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19-06-18 07: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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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冀青  

   内容提要: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于1909年10月5日在北京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是中国敦煌学起源的见证人之一。金绍城于1910年8月20日至1911年5月21日进行环球旅行期间,于1910年12月在巴黎两次面见法国汉学家沙畹,了解到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从中国新疆、敦煌获得的简牍,并设法从沙畹处获取简牍的照片。为给金绍城提供简牍照片事,沙畹和斯坦因于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间多次往来通信。沙畹于1913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是罗振玉、王国维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流沙坠简》一书的资料来源,而这两部名著分别标志着简牍学在欧洲、中国的起源。根据罗振玉为《流沙坠简》写的序言中说,某“乡人(浙江同乡)有自欧洲归者”第一次告诉他有关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该乡人“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本文作者曾推测该“乡人”可能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现根据新资料放弃前说,倾向于认为该“乡人”更有可能指金绍城。本文证明,金绍城是最早赴欧洲调查中国西陲出土简牍的中国人之一,也是促成中国简牍学起源的中国学者之一。

   关 键 词:金绍城  简牍学  斯坦因  伯希和  沙畹

  

   一、引子

  

   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1900-1901)在中国新疆获取的汉晋简牍,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Chavannes,1865-1918)整理考释,主要成果为《丹丹威里克、尼雅、安迪尔诸遗址出土的汉文文书考释》一文,作为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古代和阗》之“附录一”,于1907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刊布。①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在新疆、甘肃获取的汉晋简牍,也由沙畹整理考释,主要成果为《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以下简称《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②因为这两种著作,沙畹被誉为西方的中国简牍学奠基人。

   《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在牛津出版的过程中,正流亡日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叔蕴,1866-1940)获悉沙畹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简牍(以下简称“斯坦因简牍”)的消息,遂致函沙畹,商量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事。沙畹为满足罗振玉的请求,后将已付印的《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一份校样寄给罗振玉。罗振玉收到校样后,看到沙畹在对斯坦因简牍的分类、释读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遂邀同在日本避难的王国维(静安,1877-1927)一起分工合作,根据校样图版对简牍重加分类、整理和考释,撰成《流沙坠简》一书,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③《流沙坠简》被推为近代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罗振玉、王国维也被誉为中国简牍学的开山鼻祖。

   关于《流沙坠简》的成书过程,罗振玉于“宣统甲寅正月”(1914年1月26日至2月24日)在日本京都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披露了详情:

   光绪戊申,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犹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竭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前,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可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④

   罗振玉说他第一次“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事,时在“光绪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至1909年1月21日)。彼时中国尚无关于斯坦因中亚考察的任何报道,罗振玉所获信息只能来自日本报刊。罗振玉又说“越二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明言他获悉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来自从欧洲归国的“乡人”(浙江同乡)。所谓“越二年”,可理解为“经过两年之后”,虽不能确切表述时间,但应指1911年上半年。

   那么,罗振玉所说的“乡人”究竟为谁?因罗振玉未记录其姓名,后世学者无从确定。笔者多年前曾对“乡人”问题颇感兴趣,根据零星资料做过“大胆假设”,推断罗振玉所记“乡人”应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菊生,1867-1959)。⑤张元济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海盐县,罗振玉籍贯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罗振玉视张元济为“乡人”,合情合理。张元济于1910年3月17日从上海起航进行环球旅行,于1911年1月18日返回上海,访欧期间在巴黎拜见过1906-1908年与斯坦因同时进行中亚考察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也访问过沙畹,又在伦敦见了斯坦因,并先后参观了法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及简牍。学术界公认,张元济是近代第一个主动赴欧洲调查中国西北文物的中国人,无疑具有向罗振玉提供相关信息的基本条件。

   近年来,笔者在研究敦煌学史和斯坦因档案的过程中,认为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拱北,1878-1926)更具有向罗振玉提供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相关信息的条件。金绍城籍贯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乌程县,符合罗振玉“乡人”的条件。金绍城是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24名参加者之一,于10月5日在北京八宝胡同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属于最早关注西北文物的京师士大夫文人圈子。⑥金绍城继张元济之后,于1910年8月20日从上海起航进行环球旅行,于1911年5月21日返回上海,访欧期间虽没有拜见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记录,但在巴黎两次面见沙畹,不仅知道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简牍,而且还设法从沙畹处索要简牍的照片,以备日后在中国影印刊布之用。

   虽然我们迄今尚未找到张元济或金绍城向罗振玉通风报信的具体证据,但仅对他们赴欧洲调查西北文物的过程略做探究,就足能为中国敦煌学史或简牍学史增添光彩了。多年前,笔者已对张元济在欧洲调查伯希和搜集品、斯坦因搜集品的过程进行过研究。⑦考虑到金绍城在中国敦煌学起源过程中应算是近距离见证者之一,在中国简牍学起源过程中更应占有一席之地,笔者不揣浅陋,现试从中国敦煌学史和中国简牍学史的角度出发,对金绍城于1909年在北京调查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于1910年在巴黎调查斯坦因简牍的过程进行一次粗浅的梳理。

