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隽毅:逆全球化?特朗普的政策议程与全球治理的竞争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19-05-10 01: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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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隽毅  

   内容提要:全球化与国家主义的背反关系,限制了我们在做出政策评价时区分反全球化特征与反全球化本身。特朗普政府迄今出台的一系列贸易、气候、移民政策,究竟是不是逆全球化的对外政策、其意义为何,这一问题不仅因为美国占据全球治理的领导地位而重要,而且在于它出现时间的特殊性。在全球化进入新兴经济体广泛支持和参与的新阶段,我们更要认识到反思全球化本身的必要性。本文通过批评既有对美国新政府政策的分析,揭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是逆权力转移而非逆全球化,而中美如何就全球治理的竞争规则达成共识,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这一认识有赖于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概念与理论的去道义化,并代之以政治市场模型的新解释。

   关 键 词:特朗普  逆全球化  权力转移  权利竞争理论  全球治理  中美关系

  

   当前存在两种理论与政策相关联的分析路径。第一种分析路径是,基于既有全球化理论正确的前提评价美国对外政策,特朗普的个性与理念遂成为解释当前“逆全球化”政策的原因。而如果综合评估的结果认为,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并非是特朗普个性与反全球化理念的产物,或者说政策并非是“逆全球化”的,那么合理解释美国对外政策的“逆全球化”特征,就要求我们更新全球化或者全球治理理论。本文采用的就是这第二种研究路径。

   有折中的评论认为,特朗普正在从交易型总统转向战略型总统,其理由是在201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表示美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传达了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的信号。①而在笔者看来,其实并不存在这一转变,特朗普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全球化主义者,他所强调的“互惠”也不是“交易”的意思,在导致一系列政策与行动的同时,也是一种理念层面上对全球化的解读。特朗普对多边贸易协定的保守立场,并不表示他就是一位利益至上而非价值取向的总统,他后续在同样议题上的灵活态度、在国情咨文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价值观层面对手的立场,以及利用知识产权规则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征税的做法证实了这一点。特朗普上任之初,学界出于对其胜选的震惊而在描述其政策取向时所使用的实力与规则二分法以及“交易型总统”的标签,在其就任一年后应该要抛弃了。2018年1月30日晚特朗普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第一份国情咨文,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幕僚在多个场合、多份文件中对其施政方针的直接阐释,给了我们改变以特朗普个性为切入点分析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可能。我们应该根据多份文件的内容尝试理解新时期美国政府的决策理性,以更准确的概念来界定奥巴马政府之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特征,帮助我们打开一个发现未来全球治理模式的新视野。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8.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世界排名第二位的中国的1.6倍,而1960年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597亿与5433亿美元,近60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增长了34倍,中国则增长了187倍。②2016年,中美经济总量合计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9%,其中中国占14.7%,但在1960年美国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世界总量的39.9%,而当时中国只占4%。③中国96.5%的增长是在1993年之后取得的,2000年以后美国与中国的GDP比开始下降到9以下。④也就是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不仅仅是绝对收益而且是相对收益,美国在相对收益上则是受损者。或许我们可以说,新的权力转移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全球化发生的,因此,新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立场根本上不是逆全球化甚至是反全球化,而是逆权力转移。美国正试图改革既有的全球体系,从而能够确保全球化进程不是一个自身权力流失的过程。比起奥巴马针对中国的“再平衡”政策,特朗普将改革目标锁定在造就中国崛起的全球化制度上。新一届美国政府与过去美国政府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观念的转变,认为全球化——至少是正在被实践的全球化,不是遏制中国而恰恰是成就中国的制度与进程。美国如果沉迷于冷战的胜利而沿用原有的对外战略,将制造乌龙球局,这是特朗普抨击以往美国政府愚蠢的逻辑。

   然而,美国的繁荣同样根植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因此,处于当前阶段的美国战略困境是如何剥离导致权力转移的全球化实践,这就是特朗普对于全球化的态度表面保守实则灵活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定会发生权力转移的话,特朗普希望美国是权力的流入国,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支持一些看似是逆全球化的国内产业政策。美国在模仿过去一段时期内权力流入国的逻辑,与此同时逼迫中国放弃一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比如对于美国知识产权的使用,以及模仿美国利用科技优势主导全球产业链这一“高品质”权力地位。非常重要的是,这种地位并不仅仅是依靠实力就能获得与维持的,其技术内涵受到产权制度这一整个自由贸易体系根基的保护。美国正在将自己这种拥有产权保护的优势变现为权力,阻止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从非科技领域转移至科技领域,乃至变为地区与全球产业结构的重塑者。美国没有背叛自己的自由贸易信条与全球化理想,贸易赤字也仅代表中国已经构成的实力总量接近,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开始了对未来中国可能获得其核心优势的遏制尝试。

