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上俊哉:去全球化时代下中日两国的角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19-07-01 21: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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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上俊哉  

   摘 要: 去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国民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的一大原因是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在今后将继续扩大。但是,由于全球化使得整个人类贫富差距缩小,福利增大,所以人们应该继续努力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中美贸易摩擦中,特朗普政权的对华强硬态度得到了美国超党派的支持。日本为了抵抗保护贸易主义,防止其向世界扩散,正在努力缔结TPP11、RCEP等。特朗普政权有可能声称明年也将退出 WTO,因此有必要为此作出准备。为了强化日本努力的效果,日本最好能与中国合作。同时,期待中国能够考虑将国家的资助对象限定在研究开发上,并通过允许外资企业参与事业来实现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外资自由化。

  

   1. 去全球化时代?

  

   1.1 贫富差距的扩大

   2016年对世界历史来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英国6月的公民投票意外地通过 了“Brexit(脱欧)”。同年11月,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候选人希拉里·克 林顿,当选美国总统。

   一半的美国公民都认为“全球化只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坏”,特朗普看穿了这一点,以“美国的许多工作被以中国为首的外国剥夺,要将这些工作机会拿回”为口号而当选。

   英国的脱欧和美国略有不同,英国以“大量的移民流入英国,增加了医疗保险制度的 负担,恶化了治安等,成为国民生活的威胁”为主要理由,提出了脱离以接受区域内难民 为义务的欧盟的方案,得到了国民的支持。考虑到“人的移动(humanmobility)” 也是全球化的表达形态之一,可以说英国的这一举动也是反全球化的运动之一。“移民是威胁我们生活的存在”的这种意识,不仅在英国,在欧盟的许多国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很多发达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们,认为“全球化不会给自己带来好 处”。不能一概认为这种想法是被害妄想。

   图1是纽约大学的Branko Milanovic教授于2016年发表的著名图表“象鼻”图。横轴 以百分比表示世界的收入分布,以2%为单位,从最左侧世界最贫穷层2%、4%......到最右侧的世界最富裕层2%。纵轴是各个阶层从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间收入的增加率。

图1 全球收入分配的百分位

   以这种方式绘制的图表显示,在20年内,收入分布的50%~60%(A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收入增长了80%左右,而98%~100%的收入分布(C点=发达国家中心 最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超过了60%,另一方面,收入分布在80%左右(B点=发达国家 的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大大低于整体平均水平,几乎没有增长。

   在发达国家,最富裕的阶层由于全球化而变得比以往更加富裕,而中产阶层却无法 从全球化中获利,甚至可以说,相对来说他们成为受害者。作为发达国家主要政治力量 的他们如果反对全球化,那么采用民主政治体制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就很难支持全球化了。这可以说是发达国家政治反对全球化的最大原因。

   现在特朗普总统推进的政策,对自由贸易体制和“美国承担世界警察角色”等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秩序的核心的美国霸权造成损害。但是,与其说“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是导致美国的霸权衰退的原因”,不如说,政治上支持自由贸易体制和美国霸权的中产阶层变得贫穷,从而对现有体制愈加不信任,这一“结果”使得提出这种主张的总统得以当选。因此,即使特朗普被夺取总统的宝座,若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财富的不平等和移民等问题,恐怕会出现更加尖锐的“特朗普2号”。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如何?在中产阶层显著富裕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这里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也在扩大。在中国,从基尼系数的上升来看,贫富的差距,特别是以拥有房地产为首的资产的阶层和不拥有资产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1.2 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这是为什么呢?笔者曾认为,两大原因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第一,在过去30年间,每当世界经济发生金融危机 时,都会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金融缓和行为,以防止危机加重。虽然因此避免了经济危机的扩 大,但本应在危机中破产的大富翁也得到了解救。

   第二,以旧英属殖民地为中心,跨国企业和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为回避租税而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避税港,竭力节税、逃税。

   但是,笔者在阅读2013年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发表的引起全球反响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后,又得到了两个启示。第一,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低于1%,而资产(土地、金融资产等)的收益率在任何时代都有3%~5%左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劳动的代价,即工资只能按照经济增长率来增长,资产家的财富比劳动者的财富增加得更快,贫富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就是经济的常态。

   第二,与此相反,20世纪是贫富差距缩小的罕见时代。导致贫富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 将筹措战争经费和纠正贫富差距作为两大目标的累进税制的普及。

