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传红: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 次 更新时间:2019-05-13 12: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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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传红  

  

   【摘要】: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现了"定量霸权"的局面。同时,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为摆脱"定量霸权",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维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足,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物理学嫉妒"。另外,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为超越"定性—定量鸿沟",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论的盲目崇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从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起步很晚,直到1986年才成立了旨在推动政治学定量研究的“政治学方法协会”(Society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经过近30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政治学定量研究已经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诸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

   从20世纪60年代起,政治学研究就开始了“科学主义转向”的历程。刚开始受到经济学的影响,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议题都开始借鉴经济学,并模仿经济学的研究语言和研究范式。比如,经济学研究中有“经济人”假设,而政治学研究则有“政治人”的概念与之呼应;后来又受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政治学研究开始向社会学借鉴理论和方法,甚至还催生了一门新学科——“政治社会学”。总之,政治学研究已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从研究议程到研究范式的全面转型。

   多年来,定量研究方法成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1]当然,这不仅仅是美国政治学界的时尚,它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种趋势,并日渐形成了一种“方法论霸权”。于是,人们发现政治学论文和专著中充斥着大量的统计学和方法论术语,而定量方法论学者则辩解称他们使用的是定量语言而不是政治学语言,或者说是政治学的一种新语言。当然,这种新语言也立即被冠以“科技英语”的新名号,并被用来指称这个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2]与此同时,这种新的写作风格也迅速地影响到了审稿人、编辑和读者。学界普遍认为,论文和专著发表的“选择机制”也间接地促成了这个潮流,因为只有这种风格的文章才容易发表。[3]

   毋庸讳言,运用数学方法研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定量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不仅可以通过各种统计数字描述和揭示一个社会或众多社会现象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推断局部以知道总体的状况。同时,定量研究还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在结论的呈现上也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简洁性。然而,“定量霸权”的形成却有可能蚕食一个学术界的重要共识——方法的多样性。早在1969年,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尔默·谢特施内德(Eimer E.Schatterschneider)就警告说“政治学领域内的行为主义革命”有可能将我们带入一种可怕的前景——“围绕一个虚空,有堆积如山的数据。”[4]另外,由于定量研究采用复杂统计方法,结果让政治学研究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并日益小众化。无疑,政治学研究已经笼罩在“定量霸权”的阴影里,这显然与政治学的包容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本文就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定量霸权”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学科历史和批评文献的钩沉,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其形成、发展、存在的弊端,以及西方政治学界对其批判与反思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定量霸权”的形成


   纵观政治学的学科史,一般认为,自从20世纪以来,政治学经历了三次高峰:第一次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20—1940),被称之为“芝加哥高峰”,[5]其主要特点是实证研究的兴起,侧重于定量研究;第二次高峰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其主要特点是行为主义的传播,注重政治学科的专业化;第三个高峰是近年来勃兴的理性选择/方法论个人主义,其主要特点是注重逻辑演绎、数学方法及模型建构。[6]可以说,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这三个高峰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政治学定量研究的发展。

  

   (一)“定量霸权”的先声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定性研究方法似乎一直进展不大,要么是历史分析、要么是档案钩沉或是特殊案例的剖析。对于后者,定量学者轻蔑地称之为“逸闻趣事式的研究”(anecdotal research)。[7]因此,一些政治学者试图使政治学研究数据化以显得更加科学化。

   定量方法发轫于19世纪晚期,当时还没有计算器、计算机和互联网,因此,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虽然当时的定量方法通常只是一些简单的统计,但人们认为已经过于复杂。尽管早期的定量研究受到计算手段的制约,但还是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在20世纪早期,美国芝加哥大学盛行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哈罗德?高斯奈尔(Harold Gosnell)和他的学生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联手将“随机试验”(randomized experiments)和“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引入政治学研究。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统计学家如美国劳伦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比尔?里克尔(Bill Riker)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斯托克斯(Don Stokes)也呼应这一潮流,并呼吁政治学研究要从其他学科借鉴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8]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涉足政治学研究的领地——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苏格兰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及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他们尝试使用经济学模型和方法来分析选举、投票及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这种方法一经使用,便迅速风靡了政治学界,因此,有学者认为,“(定量研究)已经从根本上对政治学科在研究政治与训练学生方面该如何前进提出了挑战”。[9]

