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我和新亚书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2019-06-18 20:00:25

钱穆 (进入专栏)  

  

   新时代杂志社的编者,要我自述生平。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生不论是求学或做人,都不足为训。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提供别人参考的。且以读书来说吧,我是一个自修苦学出身的人;因为幼年家境清寒,父亲很早去世,使我没有机会像一般年轻人一样,由中学而大学,从师研究,或出国深造,我常劝勉青年朋友,非万不得已,仍然应当按部就班,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谈到做人,我是一个不好高骛远,不跨大步,脚踏实地的人。主张做人必须平淡、切实;言顾行,行顾言;知到哪里,行到哪里;今日知到此处,今日行到此处。在我的青年时代,正是满清末年,当时的一般父兄师长,通常是以诸葛亮、王阳明、曾文正,这三位道德、文章、事功兼备的人物,作为勖勉子弟们师法的楷模。我一迳遵奉诸葛武侯的“谨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作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们三位先贤的影响最深。

  

   我既然承认自己是一个言行谨慎,并非不顾现实的人,一生只知道治学教书,过去从来没有实际参与过其他任何社会事业。既无资本,又无准备,怎样忽然会凭着赤手空拳,办起新亚书院来呢?以我当时的情况,在香港要想办一所小学都不可能,居然要办一所大学性质的学校,简直就像摸黑路一样的冒险,这不也是不足为训的事情吗?记得起初向当地香港教育司办理立案手续的时候,申请表格上有许多项目必须填报,例如老师们的待遇,我就填上每月支给港币八百元。教育司的职员问我:“经费从哪里来?”我回答说:“没有。”他又问:“既没有,为什么要填这个具体的数目呢?”我说:“因为你们本地的官办小学,教员月薪都是这种待遇,而我邀请的老师,都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十年二十年书的教授,我决不能把他们的待遇填得太少了。”对方又问:“万一他们知道了,来问你要钱呢?”我笑着答复说:“凡是知道我空手办学校的目的,而愿意来帮忙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些的。”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起先是丝毫没有经济的凭藉,前来求学的流亡青年,十有九位都是只身在港,他们本人的衣食多无着落,进了学校,还要想法子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当时我们的免费学额,竟占了全部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我记得那些要求入学的流亡青年,他们之间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且随便举两个例子来证明那些学生们的苦学情况吧。我们现在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在校学生,他起初申请入学的时候,已经年过四十,是一位两腿带着六七处伤疤的退役军人,住在调景岭难民营,担任日夜轮流守卫的工作,有一点低微报酬,可以维持生活。为了想到新亚来读书,就向营方的负责人要求全部改调守夜的职务,竟没有得到允许。他说:“如果我的志向迁就了现实,一天也不能生活了;宁可失掉吃饭的工作,而决不愿失却求学的机会。”后来他的难友们同情他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有意成全他,就联合起来要求把各人的夜班都和他的日班互换,主管也感动地让步了。从此以后,他就夜间守卫,白天上课。自调景岭到学校,快步跑一趟要费两个小时,他每天在黎明前就动身,步行赶到学校上课,傍晚又忙着跑回去准备接班。后来,我觉得他如此奔忙也太辛苦,就将他安置在校内担任传达,作一名工读学生。因为英文根底差一点,他现在还没有毕业。我们学校里原先是没有工役的,另外为了成全一个中学程度的青年,就让他在校内一面做工役,一面抽空随班旁听。他又利用晚间到一家相当大专程度的夜校上课,后来我又调他到图书馆工作。这个青年,他最近已经向加拿大的一所大学,申请准了奖学金,快要去留学了。

  

   从上面所讲这两个小故事里,就可想像得到许多流亡青年,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仍然不忘记求学上进。为了成全他们苦学的志向,起初只设有免费学额,后来则设有奖助学金额。蒙各方捐赠的奖助学金额,占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经常还有增加。本院所聘的董事,早先都有一个默契,不忙着要求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只需他们的同情,作精神上的支持。初起两年,XXX在香港的势力很大,各方面的人士看见我反XXX,多半不敢公开支持我。捐款常是支付现钱,几百或一千的支票,也不敢签注受款人的名字,而且要求不要公布捐款人的姓名身分,为的怕是影响本身的安全。

  

