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时:论中华美学的诗学化特性

——兼论美学与诗学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19-04-27 18: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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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时  

  

   摘 要:中国古代产生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但没有形成严谨的美学体系。西方美学与诗学是不同的学科,分属不同的领域:美学是形而上的思辨,诗学是知性的研究,美不是“诗”的本质,美学也不统领诗学。只是在近代,美学才成为艺术哲学,并导致诗学的分化和消亡。由于中华美学的世间性,美成为艺术的本质,美学与诗学一体化。因而中华美学思想的表现形态主要不是哲学思辨,而是诗学论述,在诗学中体现了美学思想。

  

   关键词  美学 诗学 中华美学

  

   作 者 杨春时, 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重庆 401331)。

  

一、中华美学思想的论说形态


   中国古代经典中缺乏严谨的理论著述,这与中华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有关。章学诚谓“六经皆史”,道出了古代经典的非理论化特性。中华美学对于美的本质问题是从直观感悟得出结论,而不是由逻辑推演得出的;它也很少进行逻辑的论证或只进行了不充分的论证,因此没有建立严谨的理论体系。但中华美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它通过综合性的论说形态表达出来,包括哲学的论说、礼乐文化的论说以及诗学的论说三种。

  

   美学一般地属于哲学学科,因此美学思想的表达首先是一种哲学论述,这是美学体系的基本形态。中华美学的的哲学论述主要从本体论上考察美的根源,揭示美的本质。在古代社会,中华哲学没有独立,还包容于道学(理学)之中,而作为本体的道具有世间性,是伦理化的范畴,因此哲学论述不甚充分,没有形成单纯、系统的哲学理论体系。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主要是在儒家和道家著作中,对美的本质进行了比较多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美与道、美与善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但是,由于逻辑的推演和证明的薄弱,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说没有形成严谨的逻辑体系,也没有产生专门的著作,而呈现为只言片语的状态。因此,严格地说,作为哲学学科的中华美学并没有形成,它还缺乏完整的哲学论述。但是,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美学思想,它有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说,只是这种论说没有形成严谨的逻辑体系。所谓中华美学“有美无学”,其实是说有美学思想而缺少美学理论。先秦诸子在关于道的论述中推演出了美,也进行了关于美的本质的哲学论述,虽然还是片段性的。中华美学思想直接从本体论——道论为出发点来论说美,把审美与道联系在一起,使中华美学具有了形而上的源头。道家美学比较多地具有哲学思辨的特征,如老子对道的论述就是一种哲学思辨,而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美的规定就具有形而上的意味。老子很少使用美的概念,它认为艺术乱人心性,世俗之美非真美。他常用的概念是“妙”“玄”,这些哲学概念也用来表达真美。他认为“妙”或“玄”是道的属性,它在自然天性之中得到实现。庄子也对美进行了哲学思考,具有形而上的倾向。他认为真正的美不在异化的世俗世界,而在自然本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至乐无乐”,要“原天地之美”。不过,道家的美学思想还没有完全脱离实用理性,其形而上的因素毕竟有限,因此只是一种准形而上学。儒家美学在也有一些哲学论述,它以道为本源,认为美是道的体现,因此,美与善、仁同源。孟子认为道体现于人性之中,而人性的充实就是美,“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辉光之谓大”。作为主流的儒家美学在吸收了道家、佛家思想后,建立了自己的诗学化的理论体系。刘勰从佛学经典中学到了印度的“因明学”也就是逻辑学,因此《文心雕龙》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哲学思辨,但并不充分。它系统地演绎了从道到文(美)的逻辑-历史行程,即“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种关于美的本质的一般论述,仅仅限于《原道》《征圣》《宗经》几章,其余论述主要出自艺术经验,与哲学论述脱节。以上说明中华美学的哲学论述的不充分性。而在《文心雕龙》以后,关于美的本质的直接论述没有形成系统的美学体系,更多的是诗学论述,而且哲学论述越来越少。这就是说,思辨的美学传统并没有发展为主流,而仅仅成为诗学的一种形而上的补充。

  

   其次,中华美学思想包含于社会文化的总体论说中,是社会学化的美学。先秦艺术包容于礼乐体系之中,在礼崩乐坏之后,又面临着重建礼乐文化的任务。其时美学思想虽然已经发生,但与社会伦理仍然比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化不明显,这就是所谓“美善相乐”“善者,美之实,美者,善之形也”的思想。在以后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中华美学成为人生哲学的组成部分,承担着指导社会人生的使命。因此,中华美学并不是单纯的美学思辨,而是融汇在关于社会人生的总体思考之中,特别是倾向于伦理性。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美学问题提出了,也有美学论述,但并没有发生现代那种真、善、美充分分离的状况,而是有限的分离,它们还仍然聚合在一起,互相关联。在中国学术理论体系中,文、史、哲、伦理、政治各个领域虽然开始有初步的分化,但始终没有充分分离,保持着紧密的关联性。因此,中华美学并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体系性论述,而是融合在对世界人生的总体论述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论及美的部分,但往往包含在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之中,没有形成独立的艺术哲学。如孔子把诗歌、艺术纳入其礼乐文化的总体设计中,是与他的社会人生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艺术(包括诗和乐)是人生总体志趣以及人格修养、社会教化的一部分,是获得道德的途径。钱穆先生认为孔子的这一论述说明了诗、礼、乐是心性养成的过程,不能分割开来。可以这样理解:“兴于诗”,是说诗可以唤起人的情感、志向;“立于礼”是说要以礼处事,规范情感、志向;“成于乐”,是说在雅乐中达到理与情的和谐一致,养成完美人格。《乐记》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里谈论的是整个政教体系,而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是为整个社会教化服务的。中华美学没有形成纯文学、纯艺术的概念,而是杂文学、杂艺术的概念。文不特指文学,而是泛指文化。艺不特指艺术,而是泛指技艺。例如,最经典的美学著作《文心雕龙》,实际上也不是纯粹的美学和诗学,它论述的是一般性的“文”的性质和特征,广义地说,这个文包括自然现象(天地之文)和文化(人文),狭义地说,它包括诗赋等文学,也包括各种应用文体,实际是文章写作理论。总之,由于中华美学思想的非专门性、泛文化性,因此注重审美的社会功能,而非注重审美的本质;是价值论的而非认识论的;是人生美学而非艺术哲学。

