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扩红突击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1 次 更新时间:2019-05-14 23: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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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春荣  

  

   提要:扩红突击队是中共取得局部执政权之后的一个创造,它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开启了中共集中精锐力量快速取得中心工作或某一领域工作突破性进展的工作模式,有着深远影响。对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扩红突击队的出台背景、组织管理、工作方式、作用与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有助于反映这一历史事物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展示中央苏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直面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扩红突击运动;扩红突击队

  

   扩红突击队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为破解扩大红军突击运动滞缓局面而采取组织手段的产物。它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深刻、长远地影响了中共此后的中心工作模式。就笔者目力所及,在有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措施与经验的研究中,鲜有对其间的扩红突击队予以关注置评的。即使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也只是把它置于扩红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下予以论述。【如凌步机先生所著《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就只说到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等组织的扩红突击队深入各地,进行扩红动员。见凌步机:《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其实无论从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扩红突击队的使命,还是从扩红突击队的实际作用与深远影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本文试就扩红突击队的出台、运行、作用等几个方面作一番梳理。

  

一、扩红突击队的出台背景


   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1931年12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称,在中国革命运动得着一个新的发展形势下,为着扩大苏维埃区域,贯通各苏区的联系,完成一省与几省革命首先胜利,“必须扩大中国革命的主要柱石——工农红军,因此扩大红军的工作成为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了”【《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1931年12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版,第1943页。】。要完成扩红任务,不能再像以往光靠红军自身去做,而要使之成为地方党部和一切群众团体的经常工作。为此,苏区中央局提出了“第一次扩大红军”的计划与措施,要求次年1月至3月在中央苏区扩红1.5万人。1932年4月2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第一次提出“红五月”的概念,“更规定整个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突击月,苏区各级党部要以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加入到红军中去为红五月运动中第一位工作”【《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1932年4月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2124页。】。由此始,1933年(及1934年)的红五月自然也是“扩大红军突击月”。不过,直到这时,中央苏区的几次扩红运动都还没有出现扩红突击队的组织。

  

   扩红突击队这一新生事物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出现的。1933年12月5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登了《中革军委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计划》一文。该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决定在当年12月底以前,全(中央)苏区扩大2.5万名新战士,将扩大新战士(包括归队)的数目分配给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所属各县以及中央直属瑞金县。为帮助并督促各地迅速展开这项工作,该计划给中央一级各机关(以及省一级)划分了扩红突击区域,包片负责。如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突击区域为江西省的兴国、赣县、杨殷县;中共中央局及少先队总部的突击区域为江西的广昌、洛口、博生、胜利县;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突击区域为江西的石城县及福建的兆征县;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突击区域是江西的长胜县及福建的长汀县;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的突击区域是福建的宁化县;中央政府的突击区域是粤赣的会昌县;中共中央局与中革军委的突击区域是瑞金县等。“中央一级在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下,组织了突击队出发各省各县,帮助各地为完成这一计划而斗争。各突击队不仅是动员而且负责集中,组织成队,护送至各补充团。”【《中革军委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计划》,《红色中华》1933年12月5日,第2版。】

  

   为什么要在此时组织突击队去扩红呢?

  

   一是为着应对蒋介石以前所未有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1933年夏秋之际,蒋介石训练和调动了66个师又8个独立旅共320个团的正规部队,合计兵力60万人,准备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光是进攻中央苏区的总兵力就达到53个师又8个旅(不含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所部)及5个航空队,总兵力50余万人。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练新兵150-200个团,以源源不断补充其“进剿”军主力。而保卫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仅有10万余人,加上各地群众革命武装5万余人(其武器多为大刀、长矛),还不及敌方兵力的三分之一。再加以武器装备等各方面条件的悬殊,红军只有迅速扩大兵员以应对“围剿”。

  

