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0 次 更新时间:2019-08-14 15: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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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庄严的历史时刻,我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70多年前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我15岁至17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家的温馨,没有少女的娇嗔,有的只是艰苦卓绝的战斗洗礼和激情燃烧的革命情怀,我的青春献给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解放事业,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本文回顾我那一段战斗生活,作为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同时表达对关心爱护我的抗大老校长何长工,对与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以及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姐姐齐云的深切怀念和敬意。

  

   曲折参加革命

   1937年,我13岁,父亲在太原赋闲,经济上没有收入,全家生活陷于困境。母亲带我和弟弟回老家河北高阳县城内东街老房居住,姐姐齐韫(后改名齐云)早在1936年初已去北平寄居在姑母家,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我在高阳县立女子完小六年级上了一个学期后,也去了北平和姐姐一起寄住在姑母家。

   姐姐思想进步,除了在学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家时每天都高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开路先锋》《梅娘曲》《大路歌》等,我也学会了不少。在姐姐的救亡歌曲和进步思想熏陶下,我心中产生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感。

   这年夏天,当我考上北平市立女一中时,传来了卢沟桥的炮声,七七事变爆发。二十九路军英勇奋战,北平市民同仇敌忾。我亲眼目睹了在南长街四条一号(姑母家)路口,二十九路军堆积沙袋准备巷战,心中振奋不已。但二十九路军在前线遭受重大牺牲之后,被迫撤退。

   这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我在姑母家门口马路上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机械化部队,炮兵、坦克、步兵及骑着洋马斜挎着花环的骑兵,狂妄地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我心中充满了怒火。恐怖笼罩了古都北平。姑母家中也都在时刻准备应付日军查抄、搜捕。

   我的姐姐齐韫当时刚18岁,正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中共党员发展对象,因她在群众中有威信,地下党组织让她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当时姐姐的政治面貌已暴露,不宜继续留在北平,遂于当年8月带着我一同撤离了北平。撤离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进行的,我们是第12批疏散的平津流亡学生。我们的目的地是太原,同行者有十来个男女师生,为了缩小目标,扮演了各种角色,如乔装打扮为父女、夫妻、兄妹等。在火车站上,我们从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的刺刀行列下穿过,一上车就分散到各车厢,分头而坐。我和姐姐及她的同窗好友阮学文一组,恰好和一位年长的天津商人坐在一起。姐姐穿一件淡蓝色旗袍,白色半高跟皮鞋,仪态优雅,像一个贵小姐,我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小褂和姐姐亲手给我做的黑背带裙子,和阮学文及穿绸大褂的商人一起,很像是一家人。火车行到廊坊车站,突然上来一队叽里呱啦说日语的日本兵,列车上顿时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气氛。

   到天津时,那位商人领着我们下车,再次从日本鬼子的刺刀行列中穿过。日本鬼子特别仇恨具有爱国传统的平津学生,只要看到穿学生制服的或怀疑是学生的就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审问。我们三人在天津商人的掩护下没有被抓,其他人都被抓了。好心的商人把我们送到天津法租界,在他的一位朋友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十多位同伴都各自脱险,会合在事前约定的地点。大家各自讲述了如何应付敌人的故事。扮演父亲的老师说,日本鬼子从扮演女儿的女生箱中搜出一把水果刀,狠狠地把刀子往桌上一插,问:“你要杀人吗?”扮演父亲的老师就说:“她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杀人呢?”质问得鬼子哑口无言。还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大学生,看起来胆子很小,说是信佛教的,他说:“我当时心里直念金刚经!”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从天津坐小轮船到了塘沽,顺利地转乘了英国大轮船。脱离危险的大批平津学生公开出现在英轮的甲板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毕业歌》等救亡歌曲,发表抗日救亡演讲,群情振奋,慷慨激昂。

   我们沿途经过烟台、青岛、济南、开封等地,每到一地都由当地政府接待,住学校,睡地铺,吃馒头喝稀饭就咸菜,觉得很新鲜,一点也不觉得苦。在烟台我们品尝了烟台苹果和烟台梨,在济南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给我们发了路费,并讲了话,我们还品尝了有名的山东煎饼。在青岛我们参观了炮台,并照相留念。在去开封的路上,在沿途的车站停车时我们都进行讲演和高唱革命歌曲。

   到了太原,我和姐姐暂住在阮学文家,当时日军正不断轰炸太原,我们不得不天天跑着躲警报。中秋节之后,姐姐得知她初中母校山西平民中学已疏散转移到徐沟县,我俩即去了该校继续读书。大约过了两个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时任长治县县长的父亲派人接我和姐姐到了长治,因父亲不是阎锡山嫡系,我们去后不久父亲即被免职。当年初冬父亲带我们到阳城县赋闲。当时我党在晋东南已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姐姐已与当地革命同志取得联系。此时,阳城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县长是李敏之(后改名林耶),他的夫人林贞(原是上海工人)任县妇联主任。这年春节和元宵节,县长夫妇在县政府驻地邀东北大学校友聚会,姐姐也被特邀,并带我同去参加这些活动。因为姐姐革命歌曲唱得好,大家欢迎不止,姐姐便大大方方地唱了一曲《梅娘曲》,歌词为:“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姐姐也让我唱了一小段京戏《莲英惊梦》,戏词为:“你把那冤枉的事对我来讲,一桩桩、一件件,件件桩桩对小妹细说端详。”林贞亲手包了江南风味的肉馅元宵,在座的十多位都是北方人,大家感到很新鲜,格外高兴。

