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2 次 更新时间:2019-08-21 00: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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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近代以来,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理论出发,对中国佃农的独立性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真正从实际调查材料出发所进行的实证还是比较少而且薄弱的。根据近代以来对中国地主与佃农之间关系的各种实际观察和调查资料,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并不像以往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薄弱。而佃农对于地主之依附性的存在,一则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如生产资料的不足等,二则由于知识的缺乏。

   原载/《文史哲》2011年第2期,第104-115页

  

   传统史学理论往往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佃农属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层,其人身和经济都是依附于地主的。而经济学界的观点却与之相反,认为佃农的产生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原因,主佃之间除了经济上的合约关系之外,并无其他关系。美国学者卜凯根据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进行的调查,相继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卜凯认为:从经营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问题。美国学者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中国农民经济》,此书除利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外,还利用了他与当年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人员进行的访谈,对1890年至1949年之间的中国河北和山东,也即所谓中国的华北农村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与卜凯类似的结论。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新的探索。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一书反复论证:明清以来,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租佃制度向一般租佃制过渡。方行《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亦指出:佃农的经济和经营具有独立性。近年来高王凌的多篇文章和著作,更是强调了主佃关系中佃农的强势地位,近乎颠覆了以往人们对此问题的一般观念。

   独立性是与依附性相对的综合性概念。总结前人的研究,佃农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身的独立性;二是经济的独立性;三是国家司法对于主佃纠纷的处理原则和方法。本文所要做的,也就是对近世佃农的独立性及其强弱情况作一实证研究。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近世中国佃农的人身独立性,可以从国家法律的规定和现实情况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一)在国家法律的规定方面,可以说佃农人身独立性首先是中国历史演变的结果。

   中国历代政府,其实在本质上是反对地主与豪强与国家争夺民众的。唐代两税法的施行,改变了“以丁身为本”的旧制,转而“以资产为宗”,将国家税收集中于对户资田亩的财产征课,宋代更进一步强调以田亩为征课对象。在这种税收条件下,对农民的迁徙已不必通过户籍制度进行严格的控制。两税法中一个重要原则“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就说明了这一点。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果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从此,不仅是自耕农,就是佃农,都基本上获得了自由迁徙的权利。正如时人所说,“近世之民,离乡轻家,东西南北转徙而四方,固不以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客虽多而转徙不定”。佃农既逐渐获得人身独立和迁徙自由,那么与租佃制度有关的佃田、退佃、择主等问题,也就更多地成为一种经济问题,佃农的存在也就更多地变成一种经济现象了。

   至明代,对农民迁徙更无明确限制。明代中叶,黄册制度瓦解,特别是由于一条鞭法的施行,农民就更容易离乡离土。清代的编审制度已不如黄册之严格。摊丁入地之后,最后完成役并入赋,更不需要严格控制人口。乾隆初年废除编审制度,更无由控制农民离乡。农民从宋代获得的迁徙自由,遂进一步巩固。“明清时代封建租佃关系的重大变化之一是越来越多的佃农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束缚。经过宋元时代的变化,特别是朱明王朝废除了歧视佃户的众多法令之后,劳动者已不再是土地房产的附属物,不再属于地主,随主籍贯,在法律上具有与地主同等的地位,同地主一样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民国以后,法律上更不存在对佃农的歧视。主佃之间的经济纠纷,都是通过正常的司法渠道进行的。

   从法律角度观察,纵观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人身独立性的加强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其间数次经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冲击,而此潮流毕竟不可逆转。社会地位低下如佃农,其人身独立性增强的过程虽然屡有反复,但大的方向毕竟是清晰明确的。越到近代,这种趋势就越是明显。

   (二)从现实情况来说,根据的种种观察和调查材料来看,租佃关系基本上是双方自愿订立的。

   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而种种实际观察材料同样可以证明佃农在人身上的独立性。明代人观察说:“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清代人民“熙攘往来,编审不行,版图之籍亦莫可得而稽矣”(光绪《富阳县志》卷十三)。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的特点是:多数都是大样本材料。这样统计材料比起个别案例,对于说明一种现象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表明:地主与佃农之间基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契约关系,主佃之间多数是一种通过市场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

   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是1940年至1941年间在四川进行长时间深入民间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在四川“地主招揽佃客,恒由口头散布邻里,于逢场赶集的传入镇中,间亦有张贴广告于通衢者,……凡有不满意其原佃耕土地或被地主撤佃之佃农,咸注意于此项消息,待辗转获得消息后,即先往‘看田’,并访问该地之四邻,采询该田之生产情形,以为其认纳租额之主要参考,然后托人介绍与地主会面,此介绍人同时必为地主所认识,藉以调查佃户之为人,确为忠实勤俭,然后始能出租,……至公产学田之承佃手续,各县多用投标方法”。刘大钧《我国佃农经济状况》于1929年调查了全国的佃农经济情况。“租佃关系设定之手续,各地大略相同,皆用承佃契约。其名称不一……。约中恒订明佃种之年限与每年纳租之数目种类,此二者为各约所同有。……少数地方亦间有以口约代笔约者。”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近世中国,特别是民国以来,租佃关系基本上都是一种市场合同关系,在这种市场合同关系的基本条件下,主佃双方都是自由的。因此,尽管中国情况复杂,但在传统条件下,地主对佃农能够有很强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可怀疑的。

