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国:初到陕北时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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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  


提要: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后,对陕北苏区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为了应对面临的严峻政治和军事危机,中央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南下粉碎国民党“围剿”,一路北上进驻瓦窑堡。按照中央常委分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北上到后方的瓦窑堡,但由于毛泽东认为前方需要他,中央决定他暂时仍到前方。实际上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到前方,而是暂时留在下寺湾等待朱理治到来,向他征询中央任命他为陕甘省委书记的意见,并布置为粉碎国民党“围剿”需要承担的后勤保障工作。


关键词:周恩来;朱理治;下寺湾;瓦窑堡;反“围剿”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应对面临的严峻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193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苏区中心下寺湾,第二天即在此地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组织分工和对外名义等重要问题。《周恩来传》中说:“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并兼第一方面军政委;后方军事工作,如扩充红军、动员粮食等,由组织局负责。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前方需要周恩来,会议最后同意周恩来暂时仍和毛泽东一起到前线去。”【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332页。】11月4日,毛泽东等率红一军团南下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国民党“围剿”,但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而是暂时留在下寺湾,目前尚未见到关于其中原因的明确解释。文章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面临的形势、周恩来肩负的职责、朱理治任书记的陕甘省委承担的战勤工作等方面作出阐释,以求能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一、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对苏区情况的了解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开始战略转移,但对于落脚何处没有明确,尤其是12月1日的湘江之役后,改变了原来由中央“三人团”作出的向湘西进发的计划,更是一度失去前进方向,处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甘肃南部的宕昌县哈达铺得知红25军、26军在陕北活动,党在陕甘地区保存并发展了一块苏区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研究商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战略方针,争取落脚陕北,实现毛儿盖会议作出的发展陕甘根据地的目标。【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9月20日,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在哈达铺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页。】9月22日,张闻天根据从搜集到的国民党报纸上得到的信息,写了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笔记摘录了报纸上登载的红军在陕甘地区活动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文章在对摘录的信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泰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还有,“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这种发展使所有反动统治的领袖张惶失措,拼着性命动员他们所有的力量来同苏维埃与红军做斗争”。【《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90-392页。】这种分析和判断是比较准确的。


不但张闻天对陕甘苏区的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博古根据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在他所写的《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中,不但有预见性地指出“广大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虽然今天基本上还是在游击运动与游击区域的阶段上,但是由于所处战略地位之重要,在今天已经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斗争中之决定的地段之一”,要把陕甘游击运动“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到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之建立”,而且“应该把完成这个任务当做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193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326页。】张闻天和博古的文章都刊登在《前进报》上,这两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中央的意向。9月27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在此地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出改变俄界会议决定的重大决策,不再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张闻天年谱》上,第190页。有了明确方向指引,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发。10月18日,陕甘支队到达陕西省保安县铁边城附近,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0页。】毛泽东的讲话说明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之前,对陕北苏区情况的了解仅限于从报纸上得到的有限信息。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完成了波澜壮阔的万里长征,当时只剩下7000余人。【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对苏区的了解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初到吴起镇时,为了不把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骑兵带进苏区,毛泽东命令要“砍尾巴”。10月21日,陕甘支队第一、二纵队在彭德怀指挥下,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国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为了尽快与陕北地方党和红军取得联系,10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原来曾经在陕西省委工作过的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率领先遣队,带着电台,从吴起镇出发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与贾拓夫同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0-481页。】所以,在吴起镇期间,中共中央还没有与陕北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会面,与陕北红军还没有会合,接触到的都是基层干部和群众。据王首道回忆: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听取了当地乡党支部书记刘景瑞、乡政府主席刘景权、定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玉海、保安游击队队长兼政委张明科,以及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等人的汇报。【《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1970年2月,龚逢春在写给吴旗县(注:现吴起县)革命委员会毛主席旧居纪念馆的信中说:“毛主席接见我们时,根据毛主席的询问,我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根据地的一般情况与红军的现状,汇报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成立红十五军团的情况,汇报了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配合一起同敌人作战取得胜利的情况,汇报了我们游击队活动的情况,还汇报了苏区周围敌人的情况,如榆林高双成的兵力、绥德米脂一带高桂滋的兵力、三边一带的敌情,以及山西阎锡山、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等白匪军的兵力士气等情况。”【姚文琦主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精编五》,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可以看出,通过这些基层干部群众,中共中央了解到的是表面上的情况。