   此种方法以经济学的原理和假设为前提,认为人类是理性的、短视的、物质上自利的最大化者,因此,在一些支持者心目中,量化研究方法也为政治学勾勒了“统一标准的”和“不断积累的”科学发展前景。研究议题也五花八门,从“决定购买什么”“以什么价钱购买”“把票投给谁”到“要生几个孩子”以及“如何形成联盟”等等,不一而足。对于此种学术潮流,奥尔森兴奋地写道:“实现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统一(当然也包括政治学)。这些理论选择学者们高度自信,并希望在有些方面“人人都要这么做”。[10]

   真正的定量革命来自于计算机的发明,定量分析开始变得简便和容易:以前需要人工计算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数据,如今在计算机的运算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一时间,定量研究学者出现井喷现象,数量急剧膨胀,他们互相切磋经验、无偿分享数据,视“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的原则为金科玉律。

   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学传统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也适时定量转向,迎接这一新兴的学术潮流;斯托克斯则开始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开辟学术工作坊(The Workshop Section)以推进定量革命;1974年,专门刊登定量研究论文的学术杂志《政治方法论》(Political Methodology)也开始问世发行。[11]美国政治学定量研究的繁荣局面似乎已经隐约可见。

   定量潮流真正标志性事件是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利?特尤因(Henry Teune)两位学者的推动。1970年,在《比较社会分析的逻辑》一书中,他们共同呼吁“必须以变量来取代民族、国家和文化等概念”——即以“变量导向的方法”(variab1e-oriented approach)取代“案例导向的方法”(case-oriented approach)。[12]该书是两位作者参加“国际价值观研究”的成果,他们认为,“国家”“民族”“文化”等都是“不真实的假设”(unrealistic assumption),因为这些本身都是非常独特的社会,因此,“国家层面上的比较不是比较”。相应的解决之道是用“人均收入”“人口年龄结构”“行业协会的集中度”,以及调查问卷等“理论变量”(theoretical variables)来取代那些宏观的概念。[13]换句话说,按照他们的逻辑,用密尔(Stuart Mill)“求同法”和“求异法”指导的大量定性研究(国别研究)都失去了合法性和科学性。

   毋庸讳言,普沃斯基和特尤因的逻辑是强大的。美国政治学界也乘势开始全面反思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尽管定量研究所依赖的统计技术、概率论或相关性等等都并非完美,但学界普遍认为,比之于定性研究的“决定论式的命题”(propositions of a deterministic kind)还是一种可贵的进步。于是,针对定性研究的缺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亚琛(Christopher H.Achen)开出了一剂明确的“药方” 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此举也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科学概率论革命(the probabilistic revolution)的一个生动注脚。[14]

  

   (二)《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对定量研究方法的推崇

  

   为改进定性研究方法,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加里?金(Gary King)、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他们试图整合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把它们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思维逻辑。[15]该书很快成为研究方法的经典,并作为社会科学类研究者学习研究方法的首选教材。《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指向非常明确,是为了提升定性研究的学术质量,该书建议定性学者应该借鉴定量研究方法(特别是回归分析)。这个说法的潜台词在于:定量方法在某些方面确实比定性方法优越,因此,定性研究学者必须遵循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而脱离了这些准则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学术价值。虽然,表面上,加里?金等学者主张,两种研究方法应该和谐相处,但在实际上却是“合一论”。尽管如此,在《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中,加里?金他们一再强调他们并不是要贬低定性研究,相反,是要揭示两种研究方法中的“共通逻辑”:“(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风格和方法论的不同”,但在本质上(它们)“所依赖的逻辑都是相同的”。[16]

正是在这种认为两种研究方法都具有相同逻辑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定性研究方法必须向定量研究方法看齐。也就是说,要把基于回归分析和相关技术来进行因果推论的方法也运用于定性研究,否则便是不科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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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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