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

——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i]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51 次 更新时间:2006-11-08 12: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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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摘要】 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文章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勒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异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却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关键词】斯密动力,布罗代尔钟罩,分工,市场深化,企业家精神

  

  近代历史上的“欧洲奇迹”,或者说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早已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历史史实了。然而,对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迄今为止学界仍然争议很大,因而众说纷纭。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在诸多异见中常有相通之处,在类似见解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在这篇文章,笔者希望能通过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为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一个综合的理论图景,并期望从人类近现代思想史上诸家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理论反思中,解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法则,从对确当把握中国现今的发展模式、体制格局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有一定的助益。

  

  1,西方古典学者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理论反思:分工、市场深化与经济增长

  

  在最近的两篇文章中,笔者(韦森,2006a, 2006b)依照对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the Smithian Dynamics)的理论解释——并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斯密动力——,指出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起飞,只不过是市场自发扩展秩序不断冲破欧洲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在一个国家疆域内以至在整个西方世界不断扩展开来的一个外在表现和历史结果。由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和著作是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和大英帝国的崛起之前形成和出版的,以至于我们似乎可以不甚恰当地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展秩序理论的出现,比喻为西方世界兴起之黎明前的报晓晨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说低估了斯密市场经济秩序理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历史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恰恰相反,笔者的最近的一些研究实际上是旨在说明,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近现代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西欧诸国在近代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斯密社会经济理论的一个现实展示。从近代思想史发展脉络来看,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理论不仅影响了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政策的决策者,也影响了包括像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譬如,受斯密、萨伊(John. B. Say)、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黑格尔就曾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劳动分工与机械化的关系做了一些的思辨哲学论述。黑格尔(Hegel, 1991,§198)指出,“劳动的普遍和客观方面在于其抽象化过程,抽象化引致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致生产的专业化,并产生了劳动分工。通过劳动分工,个人的工作变得简单了,以至于他自己的技能在抽象劳动中提高了,他的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抽象化,使得人类为满足他们需要的互相依赖和互惠往来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加之,生产的抽象化使得劳动越来越机械化,以至于使人本身能够站在旁边,让一台机器来代替他工作。”基于他对当时西欧诸国的市场扩展、分工深化、技术进步、税收和国家财富的不断增加、海外市场不断拓展以及不断寻找新的殖民地这种社会内部诸因素关联动态的现实观察,黑格尔(Hegel, 1991,§247)非常明确地指出:“通过冒险而追求利润,产业也同时提高了自身而超越其上。它不再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也不受限于贪图享受和满足欲望的市民生活圈子之中,起而代之的是流动性、危险和破坏等因素。此外,通过这种强大的沟通媒介,产业本身也带来了与遥远国家的交易,以及制定契约的法律关系;同时,贸易又是最强大的文化沟通手段(Bilungsmittel)和渠道,商业通过它获得了世界的意义。”这样一来,黑格尔就把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市场交易、市民生活、商业贸易这些经济活动,以及西方诸国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诠释成了他那“绝对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世界的意义”。当时的欧洲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动态发展的情形?黑格尔(Hegel, 1991,§243)发现,其原因是,“当市民社会的活动不再受限时,它内部就蕴生了自身的人口和产业的扩张。一方面,通过人们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Zusanmmenhang)的普遍化,以及伴随着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被发明出来以及满足其方式的普遍化,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种双重的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Vereinzelung)和限制也加强了,与之相伴,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需求也愈益增长。”这里,黑格尔显然从其思辨哲学的视角,对18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内部经济动态发展的内在机制,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解释,并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理论猜测。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为一个思辨哲学家,黑格尔不但对近代西方兴起的动态情形做了上述描述,而且对人们利己心的发挥与其外在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做了一定分析。譬如,黑格尔(Hegel, 1991,§183)在《法哲学原理》中曾指出:“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现实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互相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Dasein),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这种制度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外在的国家,即必需的和理智的国家。”

  从历史上来看,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比斯密要稍晚一些,而处在西方诸国工业革命刚刚萌发的初期。从这一点来看,如果说黑格尔这里还不是特意地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原因的话,那么,处于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勃兴以及西方诸国经济起飞大潮中的马克思则在许多地方有意识地这样做了。可能也正是因为马克思生活在在工业和科技革命大潮中,致使他在许多地方讨论了技术革命尤其是大工业生产方式在西方世界兴起以及西方诸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后人常常误把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理论的核心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技术水平及其能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程式,甚至常常错误地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现在看来,这其实是对马克思经济社会理论的一种莫大的误解。[ii]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早在1847年,生活在西方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年代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1卷,页256)就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那么,资产阶级运用什么样的法术符咒在短短的时间里呼呼出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以及大工业和科技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并没有给予回答。但是,在此之前,马克思(同上,页6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过分工和自由竞争是大工业机械化生产和科技革命的主要动力源泉的思想,并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的断语。马克思的这些判断,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见解,以及与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甚至哈耶克的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在精神上应该说均是同归殊涂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推动市场分工、自由竞争,以及机器的采用从而导致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生?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现成的答案。直到1867年,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1卷中好像有意无意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譬如,马克思(1975,页175-177)说:“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谋求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在另一些地方,马克思(1975,页260,)又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在这一市场经济扩展的内在动机的支配和推动下,市场的分工和协作就出现了:“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协调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马克思,1975,第1卷,页367-368)。另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马克思(1975,第1卷,页394)非常明确第指出:“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的、有计划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在起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现在看来,马克思这里的见解,与他之前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原理,以及与后来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理论解释,在精神上是相通和一致的。

  沿着工场分工和社会分工发展的思路,马克思达致了他对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动力机制的如下理解:“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狂热地追求着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的基础”(马克思,1975,第1卷,页649)。

  到这里,我们就大致可以把握马克思本人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内在动力机制的理解了:资本主义企业家对利润的无限制、无餍足的追求,推动着企业家去不断地进行企业内部和市场的分工,并不断发现新的生产方法,发明和使用新地技术和机器,并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和进行国际贸易。正如马克思(1975,第1卷,页682)本人所言:“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本人不但洞悉出资本主义企业家对利润贪无餍足的追求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动态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制度因素。可能正是辨识出了这一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日文版的“绪言”中曾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待批评商榷之处”(转引自Schumpeter,1952,中译本,页2)。

  

  2.从桑巴特、韦伯到熊彼特:企业家精神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受马克思的影响,作为一名著名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桑巴特(Wemer Sombart,1863~1941)曾对近代西方兴起的原因做了许多探讨[iii],并且,在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看法上桑巴特有其独到——如果说不是怪癖的——见解。譬如,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Sombart, 1967,参中译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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