   在这期间,我不但接触到很多革命同志,也看了一些革命书籍,如《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等,思想上很向往革命,崇敬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关心我的林贞想让我做儿童团的工作,姐姐则想让我去晋城八路军训练班。正在酝酿我如何参加革命时,我却病了,头剧痛、高烧多日,流了很多鼻血,嘴和胳膊都肿了,身体虚弱得走路都要扶着墙。1938年初,日军调集三万多兵力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就在此时日军轰炸了阳城这座小山城,接着就要发起进攻。一天,姐姐突然穿一身军装,背着背包回家来和父亲辞行,她向父亲行了一个军礼,说她参加游击队了,并对我说:“你刚病好,我带不了你。”结果我失去了在1938年春参加革命的机会。

   日军侵占阳城后,父亲带着家人逃出县城,住在离县城较远的一个小山村。那些日子里,我常想念仍在沦陷区杳无音信的母亲和弟弟,但我更加思念姐姐,因为只有见到她,我才能参加革命。有时,我一个人到村外树林子里去唱《松花江上》,我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成“我的家在河北大清河上”,把“爹娘呀!爹娘呀!”唱成“娘呀!娘呀!”唱到“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就禁不住放声大哭。

   一天,姐姐派人送来信说:“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为自己前途着想呢?”我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参加革命,于是就跟着送信人走了,没有和父亲说一声。走到半山腰,父亲追上来了,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我只好随父亲回去,结果又一次失去了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我终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后来随父亲去了西安,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

   当时西安正是春夏之交,我闲住在家,苦闷之极。夏秋之季,恰好父亲的世交好友陈光斗(决死队纵队长)正在山西驻防,父亲即托付陈夫人带我同去山西,在那里遇上了决死队董天知(1940年百团大战时牺牲)和董愈公两同志。董天知和姐夫魏健相识,不久前他还收到过魏健的信。陈光斗向他谈了我急于找姐姐要求参加革命的情况。他们决定帮助我,并在路经西安时征得了我父亲的同意,使我最终得以在西安与他们会合,并一同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我们在河南渑池过黄河到山西,经垣曲、阳城、晋城到长治与姐姐、姐夫相逢。此时,姐姐已怀孕。在长治过了春节,姐姐亲自送我去屯留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驻地,介绍我到女生队学习。从此,我踏上了革命征途,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一天是1939年3月18日,时年15岁。

  

   抗大生活的日子

   姐姐当时已改叫齐云,送我到抗大一分校时,她对接待我们的校部领导同志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吃午饭时,那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陪我们一起吃饭,他端了一洋铁盆菜放在桌子上,和蔼可亲地说:“我们抗大吃饭是打冲锋照镜子,吃菜谁也不谦让,很快把菜吃完,还端起盆来把菜汤喝光。”随后,姐姐拿了校部的介绍信,从校部驻地到距离不远的岗上村女生队驻地队部报到,在队部见到队长陈彤(东北人)、指导员王宏(东北人)、副指导员邵黎(西安人),姐姐告别时,叮嘱我说:“你们队上还有好几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同志,你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

   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做出了到敌后办学的战略部署,由何长工、周纯全率领抗大总校的一部分学员东渡黄河,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历经艰险于1939年1月到达晋东南山西屯留县,创立抗大一分校,校部驻地是故县镇。何长工、周纯全分别担任正、副校长。抗大一分校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随营学校,地处太行根据地的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军事化、战斗化、革命化的气氛。下面是我对抗大战斗、学习生活的一些回忆。

   紧急集合:军事训练首先要适应紧急集合。因为处在战争环境,随时都会遭遇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每周至少要有一两次紧急集合。每次紧急集合,学员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军衣,打好绑带和背包,戴好军帽,扎上皮带(睡前绑带、皮带都放在军帽里),穿好鞋,由班长带领到队部列队集合,炊事班的同志也背着灶具一起集合,全队集合速度约十分钟,集合完毕,队领导简单说明敌情,即带队出发转移,直到天亮前又回到原驻地时才知是演习。为适应战争环境,女生队吃饭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到时间,值日区队长一吹哨,立即整队集合。

   出早操:每天天不亮,起床号一吹就集合出操,进行班、排、连教练,由区队长轮流值日领队出操,一般是姿势教练,有时还进行着装演习。

   练习打靶:每天支架瞄三角,练习打靶。我第一次打靶打飞了,第二次打中十环,体会是:枪的准星尖对准缺口时,稍低点,因为弹道是弧形的。

   严格遵守军纪:服装整齐、动作灵活、作风严谨、有礼貌,外出见领导喊报告并敬礼,同志之间相遇互相敬礼。有上级或外界人士来巡视工作或参观时,队部常派我持枪在队部站岗。

   站岗放哨:一般夜间是两个人站岗,用燃香来计时间,两个钟头换一次岗。姐夫魏健曾送给我一块手表,我立即把它交出作为站岗时公用,计时就方便多了。记得我还放过流动哨,夜间一个人持枪在村子里警惕地巡逻,这对我锻炼很大。我们处在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政权对立的环境中,夜间放流动哨有被敌人摸哨的危险,据说男生队有一位近视眼同志就被敌人摸了哨。

   抗大一分校的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论持久战》《游击战》等,还讲过军事学。讲游击战时,还配合做过实战演习,记得在演习中刘抗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司长等职,于2012年去世)佯装受伤,在阵地上喊:“轻伤不下火线!”戴近视眼镜体弱的一位四川同志(大学生)佯作日军俘虏,被大车拉走。政治课程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

我们上课一般在露天,坐在背包上,有时在驻地岗上村天主教堂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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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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