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芽:在代表与排斥之间

——西方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代议民主发展的路径与动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19-05-29 23: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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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芽  

   内容提要:代议民主是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成果,它重构了民主、代表、选举这些富有古典或传统色彩的历史元素。代表制在起源上与民主政治并无关联,它将社会大众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为了论证政治排斥的合理性,存在选择性代表和实质性代表两种形式的代表观。前者认为普通成员经济能力低下将导致其政治能力不足,主张限制大众参与政治;后者则宣称政治制度能力的包容性,认为由小部分人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可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这两种看似方向相反的排斥机制,共同强化了政治过程的封闭性。随着代表制和民主制的融合,代表制开始展现平等的精神,民主制逐渐具备代议的形式。代议民主从程序上将社会同意转化为对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支持。政治参与不仅是建构政治代表性的必要环节,而且是公民获得制度容纳的重要标志。

   关 键 词:国家建构  代表  排斥  代议民主

  

   民主制是历史现象,古希腊就建立了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政体。代表制也是传统事物,欧洲中世纪就存在市民代表参加的等级会议。但民主制与代表制相结合所形成的代议民主,则是政治现代化的成果。代议民主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伸张了代表政治的平等价值,并以代表的方式实行民主,扩大了民主政治的适用范围。在民族国家的空间环境中,民主、代表、选举这些具有古典或传统色彩的历史元素相互融合转化,逐渐成长为现代政治体系中的代议民主。西方国家代议制政体的社会基础最初比较狭窄,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只有特权集团或有产阶层拥有代表权。由于社会大众被各种资格限制剥夺了选举权,国家事实上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实现公民权益得到合法代表,遭受政治排斥的社会群体发动了各种形式的集体抗争。西方现代国家由此经历了代议民主的发展阶段,普遍选举最终成为民主政体建立的标志。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角度,民主发展既可以根据选举权的扩张作出判断,也可以从政治排斥的弱化加以分析。代议民主的发展即是突破各种选举限制,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过程。本文以西方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排斥机制作为分析视角,考察代议民主发展的路径与动力。

  

   一、现代国家的代议制:规模与结构

  

   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是代议民主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维度,现代国家结束了领土范围内政权散乱的局面,实现了对强制性暴力的合法垄断。具有集权特征的国家机构成为政治秩序的权威维护者。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权力的组织化渗透提升了政治一体化水平,社会诉求已是国家政权直接面对的客观现实。国家渗透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嵌入社会的过程,政治系统的运行在观念和行为上有赖于社会成员的认同与配合。随着统治权的社会基础的扩张,现代国家摆脱了传统政治的私人或地方属性,成长为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机构。在传统政体中,统治的正当性主要源自社会习俗或宗教观念的支持,政治资源掌握在小集团手中,统治权只需获得关键精英的同意,不存在合法有序的精英竞争和大众参与。社会成员固守的依附心理,有利于统治者将其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而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新兴阶层开始依据权利平等的观念寻求政治参与,打破封闭的政治过程。公民通过选举代表建立代议机构,并由其负责任地行使权力,这逐渐发展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形态。代议民主的出现既与国家体量的扩张有关,也与国家属性的转变相连。作为政治世俗化的结果,现代国家既不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也不是神秘意志的体现,而被视为个人自愿结合的共同体。基于公民权利平等原则的选举,是建构国家公共性的社会力量。在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意义上,代议民主是大规模共同体中的制度创新,它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将社会同意转变为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依据。政治服从不再是无条件的义务,社会同意成为论证政治服从的必要程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代议民主并非精英人物理性设计的作品,而是经济结构变迁、社会心理转换、政治得失权衡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围绕代议民主的形成机制问题,政治学研究主要从国家规模的空间特征、人民主权的政治心理等角度展开论述。由此形成了“国家规模说”“人民主权说”和“税收起源说”等三种解释代议民主发展的理论观点。

   第一,国家规模说。从社会环境的特征探讨政治发展的动力,是代议民主研究中广泛采用的分析路径。现代国家通常拥有广土众民,庞大的人口和地域规模,使得公民直接参与的古典民主制无从施行。如何在大型共同体中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凸显为对自治理念的重大挑战。基于国家规模的约束条件,代议民主是在直接民主缺乏社会支撑的情形下,处理公共事务的现实选择。代表制的实行“主要是因为社会规模过大”①。通过周期性的选举,以代议政治的形式实现公民自治的实质,成长为适应现代社会的“修改的民主政治”②。从国家规模的角度探讨制度创新的动力,肯定了代议民主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双重逻辑。就现实主义而言,现代国家中的民主政治面临集体行动的难题,它从大型政治共同体中产生小型代表集团,通过代表行使统治和管理权,以此实现国家治理的效率原则。就理想主义而言,代议民主坚守公共利益的目标,借助程序上的社会赋权和政府问责,以此实现政治决策的正当原则。“国家规模说”关注代议民主生成的环境特征,它从内生性的视角考察国家建构与民主形式之间的制度联系,但其中也蕴含着解释力自我限制的潜在因素。首先,既然认为代议民主是国家规模约束下的政治选择,那么当社会制约变得宽松时,代议民主的合理性就会部分消解。在信息条件和组织技术的帮助下,社会规模的障碍趋于弱化。曾经被视为具有理想色彩的直接民主,可以成为符合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其次,代议民主制的出现,促使人们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联系,选民参与和政党竞争被视为民主过程的主要特征。但将代议民主界定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衔接机制,容易忽视社会成员之间政治互动的民主意义。民主的最初内涵就包括公民之间“相互作用的直接性”③。选民的政治参与只是政府合法获得公共权力的起点,公民之间的协商同样可以营造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提升自我治理的能力。

