实的关系”等内容,这种阐释尽管是在理性迷宫中展开的,但“自我意识的产生,必须有一个实践性的环节”[13](P12)。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语言逻辑固然是神秘的,但以这种神秘形式表达的并非都是空洞的内容,相反,“黑格尔先于马克思揭示出关于政治宪法、国家和社会的阶级理论”,“提出了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和国家的方法论”,“黑格尔意识到阶级冲突的经济基础”,他“不仅写到了阶级战争,而且还写到了财产权的分配和基于财产权的政治权力的归属”[14]。因而,发挥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积极因素,是一项有价值的学术工作。

   青年黑格尔派正是从这项工作开始的,他们发展的正是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接近法国革命政治学的内容,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黑格尔思想本意。青年黑格尔适逢法国大革命,一度着迷于卢梭的政治哲学,深受法国革命者追求自由的精神的感染。这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是深远的,青年黑格尔派几乎都受到法国平等主义的影响,也几乎都将希望付诸资产阶级政治实践。“直至1841年,青年黑格尔派并没有批判老师黑格尔的政治观点,而黑格尔的政治观点与其宗教观点是显然不同的。迟至1841年9月,布鲁诺·鲍威尔在为来自巴登的一位自由派政治理论家韦尔凯尔举行的宴会上,在祝酒词中还赞扬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认为它在自由主义和勇敢大胆方面都超过了南德流行的观点,但是,不久情况就变了:1842年,卢格首先发表了在政治方面对黑格尔进行直接批判的文章,抨击黑格尔的《法哲学》混淆了逻辑和历史的范畴,因此预示了下一年马克思所做的许多批判。”[6](P25)理解卢格和马克思各自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需要理解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两重向度。

黑格尔不仅见证了法国大革命激动人心的场面,而且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失败以及欧洲王室复辟。尽管他终生没有改变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评价,但确乎因欧洲王室复辟而对普鲁士王国不乏肯定之辞。老年黑格尔派继承的是黑格尔保守的方面,认为有必要被限制的世袭君主制是国家制度的顶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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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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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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