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道德的存在论区分与法律的概念

——2019年6月11日在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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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记:

   以下的文字是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陈诗钰同学根据我于2019 年6月11日晚在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讲演的录音整理而成。今天我作了一些简略的修改。因为问题涉及面甚广,许多问题有待以后进一步思考。先作为一份 思想备忘录存之于此吧。特在此向陈诗钰博士高效的工作深表感谢!

  

魏敦友

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19/6/17

  

   耶林说道,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

——庞德:《法律与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页。

  

   一阴一阳,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主其流行言,则曰道,主其生生言,则曰德。道其实体也,德即于道见之者也。

——戴震:《孟子字义疏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6页。

  

引言

  

   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回到阔别已二十年多的湖北大学作一个学术讲座!因为下午飞机晚点,从南宁到武汉的路上,心里还一直在想,回湖北大学的路真是道阻且长啊。离开湖北大学之后,其实更加想念湖北大学,想念老兄弟们。虽然离开湖北大学二十年了,但是有时感觉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老兄弟们之间心灵毕竟是相通的。我特别要对师兄戴茂堂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茂堂兄,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场景!另外我要深深感谢高乐田教授今晚特意来作我讲座的主持人!乐田兄刚才对我颇多溢美之词,赞美我有战斗精神,有自由精神,有情怀,我都一一记下了。我知道,这也许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我更愿意看成是对于我的一个规范要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有战斗精神的人,做一个有自由精神的人,做一个有情怀的人。最后,我当然要对今晚来听我讲座的同学们深致谢意!没有你们,我的讲座没有任何意义!

  

   前天茂堂兄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回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作一个关于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讲座。我愉快地答应了。但是到底怎么讲,讲些什么,这两天我还是颇费踌躇的。这个题目可以做浅显的理解,也可以做纵深的开拓。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们讲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都是流俗之见。因为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历史的深度,也看不到现实的广度,更重要的,我们看不到嵌入其中的问题意识。于是我想到,渗透在法律与道德之关系背后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否把法律与道德的问题(很可能是平面的问题)放在一个立体的思维框架之中来思考?我们能否感觉到当下中国人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场域里面是怎么展现出来的呢?法律与道德的问题在西方的境遇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它是怎么展演的呢?为什么法律与道德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之中,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呢?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我接下来的讲演中一一展演出来。在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追问之中,我们也许能听得见历史深处的滚滚雷声,也许能看得见思想内在的波涛汹涌。

  

   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千年的历史大变局之中,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原先中国文化史上的天人古今之辨为当下的中西古今之辨所取代。我们作为思者,怎么进入这个中西古今之辨的大变局之中,来思考我们的身位,面对法律与道德主题化的场景背后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也许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从内在的深处制约着我们对法律与道德问题的思考。今天我们能感觉到中西之争,比如中美之争是中西之争最直接的表现,其中内在的文化意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在当下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作为一个思者,必然会感到十分焦虑、忧心忡忡,这些问题逼着我们深度思考,我们中国人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或者如何成为一个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展开我们的思想。

  

   十多年前,邓正来教授写了一本书《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当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所谓“邓正来问题”——作为现代中国人应生活在何种社会秩序之中。我今天的很多思想就是在与邓正来教授思想相遇的过程中迸发出来,当时我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论著的相关研究,初步形成了我的“新道统论”法哲学思想。作为邓正来教授最重要的弟子,复旦大学孙国东教授最近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法哲学专著《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推进对于“邓正来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该书中国东教授把我的思想看成是中国法哲学思想的第五派,称之为“人文-法学”。我的确是想在中国人文大历史的背景之下诠释法学这种知识出现的内在逻辑。所以我一直密切关注百多年来中国场域之中的中西古今之争,思考其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图景,深感当代中国思者必须以独特的姿态进入这个历史的大漩涡,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

  