由于陕北地方党和红军领导人已经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从道佐铺出发去寻找中共中央。10月底,他们在陕甘苏区中心的甘泉县下寺湾与贾拓夫、李维汉率领的先遣队相遇,双方正式接上头,贾拓夫等人随即电告中共中央。10月30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吴起镇出发,11月2日到达下寺湾后,与程子华、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等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会面。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下寺湾召开,听取郭、聂“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3页。】听完汇报,张闻天说:“时间不早。尚有欢迎会,报告不讨论,以后再个别讨论,一般看来,在中央代表团方面,党的领导是正确的,现在问题是怎样去彻底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张闻天年谱》上,第192页。】通过听取他们的汇报,中共中央对陕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为应对严峻形势并作出决策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紧接着参加了由地方党和政府组织的群众欢迎大会,然后继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讨论的是关于中央对外名义、中央组织分工以及红军当前行动方针等问题,根据对苏区情况比较深入的了解,对许多重要问题作了决定和部署。张闻天讲话指出:如何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为此,他建议中央领导人分为两路行动,“一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一部分可在后方进行动员工作”。对于中央军事组织问题,张闻天提议成立名义称西北军委的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他指出:“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他们全权决定。”会议经过研究讨论同意张闻天提出的方案,最后作出决定:(一)中央对外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称谓,对白区仍称“中央(秘密)”。(二)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为周恩来、彭德怀,委员为王稼祥、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聂洪钧、郭洪涛。(三)中央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中央红军南下,会合红十五军团寻机歼灭敌人,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到后方的瓦窑堡。【《张闻天年谱》上,第193页。】这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周恩来的工作职责和去向,与《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的说法相一致,即“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目前先到前方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周恩来先到前方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那么,周恩来是不是按照中央决定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了呢?


二、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


由于粉碎国民党“围剿”是当时中共中央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中央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按照《张闻天年谱》记载:11月5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会议记录出席人员有张闻天、博古,参加人员有李维汉、刘少奇、凯丰、郭洪涛,听取陕甘特委范向真关于陕甘苏区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为配合前方打破敌人“围剿”,将原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任命朱理治为省委书记。张闻天讲话指出:现在陕甘地区是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区,因此,这一地区的工作“占据重要地位”。目前省委“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群众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要扩大苏区,向关中及陇东地区发展。张闻天对如何巩固发展苏区,完成粉碎敌人“围剿”这一中心任务作了具体指示和部署。同时,中央还决定将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任命郭洪涛为书记。会后,张闻天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向瓦窑堡进发。并且,年谱在这一条目下特别注明:“会议记录中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是因为会前毛、周等已离开下寺湾赴前方。”【《张闻天年谱》上,第193页。】但《周恩来年谱》中说周恩来出席11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陕甘特委范向真的汇报,决定为配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在此期间,中央决定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为此,周恩来两次和郭洪涛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300页。】这清楚地表明周恩来出席了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而《张闻天年谱》中记载的出席会议人员中却没有他,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由于两部官方组织编写的权威党史人物年谱说法不一致,那么,这就提出周恩来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记录是不是漏记了呢?《张闻天年谱》中记载的参会人员中,目前公开出版回忆录的有李维汉和郭洪涛,但无论《回忆与研究》还是《郭洪涛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这次会议,可能的原因是这次会议只是传达中央决定,没有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两部年谱都是一面之词,关键在于是否还有其他佐证材料?如果有证据说明周恩来还在下寺湾,那他就肯定参加了这次会议。


首先,按照《毛泽东年谱》记载:11月4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南下到达桥家庄后,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等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57军向直罗镇前进的方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南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4页。】这封电报无疑说明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但这也仅仅表明周恩来11月4日还在下寺湾,要说明他出席了11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还需要其他材料加以印证。


其次,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前,西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成员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朱理治任书记,同时,朱还是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101页。】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后,已经与代表团成员中的聂洪钧、程子华会面,而朱理治当时在陕甘晋省委所在地瓦窑堡,由于受通讯条件制约,他不知道中共中央到了下寺湾。据他回忆:“接到张闻天同志的信,叫我去下寺湾开会,这才确信中央真的到了,立即去了前方。”并且,他还说:“赶到下寺湾,中央会议已经结束了。我见到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同志。”【《朱理治小丛书》编辑组编:《朱理治回忆录:往事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4页。】那么,朱理治哪一天到下寺湾就成了关键问题,他说的到下寺湾后的“当天晚上”指的是哪一天晚上呢?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行程和活动看,11月2日,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11月3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11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11月5日,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启程前往瓦窑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3页;《张闻天年谱》上,第192-193页。】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只有2、3、4日三个晚上,根据“中央会议已经结束”和见到的中央领导人中没有毛泽东来看,朱理治说的“当天晚上”只能是4日晚上。这就不仅证明了《毛泽东年谱》中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周恩来年谱》中的说法是正确的。


