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予霞 余道仁:美国“红色好莱坞”沉浮之历史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 次 更新时间:2019-06-11 20: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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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予霞   余道仁  

   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红色好莱坞”凝聚与造就了一大批激进电影艺术家,使众多影片在思想内容上顺应历史潮流,唱响反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强音。这些激进艺术家倡导技术创新与思想进步相结合的艺术理念,拍摄了众多能够产生斐然社会影响与商业效应的优秀影片。然而,在40年代末的政治迫害中,“红色好莱坞”急剧衰落,给后世留下四点深刻的历史启示: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极端政治迫害只能倒逼电影产业;苏联的极端共产主义既是其兴盛的原因也是其衰落的原因;坚持理性而客观地反思黑名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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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并处在政治漩涡中心。在用梦幻形式宣扬乌托邦思想方面,谁也比不过好莱坞。那时的好莱坞一派升腾景象:明星云集、年产500部佳片、票房收入过十亿。当人们拂去这些表面的经济喧嚣后,一个隐秘的起举足轻重作用的“红色好莱坞”逐渐显露出来。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非美”)从1947年5月开始对好莱坞进行了长达八年的问讯与调查,受迫害遭清洗者数以百计,在编剧、导演和演员三个行当中,编剧因其创作思想的激进性而首当其冲。在这些优秀艺术家被逐出好莱坞后,美国的电影行业也随之走向了逃避与矫情,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好莱坞才缓缓走出低谷。

   人们不禁对“红色好莱坞”的由来及其对美国电影产业的影响与作用产生诸多疑问。而这些疑问始终都是美国学界的禁区,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相关的研究。本文试图探索“红色好莱坞”,并解答这些疑问。

  

   一、“红色好莱坞”之崛起

  

   20世纪30年代蓬勃发展的好莱坞吸引了全美各地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当中不乏激进思想的拥护者,有些人甚至也曾如过江之鲫般朝拜过苏联。他们无不真诚地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民主是相通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共产主义激进思想在好莱坞广为流行。

   爬梳钩沉这段历史,我们发现要在美国文化的核心区域建造一个“红色好莱坞”,至少需要这两股力量合力才能促成:

   第一,“红色好莱坞”的建构必须与列宁创建第三国际的总体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这样才能获得充分的人力和物力支持。1919年,随着美国共产党的成立,美国也被纳入到共产国际的发展范畴之中。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裔共产党员芒曾伯格(Willi Münzenberg)开始着手在好莱坞建立工作室,为宣传苏俄革命作准备。列宁在创建第三国际之时,就非常器重芒曾伯格,把他派往欧洲各国开展工人运动。这期间,芒曾伯格体察到电影在文化宣传中的重要作用,随之就在莫斯科成立电影工作室和电影公司,并获得了苏联影片在德国的独家发行权。

   芒曾伯格经常在美共党内宣讲电影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必须以革命的精神尽可能地发展电影文化……共产党在鼓动与宣传领域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获得最重要的宣传武器,但直到现在它一直被统治阶级垄断。我们必须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并用以反对他们”[1]。他还经常谈到列宁对电影产业的重视,并力主影响好莱坞,把苏俄的革命思想传播到美国。那时好莱坞艺术家思想激进,赞赏共产主义运动,芒曾伯格就不失时机地以信托公司为平台,建立艺术人脉,蓄积激进力量,为“红色好莱坞”的构建奠定基础。

   芒曾伯格创建“红色好莱坞”的过程,在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看不见的写作》(1945)、格罗斯的(Babette Gross)的《威利·芒曾伯格的政治传记》(1974)、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的《红色富豪:芒曾伯格的政治传记》(2003)等著作中有详细记载,尤其是柯斯特勒作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亲历者,其记述可视为第一手史料,其真实性自不待言。

   在芒曾伯格的大力推动下,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影响直接渗透到好莱坞。具体而言,他们分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是直接设立公司或委派经纪人。闻名遐迩的欧洲共产主义活动家卡茨(Otto Katz),即《守望莱茵河》中的男主角的原型,长期担任芒氏在好莱坞的经纪人。他游走于共产国际与好莱坞之间,使二者的联系异常紧密。卡茨凭借其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在短时间里召集了一大批激进艺术家,他们都曾栖身芒氏工作室,短暂过渡过。

   第二步是吸引美国青年到苏联学习电影,实施长期战略。罗斯福新政期间,莫斯科大学特别成立了英美学院,专门接收美英学生。后来成为电影剧作家的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莱达(Jay Leyda)、拉德纳(Ring Lardner Jr.)、拉普(Maurice Rapf)等人,都曾在该校学习电影,实现人生转轨。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好莱坞名流之子,而美共恰恰需要这样的好莱坞二代。在苏联的电影学习结束后,他们相继回到好莱坞,由著名电影剧作家赫尔曼(Lillian Hellman)推荐到“电影剧作家协会”(美共组织)中。可以看出,这些青年人的人生道路不仅为苏联所横切,而且在回国扮演时代探索者的同时,又顺理成章地成为“红色好莱坞”的中坚力量。

   第二,美共在“红色好莱坞”的发展过程中,从始至终发挥着领导作用,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好莱坞电影产业蓬勃发展之时,众多痴迷电影的青年人云集此处,美共依靠芒曾伯格的工作室,及时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那时好莱坞的各大工作室也聚集着不少的文化名流,能与文化名流攀上关系,是这些青年人的梦想。为了培养电影人才,美共审时度势,当即成立“电影剧作家协会”(1933年),由剧作家劳森(John H.Lawson)出任首届会长。劳森不负众望,倾力搭建青年人与文化名流的交流平台。

