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9-07-19 07: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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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腾飞  

   内容提要:冷战期间的战略稳定主要涉及美苏核力量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客观上,冷战时的战略稳定可以被理解为是两个核超级大国在激烈的竞争对抗中,基于避免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进行的一种战略关系稳定化进程及其表现的稳定化态势。具体而言,战略稳定可细分为第一次打击稳定、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美国作为拥有战略优势的一方,在战略关系上秉持的信奉技术和力量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基本理念及其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了冷战期间的战略稳定进程与态势。就美国而言,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观可以理解为:通过确保以核报复威慑力量为关键内涵的战略力量和技术优势,以及通过主导与苏联的力量较量和战略博弈进程,从而达到对国际战略态势的主导性塑造。分析美国谋划和实现战略稳定的进程,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稳定观,并加深对冷战历史教益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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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稳定可以理解为“客观的国际战略稳定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还可理解为“国家关于大国关系稳定化的一种战略观”。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一般是指美苏之间以核力量为主的战略力量关系上的稳定,①这是美苏关系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毫无疑问,战略稳定是关于美国冷战政策思考与战略谋划的关键,分析美国在冷战时期谋划和实现战略稳定的进程,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稳定观,加深对冷战历史教益的认知。

  

   一、突然袭击恐惧与战略稳定问题的提出

  

   冷战开启后,随着苏联继美国之后获取核武器,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建设核武库并开始进行核对抗,冷战对抗日益加剧升级,世界笼罩在冷战危机与核战争的阴影之下。1946年,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在其主编的《绝对武器:原子力量与世界秩序》(The Absolute Weapon: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一书中,分析了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强调在核时代避免战争的重要性。他说,“到目前为止,军队的主要目的是赢得战争。从今往后,军队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有用的目的。”②同年,另一位战略家威廉·博登(William Borden)则认为,由于美国的对手也会很快获得核武器,这样一个世界充满着核袭击的可能性,未来核战争将通过突然袭击敌人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的方式来进行。③几乎从核武器出现伊始,战略家们就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敏锐地提出了核时代国家面临的基本安全困境问题,即面对可能的核突袭该怎么办?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将此困境界定为是一种“彼此恐惧突袭”的状态。④能否确保自身核力量和核报复能力在面对敌人突然袭击情势下的生存,成为国家面临的最关键问题。1950年,保罗·尼采(Paul Nitze)主持起草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便以苏联会对美国和西方发动突然袭击为基本设想。⑤美国核战略研究泰斗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在1951年年初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核力量面对苏联的先发制人式打击时,将是极其脆弱的。⑥1953年4月,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苏联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话,可以用比较小的代价破坏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2/3数量或更多的轰炸机与侦察机。⑦随着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美苏双方相继获得热核武器能力,双方均担心发生这种突然袭击,这种担心导致更加紧张的战略对峙和战略警惕的出现。

   突然袭击问题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在冷战的战略对峙高潮时期,美苏双方都需要迅速应对的重大优先议题。1953年10月,美国政府经过近半年的战略推演后得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文件指出,苏联以核武器攻击美国的能力在持续增长,热核武器的发展实质性地提升了这种能力。苏联拥有足够的炸弹和飞机,可以给美国造成严重的破坏,但还只能使用单程的方式,⑧特别是苏联可能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文件在强调苏联具有对美国突然袭击能力的同时,提出了一项预期解决方案,这就是发展和维持强有力的军事态势,重点是发展进攻性打击力,形成大规模的报复性破坏能力。文件提出,“当苏联和美国均达到核充足阶段,并拥有足够的投掷手段,每一方都有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破坏的可能的能力,但却无法阻止一场主要的核报复。这会造成一种僵局,双方都不愿意发动战争。尽管苏联相信最初的突袭有破坏对手报复能力的前景,这可能诱导他们发动打击”。⑨

   NSC162/2号文件提出了最初的战略稳定设想,即通过双方核充足和无法破坏的核报复能力达到一种双方都不愿意发动战争的核僵局。实现这一战略稳定的关键,在于大规模报复能力的建设。这实际上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大规模报复”的战略思想,即美国设想“主要依靠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地点迅即予以报复的巨大能力”来遏阻侵略。⑩但对于NSC162/2号文件所包含的战略稳定的政策路径而言,这一战略的具体阐释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即使不会被对方施加反报复的威胁所遏阻,这一大规模的报复战略最终也会陷入如威廉·考夫曼(William W.Kaufmann)所说的两难境地,即要么“奋勇迎战”,跌入原子战争的深渊,要么“退避三舍”,使美国的威望严重受损。(11)为了弥补这一战略的可信性缺陷,50年代中后期,美国出现了以战术核武器和有限核战争来应对具体情势的主张,但是很快就被认为经不起实际的检验,以至曾经支持有限核战争的基辛格到1960年也认为有限核战略是不明智的。(12)

