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中国哲学: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19-07-09 18: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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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引言

  

   虽然包含文史哲在内的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均是在近代西学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与文学、史学可以古今贯通,接续发展不同,中国哲学经常需要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究其原因在于,不论文学还是史学,其学科理想可以容纳特殊的经验内容,而哲学不然,似乎普遍性才是其终极目标。因此,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缠人的问题。以往存在两种描述这种关系的方式,一种叫做支流与主流,另一种是殊相与共相。前者自居边缘地位,但它会影响传统主义者的文化自信;后者意味着视中西为平等,则难为欧洲中心论者所接受。本文准备提供第三条思路,即把中国哲学理解为,一种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这意味着把问题从特殊与普遍关系的讨论,由静态转变为动态的或历史的考察。我们的目的,重点不在评价,而在于通过理解为中国哲学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在进行相关描述与分析的时候,将尽力削弱或克制试图辩护的立场。

  

一、来自人类学的概念


   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不是一般描述词,而是来自人类学的一个概念。它是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他的一篇人类学作品中提出来的,论文题目就叫《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的关系》。1  作者通过摩洛哥、巴厘和爪哇三地司法制度的分析,揭示那些从西方法学的观点难以索解的现象背后,存在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的思想意义。这三地分别代表不同于西方的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多种宗教叠合形成的混合型文化的观念传统。文章指出,这些司法制度不是独立运行的系统,它是塑造其所在的社会文化秩序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法律视为“地方性知识”,就是指它对应并服务于历史形成的特定生活秩序,是具有实践功能的知识,而非抽象的理论观念。

  

   在展示这些地方司法观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时,吉尔兹采取语言分析,借助代表三个区域的三个词:哈克(haqq),达摩(dharma)和阿达特(adat),以引入问题的探讨。2 其中哈克属阿拉伯语,达摩来自梵语并进入乌尔都语及泰语,而阿达特则从阿拉伯语进入马来西亚语。这些词都非直接的法律概念,但选择它们的意义在于:“在地方上有一定深度的观念可以引导我们看到一些无论怎样杂乱无章,但却说明问题的特点,以使我们明白我们要把握的是什么:一种不同的法律意识。”3 而正是这些词语分析,引发我们哲学上的兴趣。以“哈克”为例,虽然它与规则、禁令之类概念关系不大,但它与对事情的评价有内在的联系。

  

   这种内在联系既原始而又不能割断,是在“适当”、“合适”、“恰当”或者“适宜”与“真切”、“属实”、“真正”、或者“确实”之间的联系;是在“正确行为”之“正确”与“正确理解”之“正确”之间的联系。4

  

   这种联系是这个词本身造成的(不管怎样是在语义学方面——我不愿为其起因费笔墨,其起因像中东历史和社会一样浩大)。由于它同时有“现实”、“真理”、“现实性”、“事实”、“神”等等这些意思,它,或者它的阿拉伯词素与音素的变种,还有“权利”或者“本分”或者“要求”或者“义务”以及“公平”、“正当”、“正义”或者“适合”。……在很多表达形式短语里它表示一个受益人;一个商业交易的参与者;一种“合法的财产权利”可以分享,诸如一种利润,一批货物,一处房地产,一笔遗产或者一个办事处。它被用来作为一种契约的责任,或者甚至被引申为这样的契约文件;在某些事情里的一般责任;一种罚金,一种赔款。5

  

   这个词的含义既具体又抽象,可描述也可评价,有神圣也有卑微,意义延伸的方向几乎四通八达。其实,在汉语尤其是在哲学方面,我们也很容易找到类似的含义多样,头绪繁杂的词汇。例如仁义的“义”,可能与“哈克”有可类比之处。《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说文》说:“宜,所安也。”但宜的原义与宰杀有关,《金文编》:“宜,象置肉于且上之形,疑与俎为一字。”另一方面,《说文》又说“义,己之威义”,即威仪。孟子“仁义”并提,可他一会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另一会又说,“羞恶之心,义之瑞也”。当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时,义是利的对立面,宋明理学义利之辩的义也承此而来。6 还有今日继续使用的含义、名义、意义,以及正义、公义、主义,还有义气、义举、义务、义工、义肢,等等词汇,以及很多用义字勾连起来的成语,如义正辞严、义愤填膺、义不容辞,舍生取义、从容就义、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等等。如果母语非中文的读者,初步接触这个字的时候,跟我们对“哈克”的感受应该差不多。但是,对于中等文化程度的中国人或汉语使用者来说,虽然不能全面准确表述义字之义,但对它在大多数不同语境中的用法,均能有效掌握。这是因为,我们是在汉字的意义系统中运用这个字的。义字的情形不是个别现象,在中国哲学中,类似的词语至少还有性、命、神、气,等等。吉尔兹说“哈克”多义的成因与其历史与社会变迁相关,在谈其“地方性知识”特质时,不再为其费笔墨。其实,汉语中构成其意义网络的各种关键词,追溯其源的话,大致也能捉摸到其转化或分化的脉络。其观念变化,大致是因生活经验的扩展,借隐喻的思维机制,在语言中循假借的路径衍生而来的。正是观念、经验与语言,交织成历史性的意义之网。