   “电影剧作家协会”定期举办各种聚会,邀请文化名流参加,青年人只要参加聚会,就有交流的机会。一时间,“电影剧作家协会”就成了好莱坞高规格的社会俱乐部,不仅云集着文化名流,也吸引了诸多青年人。

   1935年初,在“红色好莱坞”发展势头强劲之时,美共乘胜追击,成立好莱坞支部,由中央文化委员杰罗姆(V.J.Jerome)和劳伦斯(Stanley Lawrence)统领。美共不仅需要像拉普和舒尔伯格这样的二代好莱坞人,更需要好莱坞名流——制片、导演、明星的支持,成立好莱坞支部势在必行。这样的部署,使“红色好莱坞”在“人民阵线”期间获得空前发展。

   莫洛托夫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团结西方民主阵线,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美共总书记白劳德(Earl Browder)当即指出:“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罗斯福就是美国“人民阵线”的首领[2]70-81。科林斯(Richard Collins)、塔特尔(Frank Tuttle)、伯克利(Martin Berkeley)等艺术家为党的政治宣传所鼓舞,当即加入共产党。他们认为,既然苏联是法西斯主义的克星,自然就是民主阵线的重要盟友,此时一切思想的鸿沟都因反法西斯而被填平。

   翌年,美共又创建了“好莱坞反纳粹联盟”。在卡茨的领导下,联盟迅速发展,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卡茨、杰罗姆和劳森提出文艺为党服务的口号,倾力在电影中植入共产主义思想,广泛影响观众。当时,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口号——“宁可站着死,也不像奴隶一样跪着生”,直接移入电影《没有时间结婚》(1938)和《鸽子精神》(1939)中。类似充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片还有《斗篷与匕首》《刽子手也死》和《北大西洋行动》等。

   在此期间,美共还组织力量拍摄了众多进步电影。艾文斯(Joris Ivens)在1936年执导的大型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就是美共出资拍摄的。赫尔曼、海明威、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多斯·帕索斯等人都参加了前期剧本的策划与写作工作。他们的加盟,为电影制造了巨大的商业效应。不仅如此,艾文斯特别强调超越意识形态性,塑造突破意识形态化身的共产党形象,使用淡化意识形态性的台词。这一执导思想既得到了同仁们的赞同,同时也使影片吸引了不同政治立场的普通观众。此间还拍摄了一批反映苏联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诸如,《北极星》《俄罗斯之歌》和《莫斯科行动》等。

   马尔兹(Albert Maltz)也在1942年来到好莱坞,创作了《骄傲的海军》《目的地东京》《租把枪》等反战剧本。他还创作了音乐电影剧本《我所居住的房子》,该剧主要描写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二战期间的结盟。当时最走红的影星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出演男主角,作词作曲由共产党人鲁滨逊(Earl Robinson)、米若珀尔(Lewis Meeropol)担任。马尔兹巧妙地利用观众对影星西纳特拉的喜爱,开展反法西斯主义斗争。

   上述影片毫无例外地唱响了反法西斯主义,弘扬人道主义,讴歌自由民主的时代强音。虽然它们在当时好莱坞电影的年产量所占份额有限,却体现了好莱坞电影人的良知——持守人道主义立场,渴望和平与自由。它犹如酵母一般,对好莱坞的电影起到了进步的思想引领作用。

   20世纪初,芒曾伯格之所以成功地切入好莱坞,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使“红色好莱坞”呼之欲出,主要在于美国本土文化所蕴含的进步因子,即惠特曼与爱默生以来的民主思想传统,对异质共产主义文化的兼容与吸纳。尽管好莱坞艺术家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与官方共产主义有很大出入,却在30年代反法西斯的特殊背景下,强化了二者的相融性,暂时遮盖其差异性。事实上,好莱坞艺术家们把共产主义思想等同于反法西斯主义,而其内心所向往的却是美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

  

   二、“非美”问讯与“红色好莱坞”衰落

  

   战后,美共影响逐渐式微,“红色好莱坞”也辉煌不再。具体而言,摧毁“红色好莱坞”有三方面原因:(1)斯大林主义的干扰,加剧了左翼阵营内部的思想纷争,这是其衰落的内在原因;(2)战后美国国内反共势力抬头,政治迫害愈来愈严酷,是其衰落的外在原因;(3)美共对“非美”问讯局势的误判,加速了“红色好莱坞”的衰落。总之,在内外交困中,“红色好莱坞”灰飞烟灭,成为历史。

   首先,从美共阵营内部看,施奈德(Isidore Schneider)在1945年的《新群众》上撰文,提出写作是为子孙后代还是为当下?马尔兹当即以《我们对作家有何要求?》一文回应施奈德的问题。马尔兹质疑“艺术武器论”,他认为,衡量作家应以其作品为依据,而不是他的政治立场。他援引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述,尽管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保皇的、反民主,但是他对法国社会的认识超过任何作家,而当下美国作家法雷尔的《郎宁根》就具有巴尔扎克式的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值得肯定[3]。

施奈德与马尔兹的文章,立刻被《新群众》主笔高尔德(Michael Gild)指责为“艺术的道德化倾向”。在高尔德看来,优秀的美国作家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与灵感,而不能欣赏模糊阶级斗争的法雷尔。高尔德的表态,使普通的文艺之争,升级为左翼阵营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于是,他们围绕着《新群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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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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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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