   NSC162/2号文件的战略稳定设想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政策宣示之间存在一个重大的脱节。NSC162/2号文件设想的东西方战略稳定关系的取得,是美苏双方经由以大规模报复力量为重点的核力量建设与相互战略博弈最终达成某种战略妥协的结果。而大规模报复战略则过于执着于单方面的战略路径。仅仅强调单方面的大规模报复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威慑的有效性必须得到对手的确认。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困境在于,苏联轰炸机的实力日益增长,美国战略轰炸机作为当时主要的投掷手段在面对苏联攻防系统时存在日益增加的脆弱性,这些均加剧了美国公众对可能遭遇突然袭击的担忧和对苏联军事能力的恐慌。1954年,美国公众对苏联“野牛”轰炸机的惊恐即可表明此种战略恐慌。(13)1955年2月,基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授权,由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James R.Killian,Jr.)领衔的一个专家技术小组(又称突然袭击委员会)在进行全面评估后,提交了名为《迎击突然袭击威胁》的两卷本秘密报告。报告提出,随着50年代后期美国和苏联竞相拥有大量的核武库、几百万吨级的核武器,以及用于核投送的战略轰炸机,预计从60年代开始,并无限期延续,将会形成一种战略上的僵局,每个国家都拥有充足的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武器以及投送这些武器的充足手段。获得突袭的能力并不能影响结果,因为无论一国是否先行发动攻击,另一国都有剩余的进攻性力量可以突破前者的防御并予以摧毁。基利安报告基于航空时代的武器平台战略轰炸机和技术现实分析了实现战略稳定的具体路径。报告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是充满危险的不稳定时期,因此强烈敦促美国政府推动新兴技术的发展,以便美国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处于优势地位,减少面临的突然袭击的威胁。基利安报告还敏锐地指出,导弹作为一种新型的投掷技术与力量的巨大意义,建议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将之作为国家支持的最优先性目标。(14)

   在基利安报告的推动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导弹能力快速发展的激励下,美国出现对提升防务开支、加强新型战略技术发展的强大呼声,包括提升战略投掷技术和战略防御技术。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蓝带委员会,以考察“在核袭击情况下用以保护平民的各种积极和被动措施的相对价值”,(15)这导致了著名的盖瑟委员会的建立。(16)1957年11月初,盖瑟委员会报告(即盖瑟报告)出炉之时,适逢1957年苏联宣布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稍后的“斯普特尼克号”卫星上天,这正是美国对苏联突然袭击的安全恐慌又达到新的极点之际。盖瑟报告发出警告说,苏联到1959年底将拥有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将使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群很容易在非警戒态势下受到突然袭击。盖瑟报告提出了针对这些威胁的一系列措施建议:尽快实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警戒”概念,发展提升雷达预警系统,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提供积极的导弹防御,提升美国中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初始作战能力,加速发展北极星潜艇中程弹道导弹系统的初始作战能力,增强机动性,在海外大量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尽快加固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建立全国性的防泄露掩护项目,尽早针对洲际弹道导弹建立区域防御,加大应对海军潜射导弹威胁的研发支持,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17)这份报告反映了当时美国国内全面加强攻防技术能力的呼声,希望通过对攻防技术的全面提升,努力减少美国在应对苏联突袭威胁的脆弱性。

   如果说基利安报告表明了在航空时代美国实现战略稳定的具体路径,盖瑟报告则更为激进地提出了由航空时代转变到导弹时代后核武器的发展路径,“美国和苏联双方都会继续制造大量的裂变材料和远距离弹道导弹,双方都会提升用来侦测和防卫导弹攻击的手段。为了避免被打击,更先进的导弹会被生产出来,由此会在攻防两方之间形成无休止的竞赛。没有哪一方经得起落后于或者赶不上对方的努力。这样的话,技术措施和反措施会永无止境”。(18)不同于基利安报告所设想的最终趋于一种僵局和稳定的趋势,盖瑟报告实际上指出了一条极不稳定的攻防相互强化循环递升的军备竞赛路线,而且超前地强调了反导防御系统,这显然是非稳定性的战略。盖瑟报告进而使美国国家战略层面产生极大的恐慌,这种恐慌不是由对手造成的,而是一种自我不断加诸的技术超越恐慌。

   盖瑟报告反映了当时美国政策研究中占主导性的强硬派的观点。沃尔斯泰特在1959年发表的《脆弱的恐惧平衡》(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一文,公开表达了强硬派的观点。沃尔斯泰特认为,战略稳定(他称之为威慑稳定)并非是存在一种“假定的自动平衡”的态势,要实现最终的威慑稳定性,需要设计出更为有效的实际使用武力的方法,保持被动将招致巨大的危险,防御性的目标需要使用进攻性的手段。他明确提出要确保在一场大规模的热核突袭之后美国拥有核反击的力量。(19)沃尔斯泰特创设的运用第一次打击能力和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概念,为如何确保这种核反击力量的建设,以及为美国战略稳定战略的讨论提供了明确的区分性框架。所谓第一次打击,不仅指在一场战争中首先开火,而且指袭击敌方的核报复手段。一场成功的第一次打击或者就地摧毁敌方的全部核力量,或者在击中目标以前中途将敌方的打击成功拦截。第一次打击以敌方的军事资产为目标,不强调自身的存活性。第二次打击能力就是核报复力量,是指虽然遭受了第一次打击,但仍能对敌方施以毁灭性的报复。第二次打击要求极高的自身存活性,是美苏两国追求国家安全和战略威慑力的底线。(20)

   考虑到核对抗升级中蕴藏的极大风险,沃尔斯泰特还提出了对苏联具有强制性意味的边缘性威慑战略,即为了确保面对突然袭击的能力不受损害,美国可采取“在很大程度上会提升非理性或意外战争风险”的措施,迫使苏联同意接受裁军和相互监督。(21)这显然是希望用某种最危险的边缘对抗战略迫使对手让步,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二、实现第一次打击稳定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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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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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美国评论》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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