  

   二、金绍城的留英背景和早期仕途

   金绍城,又名金城,字巩伯、拱北等,号北楼、藕湖等,1878年10月21日出生于江南首富之镇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其祖父金桐(竹庭,1820-1887)因经营“湖丝”而发家致富,成为南浔富豪“八牛”之一。其父金涛(辰三,1855-1914)于1875年出任浙江省处州府缙云县学训导,于1881年赴北京任中书科中书,不久“以亲老乞归”南浔,继承祖业,又在上海开金嘉记丝行和当铺,经营房地产,因成巨富。金绍城自小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课余尤爱绘画,无师自通。1896年,金绍城应童子试不第,此后无意科举,将主要精力放在绘画方面。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金涛“怵于世变”,不愿让金绍城及其弟妹再走科举仕途,先后将“七子、五女尽遣游学欧美”。⑧1902年,金绍城带领二弟金绍堂(仲廉,1880-1965)、三妹金章(陶陶,1884-1939)和三弟金绍基(叔初,1886-1949),赴英国伦敦留学。

   金氏兄妹到伦敦后,主要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旧译“铿司大学”、“肯司大学”、“王家书院”、“英王书院”等)学习。因金绍城兄妹在国内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很难考取国王学院的入学资格,无法成为该校的正式注册学生。因此,他们在国王学院学习期间,只能以旁听的方式,选修过化学、英语、现代史、哲学、法律、电子工程等课程。其中,金绍城主修法律之外,还与金章一起学习美术。⑨金绍城留学伦敦期间,主要兴趣仍然在绘画方面,利用遍游欧洲各国的机会,参观各美术馆和博物馆,吸收西方美术理念和技巧。因旁听生在英很难继续深造,金绍城兄妹不得不于1905年结束了在伦敦的学习,取道美国返回中国。为了纪念这次为期3年的留学经历,金绍城后来自刻一方篆印,其文曰:“余自壬寅(1902年)迄乙巳(1905年)环球一周,身历十国,迹遍三洲,刻印记之。金城。”⑩可知他这次环游亚、欧、美三大洲期间,一共走访过10个国家。

   金绍城回国后,得到江苏省苏松太道道台袁树勋(海观,1847-1915)的力荐,担任专“理中外商民诉讼之所”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襄谳委员。1905年12月,金绍城因主审“黎黄氏贩卖女童案”期间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针锋相对,《申报》连篇累牍加以报道,而名噪一时。1906年11月6日,清廷厘定中央官制,原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以沈家本(子淳,1840-1913)为正卿。沈家本与金绍城同为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人,又爱才心切,遂于1907年初将金绍城招往北京,聘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奏补大理院刑科推事。

   金绍城在北京期间,与京师士大夫文人圈子中的各色人等都有交往,尤其与浙籍官员交往频繁。仅据学部主事、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人许宝蘅(季湘,1875-1961)的日记不完全统计,从1907年2月1日始,到1909年4月2日止,许宝蘅在27篇日记中记录了他和金绍城的各种交往活动。(11)金绍城与许宝蘅面谈的内容,有时侧重美术方面。如1907年12月8日,许宝蘅“访巩伯,谈。观其所临石谷《十万图册》,甚佳。又观其所制铜片照像、近刻印章”;(12)1908年3月5日,许宝蘅下班后“出长安门,访巩伯,午餐。巩伯倩许光甫为临两峰《鬼趣图》,并将各题跋倩友分录。虽非真迹,亦甚有佳致。余为书二跋”;(13)1909年2月12日,许宝蘅“访巩伯,观其与周乔年合临王廉州画册,及所临云住、清湘画二幅,甚佳。十一时归”。(14)但在更多情况下,他们还是谈论与浙江有关的事情。如许宝蘅1909年4月2日日记中,记录了金绍城嘱他留意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雇华人密探来京侦查英资建筑浙江铁路进度的事情:

   闻金拱北云:得沪上西友书,濮兰德现购一湖州同乡黄介寿来京,侦探沪杭甬路事,嘱余留意。余谓:现在情形,英人无干涉路事之权。前闻穰卿(汪康年)云:英使闻外部声言浙路工程草率、于借款股东不利等语,余即谓:英人但能按约按期收回借款,至于路工之美恶,何劳干涉?而现在又有濮兰德购人侦探之举,莫名其命意之所在,当留心伺查之。(15)

除了许宝蘅之外,金绍城与大理院推事江庸(翊云,1878-1960)、刑部主事董康(授经,1867-1947)、学部谘议官王式通(书衡,1864-1931)等人关系也很密切。江庸之父、学部参事官江瀚(叔海,1857-1935)在其日记中3次提及金绍城,多与美术有关。(16)如江瀚1908年3月4日日记记录:“庸儿(江庸)乞金巩伯摹顾亭林先生像成”;(17)江瀚1909年2月5日日记记录:“遂至火神庙观书画,庸儿亦在此游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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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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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敦煌学辑刊》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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