再次,如果朱理治的说法还不充分的话,郭洪涛的回忆可以加以佐证。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后,了解到苏区面临国民党“围剿”的严峻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为做好战勤工作,采取的重要措施是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关于两省省委书记的人选问题,中共中央也是煞费苦心。据郭洪涛回忆:“周恩来在下寺湾时找我谈我的工作安排问题,他说:‘中央考虑撤销中央代表团及陕甘晋省委,重新组建陕北省委和陕甘边省委,准备要你担任陕甘边省委书记。’我对周恩来说:‘西北的两个苏区,一个是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是先后在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和陕甘边党组织领导下创建的,那里的游击区很大,地广人稀,我对那里的情况不熟悉。另一个是陕北苏区和红27军,在谢子长同志和陕北特委领导下创建的。这里人口较多,约有40多万人,党员2万多名,红27军和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我长期在陕北苏区工作,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干部和群众都比较熟悉,还是到陕北工作比较合适。’听了我的意见后,周恩来认为有道理,表示向中央反映可以重新考虑。‘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再次找我谈话,说中央已决定,同意让我担任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6页。】郭洪涛说的“第二天”指的是哪一天呢?


如前所述,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的会议和参加的活动有三项: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听完汇报由于时间问题没有加以讨论;紧接着中央领导人参加群众欢迎大会,毛泽东、彭德怀在会上讲话;然后,中共中央继续召开讨论红军行动方针及中央组织等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在如此紧锣密鼓的会议和活动中,中共中央讨论的议题没有涉及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问题。也就是说,11月3日,周恩来不可能找郭洪涛详谈工作安排问题。11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部队南下后,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工作提上日程,因为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这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职责所在。到达吴起镇后的10月27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了常委分工问题,按照张闻天的提议,会议作出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决定。【《张闻天年谱》上,第192页。】对这个过程作一个梳理,11月4日,周恩来找郭洪涛谈工作安排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后,11月5日,周恩来向他转达中央同意他担任陕北省委书记的决定。同一天,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宣布中央决定,任命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所以,郭洪涛说的“第二天”指的是11月5日,这说明周恩来此时还在下寺湾。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的是,11月5日,周恩来拟订了西北军委下设的后方办事处工作计划,决定在瓦窑堡设立后方办事处,职责是统一管理前后方的供给、粮食运输、地方武装动员、兵站、学校、后方医院、军委委托指挥的军区和军分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300页。】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号命令,委任军委各部首长和所属机构负责人,其中任命周恩来兼任后方办事处主任。【《关于委任军委各部首长的命令》(1935年11月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由于后方办事处的工作与地方党和政府的配合紧密相关,尤其是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在后勤保障上处于核心地位,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粮食筹集和运输、地方武装动员等工作都不可能得到落实,而这些工作直接关系到能否打破敌人“围剿”,周恩来与郭洪涛、朱理治就有关问题交流后制定后方办事处工作计划,也就顺理成章了。不仅是直接负责后勤保障和后方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毛泽东对处于作战前线的陕甘省委肩负的战勤任务也给予高度重视。11月13日,毛泽东就关于举行西北军委会议问题致电周恩来、彭德怀等:拟于18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二、军事、政治教育;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四、地方工作计划;五、筹粮计划;六、筹款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7页。】这些问题中的游击队部署、军区和军分区的组织、筹粮、筹款等工作都需要地方党和政府的密切配合,所以,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不是他个人决定,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张闻天年谱》中的这次会议记录没有周恩来,应该是记录人员漏记。


三、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


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后到达的陕北,是一个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区。据李德说:“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了出来,收成也少的可怜。……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有五十万人口。”【[德]奥托·布劳恩著,李亚红译:《中国纪事1933-193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不可否认,从物产上来看,陕北确实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恶劣导致土地贫瘠,物产极其困乏,地广人稀。


