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松:贪贿高官量刑规范化研究

——基于2013-2017年省部级以上高官刑事判决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 次 更新时间:2019-04-24 10:33:07

张兆松  

  

   [摘要]十八大以来,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贿案件呈现以下特点: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一人多罪现象增多,主刑适用力度大幅度下降,财产刑的适用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宽处罚情节适用宽泛。贪贿高官量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平衡问题。为了推进量刑规范化,建议明确终身监禁替代死刑立即执行,扩大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进一步完善财产刑,尽快出台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建立贪贿犯罪量刑案例指导和量刑说理制度。

  

   [关键词]贪贿犯罪 省部级高官 量刑规范化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打虎拍蝇”,铁腕惩腐,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突破。“翻开二十四史,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时期反腐力度如此之大;横向看,遍览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政党反腐的决心如此之强。”[1]查处腐败案件的效果,不仅要看立案查办数,更要看最后有多少腐败分子被送上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刑事审判是惩治贪腐的重要阶段,不仅影响和检验反腐败的成效,而且事关司法公正。特别是省部级以上高官腐败案件的量刑情况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进一步完善贪贿犯罪立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015年8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为了保证《刑九》的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4月18日颁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刑九》和《解释》实施以来,贪贿犯罪的量刑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如何检视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贪贿犯罪量刑公正均衡机制?亟待理论和实践部门加以研讨总结。本文试以2013年至2017年法院已作出最终判决的100例省部级以上高官刑事判决为样本,对此加以较为系统的分析研判,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贪贿高官量刑基本情况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特别是查处省部级以上贪腐高官更是引起中外注目。有学者曾对从1987年到2012年这25年间查处的贪腐高官进行过粗略统计:“1987年1月至2012年12月,查处的部级以上官员共计145名,其中包括3名政治局委员、1名副委员长。25年间,平均每年落马5.8个。”[2]而“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3]2013至2017年的5年间,检察机关“对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苏荣等122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立案侦查,对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孙政才、令计划、苏荣等107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4]各级人民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案件19.5万件26.3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省部级以上干部101人,厅局级干部810人”。[5]笔者专门收集了2013年至2017年各级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的100例省部级以上高官刑事判决的相关资料(参见表1。这100例省部级以上高官不含军队系统的贪贿案件。根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其统计的101人中,含有郭伯雄案件。201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军事法院经审理认为,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或者调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郭伯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真诚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全部追缴。综合评判全案事实情节,依法对郭伯雄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赃物上缴国库,剥夺上将军衔。”但具体犯罪数额等量刑情节没有披露,难以对其作为量刑实证分析个案,故不包含郭案。除掉郭案,这100例应已包括近5年法院审结的所有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贿案件),对此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近5年,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贿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1.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贿案件大幅度上升。根据公开的资料统计,1988年之前,被检察机关查办和法院判刑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只有两人(原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受贿案和原江西省长倪献策徇私舞弊案。洪清源于1987年2月11日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倪献策于1987年5月30日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上世纪1990年代前期,法院每年宣判的高官贪贿案件一般就是1至2起,有的年份甚至没有一起,而从1997年之后高官贪贿案件呈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最高峰,这一年有12名贪贿高官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重刑。1988年至2012年的25年间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省部级以上高官103人,而2012年至2017年的5年间则达122人(见表2,数据来源于1988年至2012年《检察年鉴》和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①]1978年至2012年的35年间,审判机关审结的贪贿高官案件,由于没有足够的数据和信息来源,笔者难以精确统计,但至少没有发现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省部级高官被法院判处无罪的案例。以此推断,在这35年间审判机关审结的贪贿高官不会多于105人。而近5年法院审结的贪贿高官已达101人。

  

  

  

   2.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根据清华大学过勇博士对1978-2002年高官腐败案件研究报告:在1992年之前,贪污、受贿等罪的涉案金额都没有达到10万,而对1992年之后的37起受贿案件中的33起腐败案值进行了统计:受贿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共有8起,其中500万元以上的有3起;受贿金额50至100万元的有7起;10至50万元的有8起;低于10万元的有10起,没有低于1万元的。[6]2008-2012年人均贪贿数额提高到1981余万元,而2013至2017年的5年人均贪贿数额更是大幅度地提高到4323余万元,而且基本上是逐年上升,由2013年的3021万元提高到2017年的7525万元(见表3)。2016-2017年被判刑的74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受贿数额不满1千万的11人(其中不满300万元仅二人,分别是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玉焯受贿15万元和原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受贿242万元),1千万以上不满5千万的40人,5千万以上不满1亿的11人,1亿以上的12人(这12人分别是:原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受贿1.4亿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9104万元;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受贿1.237亿元;原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青海省委书记、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受贿2.4676亿;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受贿1.11亿元;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受贿1.53亿;原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受贿1.25亿、贪污547万元;宁波市原市长卢子跃受贿1.4亿;原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受贿1.04亿、挪用公款4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受贿1.16亿;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贪污3.42亿、受贿8440万元、挪用公款1.01亿、单位行贿1057万元;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受贿1.14亿;原全国人大教科委副主任、吉林省省长、吉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受贿1.46亿)。

  

  

  

   3.一人多罪现象增多。以往贪贿高官基本上是一罪,数罪的现象比较少,罪名集中在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三个罪名。而近5年,腐败高官涉及的罪名有: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滥用职权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骗购外汇罪、破坏选举罪、徇私枉法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储存爆炸物罪,涉案罪名多达17个。数罪并罚的人数占所有宣判贪贿高官人数的36%(见表4)。其中6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全部要数罪并罚,21名判处无期徒刑的贪贿高官中也有9名涉及数罪并罚。

  

  

  

   4.主刑适用力度大幅度下降。新中国成立后,“重刑治贪”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立法规定了十分严厉的刑罚制裁措施,五年以上重刑案件比例高,特别在省部级高官中适用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占相当比例。有学者曾对十六大以来至2011年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分析发现:在72名腐败官员中,受到司法处罚的有5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4人、死缓的24人、判处无期徒刑11人,有期徒刑17人,被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69.6%。[7]2010年共有12名省部级高官因受贿罪获刑,其中8名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4名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可见对贪贿高官的惩治是严厉的。《刑九》制定之时,立法机关虽然强调这次修法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制度规定,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参见2014年10月2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但从近5年,特别是《刑九》《解释》实施之后的两年多情况看,在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贪贿高官刑罚适用的力度则大幅度下降,至今已无一例高官因贪贿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这一百例贪贿案中,有一例死刑立即执行案,即内蒙古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赵黎平受贿、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案。最终赵黎平因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性质、情节特别恶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大、影响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且拒不认罪,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其受贿236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比例已降至26%(见表5)。

  

  

  

5.财产刑特别是罚金刑的适用得到应有的重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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