  

   最后,中华美学作为艺术经验的总结,主要形式就是诗学。尽管中华美学思想也体现在哲学论说和礼乐文化论说之中,但这两种论说方式都没有形成体系,作为体系化的论说方式只是诗学。诗学是在古希腊形成的特定形态的艺术理论,是诗歌、戏剧等语言类艺术经验的总结。诗学与美学性质不同,前者为形而下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为其鼻祖;后者为形而上的思辨,柏拉图为其源头。中华美学与诗学并不分隔,甚至一体化。由于没有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思辨性的美学体系也未形成,中华美学思想主要是在诗学中得到阐发,而且是用美的范畴来评价和规范艺术,因此美学诗学化,诗学通美学。春秋之前的礼乐文化还没有转化为独立的艺术,主要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礼仪规范,关于礼乐文化的论述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诗学。春秋以后,诗和音乐、舞蹈等从礼乐文化中分离,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具有了审美的性质,成为艺术形式。诗歌一旦脱离礼乐体系,原先承担的宗教、政治、伦理功能便相对淡化,而艺术价值突出。这样,诗的本质、特性、功用等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于是诗学发生。孔子教导后代:“小子何莫学夫诗?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里诗歌的作用已经脱离了宫廷礼乐文化的范围,而具有了审美的价值和社会作用。所谓兴、观、群、怨,都是艺术的社会作用,也包含审美作用。中国的诗学和美学思考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选定的诗歌成为经典,而对这些诗歌的解释和评论,就产生了中国的诗学。孔子对诗的阐述成为中华诗学的思想纲领,而《诗大序》就是最初的诗学著作。作为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的音乐,也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乐记》。而后又有《文赋》(陆机)、《文心雕龙》(刘勰)、《沧浪诗话》(严羽)、《原诗》(叶燮)、《艺概》(刘熙载)、《闲情偶寄》(李渔)等诗学著作。

  

   由于美学诗学化,美学思想寓于诗学中,这意味着诗性思维发达,哲学思维薄弱,导致诗学理论建构的不足。哲学性的美学论述不成体系,体系性的诗学理论只有《乐记》《文心雕龙》等少数著作,更多的诗学论述是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包括诗论、画论、戏曲评论、小说评点等,如著名的《诗品》(钟嵘)、《二十四诗品》(司空图)、《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六才子书王实甫西厢记》(金圣叹)等。这些艺术批评体现了中华美学思想。即便是到了近代,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王国维,也很少写出纯粹的理论论述,而多采取批评的方法表达其美学思想,如他的《人间词话》就多以诗词鉴赏、评论的方式表达其美学思想(如关于意境、境界的思想)。

  

二、美学与诗学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美学是对美的思辨,具有形而上的性质;而诗学则是对“诗”的知性研究,具有形而下的性质,因此二者并不等同,美学也不能统领诗学。柏拉图是西方美学的鼻祖,他以理念为本体(实体),把美归结为理念的光辉。他认为在具体的美的事物之后,必定有一个大美作为本源,这个大美超越感官体验,不被眼睛所看到,而是灵魂对真理(理念)的洞见。他还认为,现实中的美只是对理念光辉的回忆,不是真美。柏拉图说:“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这样,美就具有了超越性,进而奠定了美学的形而上性质。古希腊美学作为形而上的思辨,不以艺术(“诗”)为主要对象,艺术的本质不是美(虽然有些艺术可能带有美的属性,如绘画和音乐),美学也不是艺术哲学。柏拉图追问美的本质,列举了四种审美对象:美的姑娘,美的水罐,美的母马,美的竖琴,其中并没有艺术,这不可能是出于疏忽。柏拉图的美学与诗学是两回事,其诗学思想不以美学为本。他肯定美而贬低艺术,认为艺术是对理念的双重摹仿,与真理隔着三层;诗人煽动情欲、乱人心性,应该逐出理想国。这意味着艺术本质不是美,美学不统领诗学。他还认为,尘世的人如果其灵魂洞见了真理,就注定投生为“爱智慧者,爱美者,或者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而其他人则依次为:第一流、第二流的的君主、战士;第三流的政治家或经济家、财政家;第四流的体育家或医生;第五流的预言家或执掌宗教典礼的;而“第六流最适宜于诗人或其他摹仿的艺术家”。可见,柏拉图认为美高于艺术(诗);美属于真理(理念),是“美本身”“真实本体”,而诗是虚假的双重摹仿,是一种幻象。柏拉图把美与爱联系在一起,认为美源于爱神,而不是源于艺术女神。他说:“只有驱遣人以高尚的方式相爱的那种爱神才是美,才值得颂扬。”这也说明了美与艺术的区别。中世纪的美学把美归结为上帝的属性,而世俗之美包括艺术也不是真美,同样把美学与诗学分别开来。直至近代,美学才与诗学统一起来。

  

诗学(poietike)是在古希腊形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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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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