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 次 更新时间:2019-06-18 07: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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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巍  

   内容提要:西藏考古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不仅事关西藏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也涉及对于西藏历史早期发展阶段的认识,尤其是西藏地方与中原关系的认定。西藏考古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与其周边国家、地区各区域文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是“一带一路”文化格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文章重点对西藏史前考古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对于西藏考古与西藏文明起源相互关系中的一些重要节点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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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不仅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雄踞于世界之颠,更以其独特的人文传统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无论人们怀着何种心态和眼光来观察和感知这片神秘的雪域高原,她所展示出的无限风光,都远远不及其背后所隐藏的远古历史之谜那样充满魅力。人们是从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原?又是如何在至今仍被不少人视为“生命禁区”的高海拔地区生存下来?这里的文明发生和发展是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经历过相同的历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如何适应环境的?他们所创造出的文明是否具有独特的面貌和内涵?与高原周邻的人群、社会之间有过何等程度的交流往来?自古以来,汉族史家们以自己的书写方式记载了这片远离中原的高远之地,但唯有感叹其“本汉西羌之地也,种落莫知所出”。①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有赖于历史学、民族学、哲学、宗教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通力合作,其中考古学的参与尤其重要。

   西藏的考古工作主要由西方学者首开其端②,其中成就最大者以《西藏考古》一书的作者意大利人 G·杜齐为其代表③。20世纪50年代以西藏和平解放为标志,西藏考古工作转由中国学者承担主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重要的进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间,西藏的考古事业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国际考古学前沿性的领域之一④。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于西藏考古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和历史使命,有必要加以思考和讨论。本文拟从西藏史前考古入手,对其中若干具有关键性的工作要点展开论述。

  

   一、人类何时踏上西藏高原

  

   人类何时开始步入西藏高原的拓殖史,从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关注话题。由于基于分子生物学的 DNA考古的介入,全球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探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⑤。在这一背景之下,目前关于西藏出现最早人类活动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是由美国考古学家亨廷顿(Brantingham)所提出的所谓“三级跳”理论,四川大学青年学者吕红亮对此观点进行过归纳总结,即“第一跳,在距今2.5万-1.5万年前的末次盛冰期,活动范围很大的食物搜寻者(foragers)开始‘漫游’(random walk)到低于海拔3000米的草原地区,亦即聚集在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进行狩猎和采集;第二跳:在距今1.2-1.1万年的新仙女木事件之后,亦即末次盛冰期之后,食物种类扩大了的搜寻者开始在海拔3000-4000米的地区建造固定的居所以供临时的、短期的和用于特殊目的的搜寻基地;第三跳:距今8千年左右的全新世大暖期,以驯养动物为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牧人为了寻找牧草开始全方位和永久性地居住在高于4000米的高原地区”。⑥但显然,这个理论否定了认为西藏最早人类活动的年代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的观点,也与长期以来西藏虽然发现了“几乎遍布全境”的石器地点,却绝大部分采自地表,没有提供有准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遗存的现状有关⑦。但一部分中国学者坚信,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已经有了最早的人类活动,只是对其具体的年代还有不同推测,如童恩正估计约在距今5万年前⑧;黄慰文认为约在3.5万年前⑨。吕红亮也对这种“三级跳”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理论有着强烈的地域偏向,是基于青藏高原东北角一隅的有限考古材料得出的,忽视了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他认为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在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有广泛的湖泊和沼泽,形成了多样性的湿地生态景观,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场所,也为“狩猎采集者”提供了觅食的最佳地点。言下之意,在这个时间段内,早期人类已经有可能活动在青藏高原⑩。

   最新的考古成果带来了一线新曙光。2017年3月17日,中国新闻网以《西藏首次发掘有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披露了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藏北高原发掘了一处原地埋藏的旧石器地点。据报道,这处地点名为尼阿木底,遗址分布东西约0.5公里、南北2公里,地表有大量打制石器散落。此次工作发掘出土有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其文化面貌独具特色,以石叶加工技术为主要特征,“据光释光年代数据测定,尼阿木底遗址年代距今至少约3万年,是人类演化与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时期……既代表了该时期藏北高原可能处于温暖湿润的环境,也反映了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对高原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11)这个重要的信息有力地支持了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存在和人类至少在距今3万年左右已经活动在西藏高原的科学推测,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个发现也许不会仅仅是个孤例,长期以来西藏旧石器时代是否真正存在、人类又是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原的问题可望最终得到解决。

  

   二、西藏高原农业文明的产生

  