   上述是本文对于新时期美国对外战略逻辑的分析,而准确的战略判断是国家良性互动的基础、设计战略应对的必要前提,也是我们识别国际秩序变迁的契机,然而包括美国内部在内的舆论与学界对于特朗普出台的政策的分析都流于表面。笔者认为,这是现有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视角片面所致,现有主流政策评论囿于既有的全球化实践经验而缺乏全球治理进程的宏观视野。下文将分四个部分对上述观点进行详细阐述。第一部分梳理与评价现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并提出改进;第二部分以第一部分为基础揭示全球化指标体系的局限,以特朗普出台的贸易、气候与移民政策为例,展示在政策分析中跳出既有评价标准局限的方法;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所谓中美“贸易战”的实质,通过变更“竞争”与“全球市场”两个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位置,给出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的未来图景;最后是结语,在概括全文主要观点的同时,再次指出美国对外政策新特点对全球化理论革新应有的启示作用。

  

   一、既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的不足

  

   “冷战、三个世界、1969年登上月球、电子化的‘全球村’、美国因苏联解体而欣喜,以及最终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切并非意味着凯歌高奏的现代性,而是意味着崭新的全球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成了关键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则出现了一种总的认识,即:现代时代行将就木,全球时代已然开始。”⑤阿尔布劳在1995年《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以外的国家与社会》中的宣言式告白,反映了一种超越国家及国家体系的渴望,其中混合了对跨国现象的理性认知和国家统治下对个人与社会自由的一种历史性的乡愁。经典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完全立基于这样一种在现实中发现诗意的欣慰感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意识,但是,这种理论之外的理想投射限制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的自我认知,全球化理论逐渐失去作为一种理论可以被推翻、修正的假设地位,而变成一种观念,甚至是一种“宗教”,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一)经典全球化理论的束缚

   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globality)来取代现代性(modernity),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我们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思性——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确定自己信仰的参照系。⑥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⑦当代全球化特别突出的一点是,社会交往的所有关键领域的全球化趋势交汇在一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口迁移与生态等领域中的发展不仅交汇在一起,而且产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⑧

   针对全球化的新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全球治理理论。“世界主义民主”论描述了一种国家、社团、国际组织都服从世界主义民主法律的跨国治理体系,人民作为世界主义公民参与跨边界的政治议程与流动。⑨“没有政府的治理”理论描述了一种介于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之间的秩序状态,接近布尔的“无政府社会”。⑩罗伯特·基欧汉则给出了国际制度产生的机制,国际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可以降低国际体系的交易成本。(11)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哪一种全球化理论或者国际合作理论,都认为自己是对结构现实主义的修正,甚至他们发展这些理论的目的正是为了证明,稳定的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程度可以被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减轻,甚至是在不出现世界政府的前提下被克服。然而,没有被注意到的一点是,国家也是无政府状态中降低行为体互动交易成本的一种合作机制,主权国际体系也是克服国际体系交易成本的一种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同样是一种“无政府的治理”。全球治理与国家体系的关系不是秩序与无序、民主与强权的对立,而是两种层次的合作机制如何协调的问题,但现有的多层治理理论不是建立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平等层面上的,而是单方面肯定非领土经济政治组织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作用。

   当然存在国家强权藐视其他国家的利益、进而破坏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价值的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霸权国更可能推动一种全球化。无论是历史上欧洲列强的军事称霸、近代殖民扩张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市场经济与民主制的全球化,全球化都是一个权力或者权利扩张的过程,现实中的全球化并不具有理论中与强权(great power)对立的地位。经典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在抽象意义上削弱国家的合法性、在一般意义上与国家体系对立,但它本身却依赖于具体的全球领导地位国家的推动。这一点对全球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得到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全球化加快加深的趋势会一直持续吗?还是会停留在某一水平?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延续,它涉及全球治理与国家体系的深层关系。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基于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家管控重要性的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如果我们增加各国民主政府的自主权,我们就能提高全球化的效率与合法性。和不顾一切追求超级全球化的梦幻世界相比,一个适度全球化的世界要好得多。”(12)然而罗德里克没有回答的是,除了在国家主权、民主制度与全球化之间取得平衡这种可能,这三个选项之间的分割是真实的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它们根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变形?不考虑这种可能,罗德里克的观点继续发展就会回归逆全球化的传统视角。

   第三个问题是,不同的议题领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跨国的议题网络被认为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构型,是代替国家体系的潜在选择,然而这种领域化分割代替国家单元性划分,其理论意义尚未得到探讨。解决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一样,都要求我们解构概念的外延而深入其内涵。这三个问题理应直接接续经典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不过这种概念辨析与逻辑调整并没有立刻出现,经典理论在描述了全球化现象之后随即得到全球化蓬勃发展的现实支持。在这三个问题的重要性充分显露之前,学者们从增加全球治理动态性的方向发展了全球治理理论。

   (二)既有的反思性理论进展

布尔卡、基欧汉与萨贝尔2013年提出,可将实验主义治理运用于全球层次。全球实验主义治理是这样一种跨国过程:一个多层参与的问题解决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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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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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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