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盛峰:失败的知识产权?

——从中国视频企业的版权原罪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19-05-21 23: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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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 (进入专栏)  


作为仪式的版权献祭


   2012年,腾讯视频和PPS网络电视互诉侵权,腾讯称PPS盗播其五部剧集,索赔金额超过千万元,而PPS则在上海、深圳、香港三地对腾讯盗播提起上诉,索赔金额过亿。搜狐视频,随后也对PPS发起了侵权诉讼,指责PPS共盗播其23部共800集剧集,PPS则反诉搜狐涉嫌盗播其独家影视剧173部。有意思的是,各方均否认自己存在盗播行为。[1]无独有偶,2012年3月份,中国视频市场占有率居前两位的优酷网和土豆网宣布合并,而在此前,两家公司也围绕版权互盗问题展开激烈的相互指责。据媒体报道,2011年12月,土豆网高层公开面对媒体用针痛扎一大片代表优酷的蓝色气球,将其炸成碎片,宣布要“斗争到底”,并发起1.5亿的视频行业天价索赔。冲突源于土豆声称其重金购买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遭优酷侵权盗播。优酷当天便迅速反应,痛斥对方盗播自家几十部剧版权,已将其告上法庭。随后,双方多位高管在微博上演隔空骂战,场面煞是热闹。[2]

  

   中国视频企业的版权互盗司空见惯,任何有登陆视频网站经验的网友都可发现,同一视频内容,往往都可通过搜索引擎在不同网站轻松找到,不同视频网站的内容高度重合。视频网站这种行业性默契的互盗版权,形成了一种矛盾局面:一方面,视频内容的高度重合无疑反映视频版权的互相侵犯是行业普遍的潜规则;另一方面,版权也不是完全失效,否则,难以解释各大视频企业都在宣传自己对于某部电视剧的独家播映权。而这些独家播映权,其版权收购价格经常达到天文数字,以热播剧《心术》为例,其每集价位高达260万元到280万元(以剧长30集计算,版权成本将高达8000万)。[3]

  

   视频版权的普遍侵犯并非代表版权的完全失效,而视频版权的畸高价格同时建立在司空见惯的版权互盗之上。在视频网站市场,因而形成一种非常奇特的半知识产权保护状态,一种特殊的半法治局面。一方面是市场对版权的普遍侵犯,另一方面是市场对版权的选择性保护。为争夺优质广告客户,视频企业需要借助独家版权策略,而捍卫和确认版权的结果,是不断抬高了版权价格,而在这种版权竞争策略的价格抬升下,任何一个视频网站都越发不可能支付其全部播放内容的版权费。因而,越是强调对单一视频版权的保护,就越使一个网站增加了对其他视频版权盗播的可能性。无法想象,在残酷的互联网竞争环境下,一个视频网站可以仅仅通过播放几部独家版权视频就存活下来。

  

   但是,视频企业虽然不可能收购所有播放版权,却也不可能盗播全部播放内容,相反,最终会在所有具备竞争实力的视频企业之间达到一个均衡点:即一个企业所收购的独家版权视频的数量,要能诱使其他企业也来盗播它的部分内容。以此,视频企业相互之间的盗播才能形成一种默契的均衡状态。某个网站盗播了其他网站的部分内容,其他网站也盗播了这个网站的部分内容,这样一双互盗版权的“看不见的手”,既能保证内容的共享,又能阻止侵权诉讼的发生。然而,最终也只有那些占有一定数量版权的企业,才能获得进入这一互盗游戏城堡的资格,版权制度则构筑起一道狙杀中小企业的高墙。只有占据一定数量版权的企业,才能获得对其他企业版权侵犯的资格。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使版权保护变成了一种宗教仪式。选择性的版权宣告是对版权之神的献祭,以求得日常的版权亵渎的许可。因为,在高版权保护状态下,一个企业不可能不侵犯任何版权;而完全的盗播,也不可能逃过版权之神的诅咒。因而,在视频版权领域,最终就形成了一种行业的“原罪”:要在行业中生存,就必须获得版权之神的救赎,而这也就需要对版权之神做常规的法律祷告与献祭,通过选择性的版权保护和版权确认,不断为版权之神提供血食。与此同时,每个企业也要诱使其他企业对版权禁果进行偷食,从而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企业都陷入堕落的状态。最终,所有这些企业之间的分化与联盟,号召加强版权保护(一种竞争策略,而非实质性的保护),借此排挤消灭掉那些中小企业对手。至少在视频领域,对于版权的膜拜,就不是出自于虔诚的法律信仰,版权保护也不是意在推动文学艺术殿堂的缔造,而变成了版权之神与资本魔鬼之间的一场交易。