   我们最早是在佐顿道伟晴街,向一中学租了两间极简陋的教室,从办夜校开始。半年以后,才迁到深水埗桂林街,租得三间教室,改成为日校。在万分艰难中苦撑过五年,开始获得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的合作。在这以前,有一个救济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协会,捐了一笔钱,委托香港大学设立了一个东方文化研究所,港大邀聘我去任研究员,我以要办新亚为理由婉谢。港大希望我只要分一部分时间去参加研究工作就可以了,不致于妨碍办新亚。有感于盛情难却,我便答复他们说:“这个研究所既是为救济流亡知识分子而设立,我愿意以名义参加,表示赞助,但绝对不接受金钱报酬。”所以,我直到如今,还是港大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当时就我和我们学校的经济情形来说,若能够获得那每月一百五十美元(约合港币九百元)的研究金,真是求之不可多得。可是,因为深恐由于自己在外面兼职,而影响了同仁的工作热忱,影响了学校的前途,我宁愿放弃那笔为数可观的额外报酬。那时候,我们在新亚上一小时课,每月只拿三十元港币,我是校长,承大家优待,替我排了八小时课,一个月可以收入港币二百四十元。但比起开头两三年,苦得有家累的同仁,都无法生活下去的情形又好多了。事后,从外国朋友的谈话里,才知道他们后来之所以纷纷来协助新亚,并不是为了看到什么成绩,而是看到我们全校师生在十分穷困之中,艰苦撑持的精神,认为必有一番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才开始竞相解囊相助。

  

   美国雅礼协会远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在我国从事教育事业,早已卓著声誉。与本校合作,则是自一九五四年开始直到现在,协同发展校务,始终合作无间。新亚自创办以来,先后承校外力量资助发展,除却我国各方人士,与雅礼协会之外,尚有美国亚洲协会、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美国哈佛燕京社、英国文化协会,香港政府,与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他们的捐赠,多半指定用途。例如在一九六〇年度,洛克斐勒基金会捐赠美金四万七千五百元,其中一万元指定为本校购置西文图书,其余分别资助新亚研究所,研究员两名前往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研究员三名在本所深造,以及本校教职员赴海外进修及考察。亚洲协会捐赠港币二万七千五百元,为本校购置实验室设备,美金九千元为本校购备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缩小影片,港币一万零四十元购置旧中文杂志缩小影片,及缩小影片阅读机。英国文化协会捐赠三千英镑,为本校购置英国作家所著各类书籍,另外捐一百英镑购买英国出版之学术性杂志。香港政府决定以港币一百万元以上的经费拨赠本校,建筑新礼堂及课室。本校是香港私立专上学校创立最早的一所,香港政府自一九五九年度开始,直接资助本校,列为政府补助的专上学校之一,并且协助本校积极准备参加在筹设中的“中文大学”。本校董事会所筹募发展科学、充实图书、增设奖助金的基金,在一九六〇年度,约有港币十万余元。对于募集经费,我总是尽力去设法;对于支配用途,我从来不擅作决定,做到绝对经济公开。学校之内,不论大事小事,都由公开的会议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做到绝对意见公开,也可以说是做到了“教授治校”。

  

   本校成立于一九四九年,十三年来,藉本身的努力,承各方的协助,陆续提高学术水准、增订课程、充实教学设备、扩建校舍。增加有志青年入学机会。全校分设文、理、商三个学院,共有十二个学系,并设有程度相当于大学研究院所的新亚研究所。本校现有教职员六十余人,其中专任者三十人。在校学生四百五十人,其中包括研究生十四名,研究员十六人。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是来自海外,近如马来亚、星加坡、沙劳越、印尼、及东南亚各地区,远如美国,都有侨生前来求学;还有美籍和日本的留学生七名。历届毕业生共有二百八十五人,大部分已进入文教工商各界服务。经保送或自动前往美国与欧洲留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有二十余人,多数获得了国外奖学金;到暑假以后,将有两位男同学与一位女同学,分别从耶鲁、哈佛、密歇根,获得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位已经应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席之聘,但他却很想回到母校新亚来教书。本校师生的爱护学校,具有一种像爱护家庭一样的精神,尤其是早期的同学们,他们入学的时候,学校的设备比香港任何最差的小学都不如,使一部分徒然慕名而来的新生,失望得还没有上课就走了,只有真为求学而来的青年留下来,与老师们同甘共苦,进德修业。

  

   我们开始创办这所学校,自问对于教育宗旨方面,确实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负。我们鉴于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鉴于我们自身所承受的时代苦难,我们认为当前的大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目标应加注意:

  

   一、人类的文化价值。

   二、个人的生活理想。

  

   要使前来求学的青年,对于这两项目标,都能深切感到它的重要性,而对这两项目标懂得追求,懂得探讨,懂得身体力行,懂得为此而献身。我们该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正受尽折磨,历尽辛酸,陷在奋拔无从的深渊,中年老年人,多只随分挣扎。青年们则如迷途的羔羊,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进。

  

   即就新亚的同学们来说,有些是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上,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这样处境的青年,若我们不能给与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那在青年们的内心,很可能泛起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自知的种种异样心情来。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价值的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反过来说,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

  

   中国文化有其五千年悠久传统,必有其极可宝贵的内在价值,我们应该促使中国青年,懂得爱护这一传统,懂得了解这一传统的内在价值,而能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是:

  

   本校创办,旨在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世界幸福谋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了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知识之狭义的目标的流弊。

  

   本校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然后各就其才情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知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务使学生真切认识自己之专门所长,在整个学术个人人生之地位与意义,以药近来大学对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

  

关于教学方面,则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于课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采用导师制,是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合,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学问之整个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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