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民:论与中国的敌对式共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2 10: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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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民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的贸易战迅速蔓延到了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如今华盛顿试图解除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状态,削弱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抵制其对外投资,对其公司造成破坏,阻碍其技术进步,对其背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许多做法施加惩罚,向其边界地区发起挑战,了解其国防信息,并保持随心所欲地穿透这些国防设施的能力。

   这些做法所传递出来的与中国相敌对这一信息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显然可以理解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反映了美国的一种协调一致的观点或者战略。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今在华盛顿,已经不存在井然有序的政策过程,从而协调、和缓,或是控制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了。恰恰相反,这名民粹主义总统事实上宣布针对中国进入了“言论开放期”。这使得特朗普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抨击中国。所有参与国际事务的部门和机构——例如美国特别贸易代表、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商务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都在各行其是。总统掀起了一场毫无组织纪律的突击行动。他显然认为,这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令中国屈服于自己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要求。当他于2020年寻求连任时,这将成为可供他吹嘘的业绩。

   特朗普总统任期是建立在下层中产阶级对于被移民所取代以及工作岗位被外包给外国人的恐惧情绪基础上的。他的竞选活动在美国老百姓——尤其是虔信宗教的美国老百姓——对于本国管理层和政治精英对于自己福祉显而易见的轻蔑对待与无动于衷所产生的愤怒情绪中寻得了根基。对于很多人而言,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以及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成为了解释收入分配越发不均、机会平等每况愈下、就业市场的去工业化以及乐观情绪烟消云散等美国社会中种种现象的原因。

   就对中国的看法而言,如今许多美国人都在潜意识里将傅满洲那阴险的形象、日本在令人紧张不安的八十年代向美国工业与金融方面的支配地位发起的挑战,以及生存遭到威胁的危机感(类似于催生了《排华法案》的反华情绪)结合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精英阶层的无能,种族暴力事件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不时爆发,华盛顿政坛一而再再而三陷入瘫痪的处境,再加上“美国优先”这一傲慢的单边主义口号,也极大地降低了美国对于中国精英的吸引力。

   结果就是,如今中美关系之间的互动充斥着对彼此的责难,却缺少在经验上具有足够依据的信息,以佐证其行为所激发出的激动情绪。对于双方来说,对方都被认定犯下了大错。针对对方的指控,双方都无法通过任何程序来证明自己并无过错。没有根据的胡乱猜测、推想、从可疑的假设出发进行先入为主的推理,以及媒体所引发的幻象,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复,以至于被当做了事实。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煽动确保了在这个国家,压根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激发起有关中国的大声喧嚷。与此同时,中国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回应美国粗暴的言语,将打碎了的牙齿咽进肚子里,克制着不以相同的方式展开反击,同时默默地谋划着进行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们正在步入的不只是后美国时代,还是后西方时代。在许多方面,新兴世界秩序的轮廓尚不清楚。但其中有一个方面是确定的: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之中,中国将发挥更加重要、美国将发挥更不重要的作用。就这一未来而言,对于中国财富和实力的与日俱增,特朗普政府的回应并非吉兆。中美两国如今形成的相互憎恨和敌对的这一模式可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果真如此,对于两国以及对于世界的繁荣与和平而言,其后果都将是极其不安的。

   就目前而言,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似乎成为了由诸多相互矛盾的势力与因素混合而成的载体,这其中各种势力与因素都各有自己的宣扬者和支持者。某些人的憎恨情绪抵消了另外一些人的赞赏之情。现在美国政府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评估了这种以不加协调的方式对待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对美国的总体利益以及福祉会造成何种影响。在美国似乎也很少有人考虑了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对美国及其亚洲伙伴造成的损害要超过对中国造成的损害这种可能性。或者,在极端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甚至可能导致毁灭性的跨太平洋核交火。

   对于中国的某些抱怨之声来自于扭扭捏捏的恐华者,这些人将自己与特朗普总统捆绑到了一起。他们的有些抱怨之声是完全有理由的。中国慢慢接受了知识是可以被排他性占有的财产这一资本主义观念。但这毕竟是与将复制视为奉承而非对天才的侵犯这一中国千年以来的传统相悖的。中国商界人士不仅仅针对彼此展开剽窃知识产权的行为,针对外国人也是如此。其他人在过去或许也有过相同的行为,但他们这样做的程度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单是中国的体量就使得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变得不可容忍了。在不尊重私有产权的态度得到纠正之前,无论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关系,其潜力都是无法实现的。美国和欧盟坚持要求中国政府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

   许多中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意。在中国国内市场中有一部分人默默地欢迎外国为强制执行专利与商标法而施加的压力,因为他们也是大量商标与专利的创造者。甚至还有更多人希望贸易战会迫使中国政府重振“改革开放”。更加公平地对待外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不只是个合理的要求,而且符合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占据弱势的中国私人部门的利益。中国的保护主义是一扇并未上锁的门,美国及其他人应该继续推这扇门。

