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19-06-28 00: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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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众多康门弟子中,唯独梁启超与乃师并称,就此而言,看似师弟二人始终一体同心,实则双方常常貌合神离。合称既非事主的自愿,亦非同门的口碑,此一称谓,戊戌由湖南旧派士绅攻诋发其端,湘中及沪上新党庚其续,庚子前后清廷通缉张其名,癸卯革党与保皇会的论战坐其实。对此,当事双方均不以为然。坊间从俗,尚无大碍,学界因循,则距事实真相渐行渐远。

   关 键 词:康梁  湖南士绅  清王朝  革命党

  

   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父子、兄弟在内的名人齐名之事甚多,而师弟并称,则较为少见。尤其是不限于专门领域者,更加罕有。凡此,大概须具备两点,一是两人志同道合,二是弟子的贡献影响不在乃师之下,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清季民初,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弟并称,如影随形,“康梁”似乎成为共同的代名词,凸显师弟一体的形象或是造成这样的印象。可是,“康梁”一词,除非沿用他人的说法,在师弟二人的文字中几乎不见,康门弟子也极少使用,主要是外部立场态度各异甚至相反的不同人等不约而同的指称。仔细分辨,这样的指称主要适用于政治领域,至于学术思想,尽管梁启超一再声称其学问均得自老师,但旁观者早已知道两人取法各异。而且尽管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一再自谦,实际上康有为不能范围局限其思想和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那么,何以康门众多弟子中唯有梁启超享此与老师并称的殊荣,使二人联系在一起的机缘史事为何,值得回到历史现场,一探究竟。

  

   一、湘绅牵连

  

   江父《忆梁任公先生》记:“梁任公先生,言其轶事者,必及于戊戌变政,故每以康梁并称。先生晚年,殊不喜康梁二字联为一词,闲谈中往往露其意。笔者尝不避唐突,叩询其故。先生反问曰:‘尔以为予之事功,尽于戊戌之一役乎?’乃知先生非抑康氏,实欲在历史上另占一新地位也。”①此说可以讲究之处甚多,与本题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康梁并称的由来,与戊戌变政关系匪浅。不过,戊戌变政虽然为时短暂,却牵扯甚多,与康梁得名相关者,不止一事。

   戊戌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后人徐彬撰《梁启超》,专列一节讲述“梁氏与康有为”,他说:“‘康’梁’二字久已成为密切的联属关系。康氏门生綦繁,晚年尤多多益善。而梁氏资最深,名最著。迄乎丁巳之役,康以复辟败遁,而梁以马厂预谋,功名转盛,师弟不相通问者十年。近顷两三岁中,乃归于好,以恩谊终,其间悲欢离合,世或不能尽悉也……梁固服膺康氏,戊戌之役,同发扬,同患难,东游著译,语必称南海先生。时人比之孔之颜回,释之大士,其关系之切,绝异寻常,自不待言。丁酉在湘主讲时务学堂,一承师门衣钵,传宣大同主义,极赞共和民主之治为太平之极则,标《春秋》大一统之义,且言收其功者将在北美,以美行民主其国富而康也。时湘人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等大哗,贻书先兄及巡抚陈右铭,谓梁氏身为主教,而倡言以美国一统寰宇,将置大清于何地,而新派谭嗣同、熊希龄诸人,则力赞梁氏。梁氏语必称师说,故湘绅之攻梁者亦并称康梁。”②此说将康梁并称得名由戊戌变政的大语境落实到梁启超湖南讲学遭到旧派湘绅攻击的具体史事。