   下面的图2明确地显示了皮凯蒂著作给予的两个启示。在1913~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所处之间,欧洲各国的富裕阶层丧失了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大部分,从 而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段时期资本收益率的大幅下降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1950~2012年),显示了例外的高经济增 长率。皮凯蒂的书就其理由给出了两个提示。一是,这个时期在世界各地发生了“catchup (追赶)”。

   战后在战争灾难中荒废的欧洲,特别是荒芜的日本和德国等战败国出现了“奇迹般的成长”,之后是东亚的“4条小龙”,然后则是中国的catchup。另一个提示是这个时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众所周知,在劳动适龄期的人口出现增长且所占总人口比例提高的时期,如果能有效利用这种劳动力的话,被称为“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就起效了。

   皮凯蒂的书非常有启发性,同时也让我们展望了沉重的未来。贫富差距停止扩大的例外时代20世纪已经结束,在今后的世界中,资本收益率将超过经济增长率,因此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似乎也是无法避免的。在发达国家,即使是现在,“贫富差距”也成为问题,人们认为“全球化使生活变得艰难”,自由贸易体制也正在动摇。如果再进一步扩大差距,世界前进的方向将会越来越危险。

   皮凯蒂教授提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累进资本课税,以此来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对于皮凯蒂教授是否真的认为这种税制能在世界范围内付诸实践,并且是否真的认为这种课税付诸实践后就能够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笔者是十分疑惑的。

   当然,即使按照皮凯蒂教授的说法,如果21世纪的世界经济能够像20世纪那样持续高速增长的话,也许能够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是,皮凯蒂教授自己似乎并 不认为这样的高速增长会持续下去。如此一来,不得不说在今后的世界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路途上有更大的困难在等待着。

   1.3 全球化是个错误吗?

   在过去30年间,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全球化是错误的吗?并非如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口摆脱了贫困,整个世界的贫富差距缩小了,福利的总和也应该有所增加。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全球化没有进展的情况相比)也加快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也应该得到了缓和。

   如果全球化只是使发展中国家变得富裕,发达国家的国民就无法感受到全球化的恩惠了。但是,最近在日本,外国游客急剧增加(参照图3),成为帮助日本经济增长的巨大 力量。其中,来自中国的游客增加尤为惊人,不仅如此,来自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游客也在增加。这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变得富裕息息相关。日本过去通过经济援助和企业投资,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现在游客的增加,可以看作是日本正在接受过去贡献的分红。全球化所带来的全世界的经济成长对发达国家来说也不全是不利的结果,日本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图3 访日外国人旅行消费额与观光人数的推移

   过去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许多好处。可以强有力地证明它的另一个例子是IT的发展。围绕IT问题,1996年WTO签署了IT协定,并决定了 “零关税”。在那之后的20 年 中,IT自由贸易是最普及的,因此使得IT成为全球供应链最发达的行业。

   今天的智能手机比30年前的、价格上亿元的超级电子计算机性能要高。如果IT自由贸易没有取得发展,那么1000元左右就能买到智能手机的时代不会到来。随着人们得以以低价购买高性能终端,移动通信用户急剧增长,给网络产业带来了今天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贸易有能力左右人类的未来。如果说全球化存在问题,那么这个 问题难道不是其变化的速度太快以至于人们无法接受这一点吗?

   日本过去多次受到来自欧美的“改革迟缓,规模也太小了(too little,too small)”的批判。但是,看到今天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美国的保护主义和欧洲激化的民粹主义兴盛,反过来让人觉得在欧美全球化发展过快,产生了反作用力,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动摇。比起既快又大胆又容易发生颠簸的改革,尽管很慢但规模也不倒退的改革则更健全,更有价值。在日本和中国,这种想法能够引起共鸣,或许是咱们都受到了儒家“中庸”精神的影响的缘故。

   1.4 不要忘记80年前的教训

   尽管人们感觉“全球化”是进入现代以来才第一次发生的现象,但是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经历了“第一次全球化”。许多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在自由资本移动环境齐备的基础上,电报技术普及,当日就能接收到地球背面发生的新闻。

   日本金融史家板谷敏彦在著作《日俄战争:资金筹集之战》中指出,日本和俄罗斯互 相向伦敦的国际公债市场请求筹集战争经费,伦敦的市场交易记录明确体现了,双方发行的公债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根据电信所传达的日俄战争的战况而天天浮动。

但是,如此成熟的市场经济在20世纪迎来的却是大萧条。1929年遭遇大恐慌之后,美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制定了斯穆特·霍利法,采取了提高关税50%的措施。世界各国也纷纷提高关税,从1930年到1932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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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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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亚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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