   但其他针对中国的抱怨则要么是部分有道理的,要么是毫无道理的。有些人回想起了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的世故言辞:“人们总是会满足领袖的要求。这很容易。你需要做的只是告诉他们,他们遭到攻击了,并且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精神、令国家暴露在危险面前。在任何国家,这一套做法都奏效。”在中美之间安全关系恶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操纵式逻辑就在发挥作用。社交媒体和专业媒体使得一切都显得像是真的一样,却使得任何真理都遭到质疑。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阴谋论、虚假叙事、伪造的报道、虚构的“事实”以及公然的谎言等污浊难闻的互联网世界里,有关中国的毫无根据的假定迅速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信念,早就遭到驳斥的迷思和谣言轻而易举地就会死灰复燃。

   想想吧,一名印度雄辩者发明的这一精炼的短语--“债务陷阱外交”--迅速就被普遍接受,被认为是概括了中国的掠夺性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然而被加以引用的所谓“债务陷阱”唯一的例证只不过是汉班托塔港,这是此后遭到推翻的斯里兰卡前专制总统发起、为自己的家乡增光添彩的一个项目。他的继任者作出了正确的评判,认为这是一个大而无用的项目,于是便将其转交给了中国公司,并且要求这家公司将债务替换为股权。为了收回自己的投资,这家中国公司如今必须为这座港口建设经济腹地。与其说汉班托塔是“债务陷阱”的例证,不如说这是一笔被套牢了的资产。

   此外,中国如今常常被指责犯下的某些错误,其实用来指责当前的美国,要比指责中国更加合适。此类最具讽刺意味的指控之一是,指责中国--而不是反社会的、向国际现状发起进攻的“美国第一”政策--破坏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那些睿智的美国国务家在七十多年前塑造的多边秩序。然而无视《联合国宪章》、退出各种条约与协定、试图令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以双边保护主义计划取代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从而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的多边机制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的本意是成为重商主义--这又被称为“政府管控下的贸易”--的“解毒剂”。中国变得愈发强烈地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是中国崛起、实现繁荣的首要源泉。中国成为美国设计并实现的那一贸易与投资机制的坚定捍卫者,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相较之下,特朗普政府则完全是重商主义的,即试图通过将进口降到最低程度、将出口扩大到最大程度,通过单边施加关税与配额,同时令美国免于受那些它坚持要其他国家服从的规则限制,来提升本国实力。

   除了指出“与中国的接触未能转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因此应该放弃这一战略”这一命题的荒谬性外,我不打算再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了。那些最为激烈地宣扬这一虚假命题的人士,正是那些曾经抱怨称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并非与中国接触的目标、但应成为这一目标的人士。他们如今却又因与中国的接触并未实现他们希望实现、并且曾经知道并未实现的目标,而谴责这一战略。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与其他非自由主义社会(例如埃及、以色列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或是杜特尔特治下的菲律宾)的接触,都并未因未能改变这些社会而受到谴责。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低估美国对中国开放四十年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帮助中国制定了迅速地使得至少五亿人口摆脱贫困的政策,将中国从一个愤怒、贫穷、孤立、希望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主动、越来越富裕、成功地参与这一秩序的国家。它催生了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如今已经是世界经济增长最为强大的推动力,而且直到贸易战打响之前,这一经济体还是美国增长最为迅速的海外市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帮助改革了其教育体系,创造出了一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劳动力,这支劳动力已经占据了全球经济中此类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曾一度拖了人类发展的后腿,但如今却成为了加速推动人类发展的发动机。这样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与中国接触战略的深度与广度。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低估中美之间经济脱钩、政治敌对和军事对抗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美国如今的政策正在使得上述现象变得制度化。即使中美两国结束了当前这场贸易战,如今华盛顿似乎也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尽其所能遏制中国。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吗?试图做到这一点,代价和后果会如何?如果美国放弃与中国的接触,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演变还能施加怎样的影响--如果说还能施加任何影响的话?在中美两国敌对式的共存这一条件之下,中国未来的演变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将针对这些问题,列出可能的答案。

   首先,降低中国与美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后果是什么?

   如今将中国与美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供应链是经由市场管控下的比较优势塑造出来的。美国试图强行实施政府规定的关于中国购买农业产品、半导体以及此类产品的额度。这样的做法象征着政治势力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通过同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其他一系列协定与条约,华盛顿表明了自己不再能够被信任会尊重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美国政府还表明了,它可以无视其农场主和制造业工厂主的经济利益,强行施行由政治动机推动的对这些产品的禁运。中国从近来美国外交举动中吸取的基本经验就是,人们不应再信赖美国的言辞,或是依靠其工业与农业出口品了。

   出于这些原因,中国与美国之间将要达成的贸易“协议”--如果两国之间会达成贸易“协议”的话--充其量只不过会是后续争斗之前的停火。这将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长期的重振中美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使其变得更加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中国政府未来将不会允许中国变得过于依赖涉及像特朗普的美国那样反复无常和充满敌意的国家的进口品或是供应链。与之相反,中国将开发美国以外的食物、自然资源和制造品来源,同时提高自力更生的程度。美国工厂主和农场主进入中国市场受到限制,这将导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受挫。通过试图减弱美国与中国相互依赖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在不经意间使得美国成为了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的中国市场最后考虑的对象。

中国经济的规模还将令美国制造商“失去”中国市场的后果进一步雪上加霜。中国服务业之外的经济已经令美国服务业之外的经济相形见绌了。经济规模是很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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