   法律也好,道德也好,背后有一个很深的问题意识嵌在其中。法律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规范的系统,我们看到的道德可能也是一种规则系统,但是规则的背后是什么呢?要人建立一种系统,建立一个人文的秩序,所以问题意识在嵌在法律与道德的背后,是我们作为一个思者要试图进入其中,去追问人文秩序应该如何建立,它的内在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在进入人文秩序建构的逻辑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人文秩序建构的内在逻辑中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图景。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我今天的讲座区分为三个方面,通过分别对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西方语境(作为第一部分)与中国语境(作为第二个部分)的追问,让嵌在其中的问题结构敞开来,并进而穿透法律与道德的平面关系而进入到立体性、动态性、实践性的现代中国人文秩序结构的建构之中(作为第三部分)。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何透过对法律与道德的狭隘思考,去看到背后有一个非常辽阔的、宏阔的历史图景和现实场域,乃至于我们作为学人,所面对的历史使命。

  

一、西方语境中的法律与道德之关系阐释


   首先讲第一部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西方的语境里是怎么呈现出来的,作为我们中国人来探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一个参照系,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语境里面,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可能有它自己的特点。十八多年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2001年“911”那天,从南宁出发到上海复旦大学跟随俞吾金教授做博士后研究,研究主题就是自然法。经过两年的研究我写了一个报告《自然法观念》。对自然法的研究,是进入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一个必经的思想的入口。但在18年前,我对自然法的研究只是有一个简单的观念,认为自然法就是为权利辩护,为人权而争。多年之后,我想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古典自然法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状态的理论,一个是社会契约的理论。自然状态就是为人权而争,人权来自于自然,给了我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这样一些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国家或者社会要为私权利来进行服务。所以,国家的权力是公权力,它是工具性的,不具有本体或目的的价值。在今天看来,我们依然能从自然法这里感觉到其内在的力量。在中国,我们也许要弘扬自然法的思想,为我们的人权而争,对现存的国家和政府进行制约,例如今天更多对公权力的滥用,其中有很多血和泪,都是因为公权力滥用的结果。从现在来讲,为什么自然法学说依然有其强大的力量,我想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卑微性所决定的。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们中国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自然法还是能够感动我们,但是,从今天的立场来讲,从自然法意义上来讨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或者来阐释它们之间内在的内容,我们更应该理性的、冷静的来讨论。下面会讲到三个话题:

  

   1、自然法学派及十九世纪的“立法运动”

  

为什么在西方的语境里会出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我们当下中国来思考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一个参照系,但是不能成为标准。自然法学派当然有其感动人的力量。自然法有三种类型:1.古希腊时代的自然法,可以称为古代自然法。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那一代人为代表,他们强调的自然正义就是古代的,自然正义就是该你得的就你得,不该你得的就不该你得,取自己该得的,不应该取不该得的。这看上去属于同义反复。这样一种自然正义,在城邦的背景之下有其内在的力量。一直到斯多葛学派,从古希腊到罗马其中有一个内在的发展,有一个线索值得研究。但是今天人们对其中内在的线索没有认真的去挖掘其历史的人性的根源,我把它看作是人性的成长过程。2.古典自然法,今天我们受其影响很深。第一阶段是霍布斯为代表,追求安全,强调权威,当时战乱频仍,安全很重要。当时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执政者克伦威尔,霍布斯的《利维坦》据说就是献给他的。第二阶段是以洛克和孟德斯鸠为代表,强调自由,国家的整体建立之后,国家的权力会对人的自由构成威胁。对国家权力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分割,三权分立是应运而生的。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制约是为人的自由来作保证的,如果国家权力太大,个人自由就没有保障。第三阶段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强调人民主权论,公意的理论,平等的观念就出来了,就引发了呼天海啸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深受其影响。但是人民究竟是谁?谁可以代表人民?公意如何形成?这是卢梭留下的理论与实践难题。这里要注意的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与十九世纪的“立法运动”。如1804年,法国的民法典《拿破仑法典》建构起法国的民法体系,进而形成“六法体系”,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开启了整个德国的制定法的立法运动,实际上是在自然法学派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如果没有古典的自然法运动,没有在古典自然法运动背景下的立法运动,我想就不应该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呼唤之下,立法运动风起云涌,自然法学派实际上就是一个立法的哲学,包括边沁讲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种理论,也即是说19世纪的整个西方世界的立法运动,在古典自然法的推动之下形成的。也就是说19世纪是西方人的一个法律创生的世纪,法律创世纪,一个立法的世纪。因为法律的出现,那么,整个人类的社会秩序,人类的社会图景就跟古典社会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此时,法律成了人类社会的中心。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法律在人们的生活之中非常强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会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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