  

   今日欧美大学的教学分类中,中国哲学基本是设置在东亚系或者汉学系。一般来说,西方的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比哲学家对中国文化更感觉兴趣。这也是西方与中国一般被目为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实际写照。7 说中国哲学与地方性知识关系密切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当我们参考“解释的人类学”的理论时,这种地方性知识,必须通过追溯其历史背境,才能得到比较确切的理解。吉尔兹在人类学中不愿“费笔墨”的地方,正是我们探索的起点。中国思想的地方性,与其起源的经验相关,实质就在于它的历史性。当然,法律是实践知识,而哲学是观念知识。因此,当我们用地方性知识的眼光看待古典的哲学观念的时候,不能忘记,哲学最终不会以地方性知识为满足。

  

   1 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22至322页。以下引该书时,简称《地方性知识》,并直接注明页码。

   2 参《地方性知识》第244页的说明。

   3 《地方性知识》,246页。

   4 《地方性知识》,第246页。

   5 《地方性知识》,第248页。

   6 参阅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庞朴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1到550页。

   7 近年来在哈佛大学成功向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而名声鹊起的普鸣(Michael J. Puett)教授,具有文化人类学的专业背景,其教职也在东亚系。


二、中国哲学的“地方性”性格


   尽管有上述铺垫,说中国哲学是地方性知识,依然是有风险的。谨慎一点,说中国哲学起源于地方性知识,会比较安全。当然,地方性知识重点不在“地方”,否则世界上将找不到非地方性知识,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特定时空(即“地方”)中创造的,如儒学来自齐鲁,基督教源于中东。其要义在于,这些知识扎根于其文化土壤之中,对所在的社会生活发挥作用,或者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中才会生效。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8 所谓不离事言理,就是揭示这些政典知识的经验性或实践性。虽然六经并非都是哲学,但中国哲学源于六经则没有疑义。

  

   如果取一个概念代表中国哲学,则非“道”莫属。虽然道家首先争得“道”的冠名权,但后来的儒家也不示弱,称理学为道学。史书中的《道学传》,所传不是道家而是儒家。原本诸子百家都言道,以至于《庄子?天下》断言系“道为天下裂”。汉学家如葛瑞汉(A.C.Graham)也深谙此道,其研究中国哲学的大作,就叫《论道者》(Disputers of the Tao)。

  

   虽然《易》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也有“道可道,非常道”之说。但经典文献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原道》,均指向道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关联。所谓原,即有还原其本来面目之意。唐代韩愈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9 这是韩愈拒佛、老的宣言,其所谓道体现在文、法、民、位、服、居、食诸方面,将其从形上降至形下来理解。清代章学诚更具历史的眼光,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千百,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10 章学诚的《原道》,则针对宋儒,阐述儒家道之由来。章氏强调周孔一致,六经即器,道不离器。

  

   “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11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原因就在于他不离器言道。至于诸子百家,纷纷言道,则“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12 与章学诚不同,现代的章太炎把《原道》的重点从周孔移到老庄。不过,其兴趣不在于道之虚玄高妙,而是其致治之术。老子是其论述的中心,“孔父受业于征藏史,韩非传其书。儒家、道家、法家异也,有其同。庄周述儒、墨、名、法之变,已与老聃分流。尽道家也,有其异。是樊然者,我乃知之矣。老聃据人事嬗变,议不逾方;庄周者,旁罗死生之变、神明之运,是以巨细有校。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终其殊在量,非在质也。”13 尽管二章差别很大,但有其共同点,就是把道理解为源于处理社会生活经验的思想或知识。虽然老子之道明白无误包含有形而上的含义,但依太炎,这种形上意义是由其形下的需要而派生出来的,前者并非问题的重点所在。所以葛瑞汉评论说:“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的所谓‘真理是什么’,而是‘道在哪里’的问题,这是规范国家与指导个人生活的道。”14

  

韩愈说:“博爱之谓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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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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