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中美之间和平的体制竞争对人类进步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 次 更新时间:2019-08-31 23: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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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本文为崔之元教授2019年7月16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的“中美博弈:金融风险与防范研讨会”上的发言,略有增补。

  

   当前国内外舆论的焦点是中美贸易冲突给双方及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点是无疑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中美之间和平的体制竞争对人类进步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 (Jan Tinbergen)于1961年提出了“趋同理论”( convergence theory), 认为随着“共产主义国家”引入更多市场机制和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公共部门的日益扩大,双方体制之间出现了一种趋同的趋势,虽然并不一定发展到完全一致。

  

   “趋同”的机制有两个:一是各自在实践中学习和调整,二是彼此互相借鉴。相互借鉴往往不是来源于对方理论的说服力,而是双方的体制竞争所迫使的。2018年1月29日。美国新闻网站Axios 报道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5G国有化方案“ ( https://www.axios.com/trump-team-debates-nationalizing-5g-network-f1e92a49-60f2-4e3e-acd4-f3eb03d910ff.html),其主要起草者Robert Spalding 准将随后因私人大型电信公司的反对游说而辞职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nnals-of-communications/the-terrifying-potential-of-the-5g-network)。他在与 “纽约客”的访谈中,明确说“5G国有化方案”是应对华为。虽然特朗普政府最终没有采用“5G国有化方案”,但在美国一直比较“禁忌”的“国有化”话题因为华为的竞争压力而进入公共舆论,仍然可以说明“趋同”的机制在起作用。

  

   “趋同”的另一个例子是产业政策问题。国内微信上广泛流传一种看法,即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要求中国完全放弃“2025计划”。这其实是不确切的。在美国国会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前WTO上诉机构法官Jennifer Hillman 2018年 6月8日的证词, 其附录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第一次来中国时提出的要求 (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Hillman%20Testimony%20US%20China%20Comm%20w%20Appendix%20A.pdf)。

  

   可见,美方提出要求是中国消除“2025计划”的补贴所带来的产能过剩,而不是“2025计划”本身。美国虽然霸权,但也还不好意思要求中国停止产业计划本身,因为美国也签署了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cm_e/subs_e.htm)。该协定不是否定一切补贴,而是许可在研发,区域发展和环保上的非特定补贴。201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Paul Romer教授对美国的非特定研发补贴有深入研究 。

  

   2019年,MIT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其中一位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发表“启动美国”一书,在该书附录中他们提出在102个区域“启动美国” 的产业政策。可见,尽管反对产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意识形态中还有强大影响,但他们在实践上其实也在大力运用产业政策,这又和中国的体制竞争压力分不开,因此不好意思要求中国取消“2025计划”本身。

  

   那么,从中国方面看,有什么“趋同”的迹象呢?2013年10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10/18/content_4854.htm),就是注意到我们产业政策的实行中出现了严重问题,必须大力纠正和改进。这和美方的要求(在“2025计划”的补贴中不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其实是“趋同”的。又如,党的18届3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议中说,“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里的关键词是“管资本为主”,也就是说不以“管具体的企业为主”,当然特别重要的企业还是要管。在本公号“从欧美金融危机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引用了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话来说明美国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临时国有化”:

  

   “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如何争取尽可能多的机构参与到我们的资本购买计划(CPP)中——所谓资本购买计划,指的就是我们的银行注资计划。我们对每一家机构的股权投资的金额相当于它的风险加权资产的3%,对最大的银行来说可能达到250亿美元,这意味着我们将向整个银行体系投入大约2500亿美元的股本。”

  

   我接着评论道:

  

   “这里,我们应当注意“每个机构的风险加权资产的3%”这一重要的数量线;因为《巴塞尔协议I》规定“一级资本”(又称为“核心资本”)必须达到“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4%”(Tarullo,2008,第55页)。如果我们用政府拥有多少“一级资本”的来衡量国有化的程度,那么政府美国实际上拥有75%的一级资本”。

  

   但美国政府对9大银行的临时国有化显然是“以管资本为主”,因为政府注资是以优先股形式,不参与具体经营,也不撤换原来的管理团队。这绝不是说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里的“管资本为主”来自美国的应对危机的临时国有化方案,但这说明双方在自身的实践中摸索,有些殊途同归,属于丁伯根的“趋同”的第一个机制。

  

   丁伯根在冷战期间还提出了“趋同理论”,表明他对人类进步前途的深刻信念。今天,虽然中美都有人提出“中美脱钩论”(decoupling),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大趋势来看,趋同必将战胜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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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实验主义治理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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