   近世中国主佃关系中至少有两种情况是值得说明的。

   1.如果地主是属于大官僚大富商,其在地方上多有势力,这时佃户对于地主就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依附性。

   刘大钧《我国佃农经济状况》指出:“江苏灌云等地之承揽约中规定佃户须永远服从田主指挥,并于暇时为田主服役,是则佃户地位几近农奴。惟此种情形仅以田主为大地主,尤以其为显宦富商之时为然。若田主亦为农家,则约中虽设规定,亦仅有名无实。在湖北及他省多处地方,田主、佃户社会上皆处于平等地位。”“田主自为农家之时,其对于佃户之待遇亦较远客他乡之大地主为良,双方关系有若家人,故收获之后,往往彼此互飨,其田主为远客之资本家者(尤以为官宦时为甚),则佃户地位几同仆役,在田主之前,须垂手侍立,有事之时且与奴仆同服役。”地主方面的势力越大,那么佃农所表现出来的依附性就越强。

   但是这种依附性其实还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第一,这些大地主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超经济的人身主导,依赖的并不是其地主的地位,而是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佃农相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并不是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而是由于地主个体所表现出的超出其地主身份之外的其他社会政治地位上的强势所决定的。这种情况,其本质实际上与是否为主佃关系无关。第二,这种地位是由租佃合约所规定的,而合约本身是自由订立的,也可以到期中止,佃农并不一定愿意永久保持这种依附的关系。如果佃农不愿意继续这种身份,可以在租约到期的时候离开地主去其他地方寻求租佃的机会。至于永佃制下的佃户,其田面权是得到保障和确认的。只要按习惯交纳地租,则与地主之间几乎毫无其他联系。第三,佃农的这种附属性质,其实往往是以其他取得为补偿的。佃农依附于大地主,往往是为了某种目的,——作为大地主的佃农负担更轻,而且可以得到大地主的权势的保护。如“赣省乐平县之某村,约1500余户,尽属有永佃权之佃农,该处之田地,肥沃异常,向无水旱等灾,每年且可栽种二季水稻,惟彼等因鉴于捐税之繁重,乃将田地廉价售于本县大户,但得保存其永佃权。闻该佃农等迄今从未发生欠租等事,故地主收入,除缴纳正当捐税外,尚有微利可图。皖省合肥等县,农家因争夺水利成讼,败诉者自知势薄,乃将全部田地,售与城内某大户,自为佃农,拟借地主之力,作为护符者”。佃农在这里所表现出的依附性,并不是被迫的,而是一种与地主之间的主动的交易行为。

   作为大地主的佃农,其代价是人身上受到较多的限制。如果不能准时交租,也会受到比较严厉的追讨。而这种追讨,是一般中小地主所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佃户也可以通过贿赂大地主的代理人的方式来避免这种追究。

   总的来说,这种佃户对于地主的依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下面的数据将会提到,在旧中国,大地主的数量是非常之少的。

   2.近世中国的劳役地租

   劳役地租往往被视作佃农对地主人身依附性的表现,近世中国在很多地方还存在劳役地租的形式。但是,至少在1949年之前,劳役地租所占的比重已经相当少了。根据陈正谟的调查,“各省的佃户专以劳力充当地租的甚少。……若以契约上规定佃户在一年之内,须为地主作工若干日,并无工资者为力租,则这种力租现在虽然还有,但为数极少。据我们调查研究的22省1520处言之,仅有28处,不到2%。……佃户每年必须无代价的供地主驱使,而其日数漫无规定的,……就我们调查的地方说,约占19%。……而佃户不必须为地主服役的地方当然要占多数”。也就是说,契约明文规定佃户必须为地主工作一段时间作为租佃报酬的只有不到2%;没有明确规定,按习惯佃户应该为地主做些事的,约占19%。这个数字与其他调查材料是可以对应起来进行比较的。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有如下表可以说明:

纳租制度表(百分率)

   福建的数字与此相仿。郑林宽、黄春蔚《福建省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谓:“本省工租之百分率最低,在各种佃租种类中平均仅占1.25%。就区域观察,以闽西之2.82%为最高。”

   而且,佃户为地主家提供一些劳动也许并不是依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帮助。“通常佃农于缴纳规定租额之余,尚须负习惯上之义务,平时如帮工、守仓、抬轿、担水等等,婚嫁丧葬等大事例应前往服役,新年佳节,率多馈赠礼品,地主有助于佃农者通常不过代为书写文字或调解纠纷,惟主佃感情融洽时,地主频施小惠,佃农亦乐于协助,以求其得欢心也。”习惯上,地主与佃农之间是应该要相互帮助的,这是传统中所认为的主佃双方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乾隆年间,湖南永州府知府曾针对地主家有婚丧唤佃农抬轿或平日帮工等情况指出,“婚丧之家,主人应接不暇,至亲密友多有代为效劳执事者。身为佃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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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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