   湖南绅士的攻击之词,由王先谦的门生苏舆汇编成《翼教丛编》。该书收录的文章限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之前,刊行时间则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以后。③这本不过十来万字的书中,较多使用康梁并称,粗略统计,共有38处。如果放在清末十年间的文献中考量,这样的频率或许并不算高,然而与戊戌时期的文献比较,则相当显眼。尤其是考虑到在此之前康梁并称极少出现,则《翼教丛编》一书之于康梁并称的缘起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仔细梳理,即使同样收录书中的书札文章,也有所分别。该书共分6卷,收录18位作者(其中第五卷收录的4篇为集体作者)的书札文章46篇,作文最多的是叶德辉,共14篇,其余依次为张之洞6篇,朱一新、王先谦各5篇,孙家鼐、宾凤阳各2篇,洪良品、安维峻、许应骙、文悌、王仁俊、屠仁守、梁鼎芬、王猷焌、汨罗乡人及湘绅等各1篇。朱一新、洪良品、安维峻等主要针对康有为的今文说;许应骙、文悌则回应康有为的言西学和变法改制活动;孙家鼐的2篇,一为奏复筹办京师大学堂,一为议复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兼寓保全康有为之意;张之洞各篇,实际上有反对康有为学术思想及其政治主张的立意,文中却并未提及具体人名;王仁俊非议民主、改制,屠仁守驳斥“辟韩”,叶德辉申述“明教”,具体指向是康门,也没有提及“康梁”。以上均为前三卷的内容,这些情形表明,在清政府以及整体的视角下,作为弟子门生的梁启超还无法与老师康有为相提并论,在这一平台上,当时康门的唯一代表,只能是宗师康有为。

   然而,一旦活动场所集中到湖南,情况便发生很大变化。因为康有为从未到过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便成为康门的代言人。由于梁启超在宣传、教育等各方面的出色表现,尽管到湖南的康门弟子不止梁启超一人,而且梁启超也并非康门大弟子,他还是脱颖而出,成为旧派攻击的主要对象,并且被抬到与乃师康有为并驾齐驱的地位。

   《翼教丛编》后三卷所收录的文章,主要与湖南有关,在前三卷里从未出现的康梁一词,开始密集出现。除了苏舆的序言使用过3次“康梁”外,后三卷中“康梁”并称共35处。而且分布重点突出,叶德辉一人就占了24处,此外只有汨罗乡人6处,王先谦4处,宾凤阳1处,其余各人均不用。如梁鼎芬将两人并提时,书写康有为、梁启超的全名,而不用简称。可见其时康梁并称尚不普及。至于后来日渐流行,叶德辉等人以及《翼教丛编》的编印,起了重要的作用。

   叶德辉等人并没有就将康梁师弟二人并称专门作出解释,不过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一些意思。首先是梁启超的声名渐高,成为康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不仅坐上康门第二代的首席,俨然成为大弟子,而且声势日隆,居然可以和老师平起平坐。所谓“粤人梁某,以《时务报》著闻于时,东南行省之达官搢绅,皆为之倾动”。④

   其次,来湘的康门弟子中,梁启超的时名较盛,地位较高,影响最大。“湘中幼学之坏,梁氏实为罪魁。”⑤“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倡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⑥

   再次,梁启超口必称南海先生,传播康学。“梁之董治而修明之者,皆其师康有为之谬说也。”⑦“既有梁启超《春秋界说》、《孟子界说》、《读西学书法》、《时务报》之类为之爪牙,复有徐学使《轩今语》为之羽翼,于是康有为之邪说乃大行于湘中,而吠声吠影之徒,竟不知圣教为何物。”⑧叶德辉的《读〈西学书法〉书后》总结道:“凡此诸谬,皆康门之伪学,而欲举一世之人才,消磨其忠义之气,开拓其悖逆之心,固结其死生之志。上无天子,下无纪纲,以行其阳儒阴墨之学,投诚异教,授柄外人。湘中时务学堂诸生,信其邪说,群立党名,父兄不能稽,长官不能禁,推原其故,则以康、梁之死党高据要津,主持风会,驱以利禄之路,弛其名教之防,而人心之败坏,遂岌岌若有不可终日者。”⑨其《非〈幼学通义〉》则对梁启超“以通儒之撰述,为幼学之阶梯”大为紧张,担心“天下尽如梁氏为之师,吾知康有为之邪说将流布海内,复何从得门径哉”?⑩

   最后,在祖述康学之外,梁启超又显出自己的特色。叶德辉的《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义〉》,即针对梁启超的著述,并且提出“梁氏之学”的名目。康梁并称,一方面表明康梁一体,另一方面又隐含康不能涵盖梁的潜台词。在叶德辉眼中,梁启超的行事也有不同于康有为之处。传闻有电报康有为赏五品卿衔,游历各国,主持弭兵会,电至时务学堂,汪诵年告诉叶德辉,叶以为“‘此康谣耳,不足信。’数日往询其弟子梁启超,则言之忸怩。梁固笃信康教,终身不欲背其师,而亦不能为其师讳。”(11)