不仅李德,程子华也回忆说:“陕北历来是个贫穷的地区,在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万,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时除瓦窑堡外,大小城镇都被敌人占领着,延安到西安的公路是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命脉,也被敌军封锁。当时陕北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切断的陕甘和陕北两块地区,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部队减员很大,体质和装备也很差,急需修整补充,但陕北这块地瘠民贫的地区,群众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有的地方甚至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萧劲光在回忆录中对他初到陕北时的感受也作了详细描述,说:“十月的陕北已是深秋,高原气候,早晚已离不开棉衣。而我们的红军大多数都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有的穿得还是从中央苏区出发来时的那身灰衣服,如今已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着短裤,有的为了御寒,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的穿着沿途买来的,以及打土豪得来的各色花衣服……加上长途跋涉的劳顿,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个个面黄肌瘦,体力衰弱。”【《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87-88页。】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由于现实条件制约,地方上一时拿不出很多粮食和棉衣来供给中央红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再加上天气逐渐转凉,以至于造成伤病员增加。比如中央红军面对穿衣问题,十月底十一月初的陕北已经开始飘雪,而中央红军中相当一部分战士还没有棉衣。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委,据他回忆:“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而一军团当时尚缺两千多套棉衣补给不上,部队在陕北透骨钻心的寒风中致病送医院的先后达千余人次。部队靠士气旺盛御寒。”【《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经过长征后的红军不仅要解决吃饭穿衣这些最现实的生存需求问题,而且,军队和政府也需要日常办公费用。在过去,红军主要通过打土豪来解决物资补给和经费,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对通过打土豪筹得经费的办法采取了慎重态度。10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专门发布命令,指出:“本地已是苏区,已有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团体。本地居民的阶级成分,政府已经确定”,因此,“一、打土豪要经过纵队政治部的批准,要经过当地政府与群众组织的同意,并由他们派人同去没收,否则严禁打土豪。二、地方政府对于某人的阶级成分已确定了的,不论是否错误,我们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不得任意改变”,“着各级政治机关严格通知各部首长与给养人员遵照执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关于打土豪问题的命令》(193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26页。】而且,就陕北的物产状况讲,即使打土豪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和困难局面,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把解决给养问题看作头等大事,多次开会讨论,想尽各种办法加以解决。如刚到吴起镇后的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他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10月25日,毛泽东又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指出目前的革命形势已到拂晓,“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后来,毛泽东又再次强调:“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望在今后行动区域中特别加强督促,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0-481、503页。】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既要解决吃饭穿衣等基本生存问题,更面临着粉碎国民党“围剿”这个关系到苏区生死存亡的局面,面对着贫穷落后的现实状况和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可能自己解决粮食和衣物,只能依靠苏区的干部群众,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的原因也在于此。中共中央本来打算让熟悉情况的郭洪涛担任陕甘省委书记,但他向中央提出不熟悉陕甘苏区而熟悉陕北苏区,中央尊重了他的意见,改由朱理治担任陕甘省委书记。由于朱理治1935年7月才由北方局派来陕北工作,他对于陕甘苏区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陕甘苏区又处于对敌作战的前线位置,担负着至关重要的繁重的战勤任务。周恩来之所以没有按照原定计划立即跟随毛泽东南下,主要原因是在等待朱理治的到来,向他传达中央决定并布置相关工作,这说明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工作中的细心和缜密。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对处理与陕北地方党和军队关系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表现了中央的领导策略。如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1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编制应保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1、483页。】杨尚昆对此深有感触,他曾经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处理这类敏感问题时是非常慎重的,非常顾大局的。”【《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只有依靠原来的干部才能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开展,周恩来留下等待朱理治到来,就是具体表现。在地方干部配备上也是如此,如中央对陕甘省委的干部配备给朱理治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李富春同志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肖劲光同志任军事部长,蔡畅大姐任妇女部长。中央的这一安排是为了照顾原有干部,如从资格、能力说,富春同志要比我强得多,但他不仅没有不满之色,相反与我同心协力,使我深受感动。我曾提出我和富春同志的职务对调一下,但中央没有同意。”【《朱理治回忆录:往事回忆》,第44-45页。】中央对朱理治的信任使他深受感动,“为了夺取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朱理治和李富春率领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紧急动员,投入到筹粮、筹冬衣、运输、提供民夫、组织担架队等各项备战支前工作中。”【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145页。】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总结胜利原因时指出:重要的一条是“群众与我们一致”,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399页。】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协调和处理各方面关系上务求细致周到,这不仅是他自己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党的一贯优良作风。毛泽东一再强调前方需要他的情况下,他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不仅留下来同郭洪涛两次谈工作安排问题,而且,直到朱理治到来后,同他谈了中央的组织安排和工作计划,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获得稳固后方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密切合作的典范,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相互配合取得了直罗镇大捷,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举行了“奠基礼”;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制定的后勤保障计划和所进行的严密的人事安排和协调,为前线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迅速解决了陕北“肃反”问题,解除了苏区面临的民心动摇危机,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奠定了政治基础。


作者简介:徐建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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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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