   第二,人民主权说。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可以发现,广土众民通常被视为专制国家出现的有利条件,不利于实施共和政体。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就认为,“国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④只有强有力的专制君主才能当机立断,维护统治秩序。与“国家规模说”形成对照,一些学者深入考察了代议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认为代议民主形成的关键原因不是共同体规模的扩张,而是人民主权思想的传播。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在民族国家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不是因为社会环境阻力弱小,而是因为政治观念的更新。代议民主的发展,是主权来源于人民的思想从观念升华为制度的过程。西方近代君主曾经声称权力来自人民,以此反对教会统治,捍卫世俗王权的自主性。在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先后依据人民主权学说,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维护公民权益。作为否定性的观念,人民主权学说对于批判专制统治,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作为肯定性的力量,人民主权思想需要落实为日常的制度安排,依据政治权力建构公共秩序。虽然有些思想家竭力反对代议制,宣扬主权不可代表,但在民族国家的空间条件下,代议制最终成为人民主权的实践形式。代议民主在政治过程中实现了主权与治权的分离,“名义上的权力归属同实际行使权力便不能由同一只手来完成”⑤。从选举中产生代表,并由选民对代表实行任期控制。选举和代表成为人民主权转化为政府治权的联结机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把代议民主理解为“人民批准的治理”⑥,形象地指出了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如果说国家规模的视角,指出了大国民主和小国民主存在质的差异,人民主权视角下的代议政治,则认可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分工。选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并不等于他们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政治代表是弥合其中差距的中介载体。代议民主肯定了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原则,但就权力的具体实施过程而言,是代表而非选民直接行使决策权。选民向精英赋权,代表向大众负责,这构成了代议民主的完整链条。从中可以发现,代议制具有技术和价值的双重属性。代议民主作为直接民主的替代性转换,是实现大型共同体自我治理的“技术性发明”⑦。国家治理通过公开的选举实现了统治权的和平转移,规范了公共利益的政策导向。但现代语境下的代议制不只是建构正当性权力的程序技术,还是肯定平等价值的“民主的技术”⑧。

   第三,税收起源说。除了从空间规模、社会心理的维度,探讨代议民主的形成机制外,政治社会学、财政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将代议民主的发展视为国家对社会依赖性增长的副产品,延续了“政治代表制的税收起源”⑨。西方现代国家的建构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私人部门日益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有效地提取税收,“国家不得不与私人部门讨价还价,并在政治上对社会做出让步”⑩。资源提取的制度化推动了政治代表的民主化,纳税人在国家与社会的连续性协商中,成长为具有选举权的公民。上述这些研究视角总体上具有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倾向,将代议民主或者视为空间规模、社会心理变迁的结果,或者视为国家与社会关系自我平衡的表现。在宏观结构的视野中,代议民主显示了共同体规模扩张后,如何在制度创新中实现功能调适,通过社会赋权伸张政治平等的价值。代议民主的实质是政治包容性的生长,具体表现为选举权的扩大和政治回应性的增强。如果在宏观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还可以把代议民主的发展视为突破各种政治排斥的行动过程。任何长期存在的排斥性制度,除了依赖强制力量的支持外,还拥有与之配合并发挥合法化作用的政治观念。代议民主的发展即是否定排斥性代表观念和制度的过程,最终在社会抗争的推动下,实现普遍的“民主公民身份(democratic citizenship)”(11)。

  

   二、政治代表的逻辑:委任与信托

  

   代议民主包含代表制和民主制两种成分,二者都曾以不同的历史形态存在。西方国家代议民主的理念基础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它“由一些具有不同来源的思想因素经过生长、转换、蜕变、更新以及相互融汇的复杂过程而形成”(12)。与流行的看法不同,雷菲尔德(Andrew Rehfeld)认为,在起源上“政治代表根本就不是一种民主现象”(13)。中世纪晚期出现的是具有等级身份意义的代表制,国王召集教士、贵族等特权成员组成议事机构,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司法、税收等问题。民族国家兴起后,代表和民主的观念趋于融合。代表由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被视为政治统治获得社会同意的表现。代表制具有了平等的精神,民主制具备了代议的形式。随着商业、城市的发展,尤其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新兴力量开始要求选举代表进入议会,寻求平等的代表权。正是在选举权不断扩大直至实现普遍选举的基础上,代议制民主政体得以确立。代议民主的发展即是代表制逐渐被赋予民主精神的过程。不同于历史上的王朝国家,现代国家是国民共同所有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确认了人民主权思想,但由于国家规模的扩张,社会成员需要借助代议政治的渠道选举代表,由其组成具有国民代表性的议事机构。议会在理想的意义上应该成为“国民的缩图”(14)。通过将国民的各种诉求整合到集体决议中,公共权力发挥了维护全体国民权益的作用。由于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的区分,如何保障代表在公益方向运用权力,是民主政治面临的直接问题。

现代国家围绕代表权限产生了各种争论,其中的焦点在于代表的自主性及其限度。有关代表的角色功能,即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形成了委任式代表和信托式代表两种观点。委任式代表观主张,代表是选民的代理人,须按照选民的意志行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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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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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政治学研究》 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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