   人类在高原站稳脚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定居农业(即考古学界所称的“农业革命”“农业文明”“新石器时代革命”等表述)的产生,这是人类能否生存、拓植于高海拔地区至关紧要的一步。20世纪西藏考古最为重要的成果,是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史前农业因素在内的考古遗址的发现(12)。有关这个过程的起源,吕红亮将其推定在大体距今6000-7000年左右,认为“随着青藏高原周边低地区域早期农业聚落的兴起与扩张,在青藏高原的周边区域的狩猎采集者可能接触到了农业群体的食物生产如栽培作物与驯养动物。适应于广袤多样的生态环境中,狩猎采集者、畜牧、游牧人群一方面据守自我边界,另外一方面也开始了密集的交往与互动,青藏高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3)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实际上我们将要面临的是这样一些关键性的环节:首先,如果说西藏高原曾经有过一个以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业为代表的生存方式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向农业转换?换言之,西藏高原的原始农业是否直接从这些生存在高原最早的人群中自发产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内部的动因和外部的环境条件又是什么?此外,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即西藏原始农业并非从旧石器时代的土著人群中产生,而是从周边的农业文明地带传播而来?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藏东卡若遗址,在这个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发现的主要农作物种类是粟,聚落中发现大量半地穴式的房屋,墙体和地面均作过处理,出土的陶器、石器与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也具有可比性。所以,卡若遗址的发掘者认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卡若遗址早期两期之间文化面貌产生的某些急骤变化,是否与这两种类型的民族文化接触有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4)这个推断如果成立,对于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不同来源及其与旧石器时代的连接、转换也将成为未来西藏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其次,是西藏原始农业起源过程中农作物的栽培和传播问题。从西藏高原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上看,目前所发现的农作物是否具备在高原自行培育的可能性尚待研究。虽然曾经有国外考古学家十分乐观地将这一地区也纳入到栽培作物的起源地之一,认为“黍稷类作物的栽培同水稻一样,可能是起源于高原广阔、河谷纵横的喜马拉雅山地区”,(15)但更多的学者却倾向于认为在藏东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在藏南昌果沟遗址中发现的青稞和粟都是外来物种被成功移植于西藏高原的例证(16)。至于这些农作物传入西藏高原的路径与方式,目前正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中,粟类作物从高原东部通过黄河流域传入西藏高原,并且一路西进抵达雅鲁藏布江河谷中游一带的这一推测,已经不断得到考古材料的佐证;但对于属于麦类作物的青稞又是如何进入到高原的路径却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有待于国际学术界从总体上对麦类作物从中亚传入中国这一大背景的认识脉络的不断清晰。

   再次,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到,在如此广袤辽阔的西藏高原,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早期农业产生的内因、外因、对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与推广、不同生产方式的应用等诸多方面,都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河谷平原、藏东高山峡谷地带、藏东南亚热带丛林地带、藏西高原河流宽谷地带在水土条件、气候环境都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只有一种农业起源模式可以概而论之。目前在西藏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小,还难以描绘出高原早期农业起源的“全景图”,但可以期待随着未来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一图景将会日趋清晰。

  

   三、西藏的细石器传统

  

   西藏高原的细石器遗存最早发现于藏北那曲镇以西的河岸地带,标本是一件扁楔状石核。其后自20世纪70年代初展开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活动、90年代以来开展的西藏自治区全境文物普查都相继发现了一批细石器地点。据不完全统计,西藏高原发现的细石器地点已达上百余处、采取标本总数估计已达数千件(17)。但是,和西藏“旧石器地点”存在同样的问题是具有明确地层关系的细石器地点太少,长期以来研究工作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现有发现来看,西藏细石器的遗存形式有两大类:一是与磨制石器、打制石器、陶器及骨器等遗物共存,如昌都卡若、拉萨曲贡、昌果沟、加日塘等遗址;二是只见细石器或仅与打制石器共存而不见磨制石器、陶器及骨器等,后一类遗址在青藏高原最为普遍。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青藏高原最晚的细石器甚至可以晚到青铜时代,如青海湖畔的卡约文化石棺葬、乐都柳湾辛店墓、互助总寨齐家墓(18)、西藏阿里地区丁仲胡珠孜地点(19)。

童恩正先生最早敏锐地注意到:“西藏的细石器发现面广,数量多,延续时间长,似乎是当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因素之一。这就使西藏史前文化的面貌,与中国南方其他各省有所区别。”(20)关于西藏细石器文化的来源与时代、文化谱系与传统,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其基本上属于我国华北细石器工艺的传统,一种观点认为不排除为西藏本土起源的可能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藏的细石器可能存在不同的来源,藏北的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器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藏南的细石器更接近华南地区的石器传统,尤其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石器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吕红亮则根据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细石器进一步推测:“青藏高原的细石叶技术大约在距今1.4万年兴起,延续到距今3000年以降。……青藏高原的细石叶技术很可能自高原外部传入,而不是本地发明。……我们基本可判断,大体在更新世末期,携带有细石叶技术的现代人已经占据川西高原,他们完全可以由横断山区进入青藏高原。”(21)汤惠生也曾做出过类似的推测:“西南地区的石器传统很可能由藏东进入藏区,然后沿雅鲁藏布江流域朝纵深发展。”(22)由此可见,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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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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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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