   在旧派不遗余力的攻诋之下,湘中新党也开始使用康梁并称。唐才常致函欧阳中鹄:“康、梁为海内所攻,其可危之状,诚如钧谕所云。然以皇上天亶聪明,暨我朝德泽之厚,卜之必无他虑。盖中国至此时始颇有日本明治初年气象,若再经鼓宕,则虽守旧如岛津久光等,亦必洗心涤面,共赞新猷,似不得以畏难远祸之心,稍怀迁就。工部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死生祸福,早已度外置之。卓如汪洋千顷,今之叔度,外似温柔,内实刚劲,尤为人所易知……若使天祚中国,之数人者,必不至为旧党所倾也。”(12)

   湘人排斥康梁,时有地缘因素夹杂其间,王猷焌上王先谦书称:“我湘省人心古朴,素好忠义,惟不免深闭固拒,未能开通明达。迩者自陈中丞莅任以来,创设时务学堂,开办南学会,原欲以开通民智,使士民不狃于故常,不安于固陋,法良意美,夫复何言。乃熊希龄、谭嗣同诸人,悖乱其间,遇事朦蔽,耸抚宪聘康有为之弟子梁启超来湘主讲,专以民权、平等、无君无父之说,为立教宗旨,论其罪状,何殊叛逆。于是承其风者,若樊锥、若易鼐、若唐才常等,肆行无惮,显悖伦常,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此诚学术之关键,风俗之隐忧也。”(13)

   叶德辉本来对湘学不以为然,学术取向坚持以吴人自居,其说撇开政治上的新旧之争,并非毫无道理可言。如他指“讲学最为通儒所诟病。遍观宋人语录之书,无一非言心言性,明人则无一非言良知。近日湘省偶一见之,则无一非民权平等。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此顾亭林所以以讲学为切戒也。”(14)不论内容,就讲学由耳学以致盲从一点而言,确有清儒反对明代讲学之风泛滥导致流弊甚多的卓识。他指康梁以新学为西学,实则推行康学,改新学书局为西学书局。即使就变法而言,简单地就新旧立论,指其反对一概变法,不合其本意。叶德辉自有其一套变法观念,他在致俞明震书中说:“曩闻葵园先生言,近日新政,若早行于中日讲和之后,至今必粗具成效,外人不敢轻视,胶州、旅大之患可以隐消。今又以康、梁之故,使天下哗然不敢言新,恐终难收自强之效。盖忧时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变者,惟是朝廷不言而草茅言之,未免近于乱政。南皮制军《劝学篇》,且逊顺其词,即康、梁亦必托于孔子改制,而后大畅其说,此亦中国君权至尊之效也。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词,反复推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苟非博观彼教新旧之书,几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15)照此看来,叶德辉赞成体制内的变法,而反对康梁的用夷变夏。

   康梁并称,虽然湘绅尤其是叶德辉等人影响不小,却并非独占发明权。在沪上乃至京师,康梁并称的情形也渐次出现。1898年5月15日,汪大燮致函汪康年,内有“清河告康,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16)6月2日函又称:“此时康、梁恐正在津,其(指夏曾佑)于康、梁之交则不待言矣。”“裕函到京,闻康、梁去皆支吾,欲归咎于弟。”(17)6月5日吴汝纶致友人函中也提及:“时局日坏,恐遂为波兰、印度之续,士大夫相见,空作楚囚对泣状;南海康、梁之徒,日号泣于市,均之无益也。”(18)次日,汪康年接到夏曾佑来函,后者告以“弟日内进京一次,康、梁师弟均屡见之”。(19)汪大燮致汪贻年函亦多次使用康梁并称:“大学堂孙相不用康梁,将来康梁亦必攻之。但攻不动耳。兄以为此时凡有与康、梁有瓜葛之事,皆不必沾边。”(20)不过,这时康梁简化并称显然尚未定型,所以陈庆年日记中提及两人时,或与梁鼎芬一样书写全名,或简称康、梁。(21)7月、8月以后,康、梁并称的用法日渐普遍,以致成俗。

梁启超的地位声望飙升,发端于甲午公车上书日夜奔走号召,其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22)此事固然夸大其词不少,引起诸多质疑,但并非毫无实事。继而得益于担任《时务报》主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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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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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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