  

   视频行业的魔鬼也并非游荡在当代知识产权世界的唯一幽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3D打印技术的涌现,都在预示以集成诸多单一知识产权于一体的新技术形式的逐渐普及化,创新正以一种要求集成大量知识产权于一体的形式出现。这些技术趋势预示知识产权面临新的困境。技术革新正在逐渐告别传统的单一版权与专利权作品的时代,集合诸多版权与专利权于一体的产品与商业模式正在突破传统技术壁垒大量出现(比如视频网站、音乐网站、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整体产品打印等)。竞争优势的转移,越来越不可能只以单一或少数版权与专利技术的实现而完成。知识产权所构建的法律保护体系,正在塑造一个不对称的市场权力结构:占有一定数量知识产权的企业才能获得侵犯一定数量知识产权的可能性,中小企业成为被信息寡头收购创新技术的对象,知识产权的高水准保护形成了一个等级式的企业竞争筛选网络,市场竞争结构借助知识产权的介入被不断固化乃至锁死。与中国视频企业一样,一切只要是必须通过大量集成才能获得技术突破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产品或运营形态,都面临与之相似的困境与原罪。[4]在知识产权之神的默许下,互联网巨头企业的知识产权献祭与偷食,得以不断上演。在知识产权之神面前,只有那些资本力量雄厚的企业才能获得赎罪券;而中小企业,则只能在零散的领域做“创新”的苦行。

  

   正是因此,关于中国视频企业的法律原罪,从法治基础薄弱(立法不健全、执行不得力、司法不独立)、惩治力度畸轻、中国模式论、文化特殊主义出发,都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知识产权,作为当代企业与资本竞争策略的法律工具,实际正逐渐变为企业间“战略恐怖平衡”的威慑性手段。知识产权对于当代资本经济的革命性影响,甚至可以譬之以核武器对于传统战争与和平的革命性颠覆。这一原罪所指示的问题其实已超出一时一地的困境与挑战,而指向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

  

“知识产权”稀缺性的吊诡


   首先,一切关于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学说正面临深刻危机。如果说,在古典经济时代,是以富有和贫穷来界定社会分化,在货币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和劳动来界定社会分化,那么,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劳动和资本的图示也已不敷使用。过去,人们希望通过劳动来降低自然的稀缺性,劳动价值学说因而承担了一种功能,即告知人们可以通过劳动来调和富有与贫穷。但是,对于知识财产而言,劳动价值学说的解释已显苍白。因为,知识稀缺性与土地财产有限性所导致的稀缺性完全不同,它在更大程度上揭示出稀缺性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因为,知识稀缺性并不出自知识的有限性(知识并不因为使用而耗尽),知识的稀缺性,实际完全出自于社会的规约。只有对一个有限数量的范围进一步筛选和界定,才能形成稀缺性。对于知识的攫取制造了稀缺性,而这种人为建构的稀缺性又成为进一步知识攫取的动机,而由这种攫取所形成的自我循环,是整个知识产权制度得以构建的真实动力。由此所形成的吊诡局面是:它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运作条件,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由自己所造成的结果理解为制度运作的动机。而为了掩盖这一吊诡,知识产权制度则建立起一整套连续运作的框架与条件。如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所说,通过分岔和编码,这使稀缺性被进一步浓缩为拥有和不拥有的分化形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