   二是此前中央苏区扩红的成绩不理想,扩红工作中有诸多不好的现象,且难以由地方上独自克服和改进。王稼祥在写于1933年11月28日的《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一文中,对此有很清楚的表述。文章写道:“检阅最近两个月间的扩大红军的工作,军委的计划是没有完成,江西省党大会号召到十月革命节扩大33000人,后来据各县委报告可集中13000人,而到11月15日止确实到达各补充师的人数不足5000(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这要引起我们每一同志的警觉,我们的动员为什么没有完成呢?”王稼祥指出,“动员计划未完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动员工作特别是动员中之组织工作的薄弱。”【稼蔷:《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1933年11月28日),《斗争》第37期(1933年12月5日),第1页。】王文接着指出,扩红动员中组织工作之薄弱,首先表现为动员工作的计划性与组织性还非常缺乏。经过宣传鼓动,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报了名当红军,但是怎样去巩固他们的政治情绪,怎样去解决并组织优待他们家属的工作,怎样去迅速集中,这些都没有引起应有注意与行动。加上集中环节上的种种问题都没有解决,导致报名的人数与集中的人数相差很远(后者大概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三至四,不到一半)。其次,干部报名当红军的工作更缺乏组织性。许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报了名当红军,而有关方面也没有设法巩固他们的情绪,没有组织他们作表率去进行动员的突击工作,没有很好利用他们去做集中工作,也没有很好安排他们此前担负的工作的交接,以致许多干部报了名而未能及时集中,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迟缓了动员工作。此外,王文还指出了各地在赤少队整理、归队运动、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等经常工作方面的不足,妨碍了扩红动员。显然,这些由于组织工作薄弱而产生的问题,必须施以组织手段去解决,“不估(姑)息地派遣最得力的干部组织突击队到地方帮助工作”【稼蔷:《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1933年11月28日),《斗争》第37期(1933年12月5日),第1页。紧接这句引文,王文还提到中央各机关已经组织了这样的突击队,由此可见前引中革军委的扩红突击运动计划的出台时间,不会晚至1933年12月5日,起码应为王文落款日,甚至更前。】。

  

   三是国内战争中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工作为着争取前线上的胜利,“一切服从战争”。这个原则“影响到党的工作方式上,常常采取突击运动的方式去解决战争所要求的不断的紧急动员。因此,工作的突击性是我们苏区的工作上极端重要的特点”。“决定工作中突击的特性的,由于战争的紧急动员的需要,另一方面还由于经常工作还没有能够完全赶上战争的需要。”【罗迈:《关于突击运动》,《斗争》第50期(1934年3月11日),第12、13页。】

  

   由此可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动员工作和与此相关的各项经常工作,都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苏区基层干部政治、思想、文化、政策水平普遍难以适应形势需要,又常常面临生疏的工作,缺乏经验;再就是基层政权中混入的阶级敌人明里暗里破坏。而于此时组织突击队去各地,不仅能帮助当下的扩红动员顺利进行,而且能由此指导各地加强与健全一些经常工作,以保障革命战争可持续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扩红突击队的组织管理


   除中央一级机关组织了扩红突击队下到各省各县外,各省各县以至各区各乡也都组织了扩红突击队。在有中央突击队帮助工作的突击区域,一般而言,省级突击队由中央突击队成员加上省级机关干部组成;县级突击队由省级突击队成员加上县级机关干部组成;区级突击队由县级突击队成员加上区级机关干部组成;乡级突击队由区级突击队成员加上乡级机关干部组成。中央突击队成员一般下至县、区,少数到乡。由此可见,突击区域的扩红突击队大体是上下结合的混编组织。对这支队伍的管理,就出现了双线负责的局面,其人事调配由派遣单位负责,其工作安排由地方党部负责。

  

   对扩红突击队的组织,中央要求很高,要相关方面派遣最得力的干部组织之,以“保障突击队是最坚定最积极最有纪律最能深入群众的队伍”【《中共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突击队长和各省委、县委的指示信》(1933年12月15日),《斗争》第40期(1933年12月26日),第1页。】。中共中央局的这个要求,是在检查了扩红突击运动10天来的成绩之后,对各突击队长和各省委、县委提出的。到1933年12月15日,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报名的数目还只有3900人,只占原定计划的百分之十五六,送到补充师的更只有600人左右。中央局指出,造成如此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突击队在组织上和工作上还有重大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突击队长和各省委、县委的指示信》(1933年12月15日),《斗争》第40期(1933年12月26日),第1页。】。组织上,突击队里面还存在机会主义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消极怠工分子、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的分子以及开小差的分子。他们的存在,会使突击队本身麻痹腐化,不但不能担负党给予的任务,而且成为突击运动的阻碍。

  

为破除这种业已露头的阻碍,保障突击运动顺利进行,中央局指出,必须立即检查各级突击队的质量成分,立即进行突击队的改造。其办法为:(一)动摇的官僚主义的消极的队长必须立即撤换;(二)队员中动摇、消极怠工、不遵守突击队纪律的,凡不能立即纠正的,必须洗刷出突击队;(三)开小差的分子无保留地洗刷出队;(四)能力不能胜任突击队员或不能脱离其他工作专任突击队工作的,必须解除突击队职务;(五)不要把归队的分子编入突击队,报名的新战士中只能从中选择极少几个最积极的、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加入突击队;(六)对被洗刷的分子,必须在当地组织中开展公开的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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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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