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建东:传统延续与现代转型: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变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19-04-17 00:20:58

进入专题: 中国边境集市    

尹建东  

   内容提要:云南边境地区复杂多元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地乡村集市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跨境交流的开放性特点。到目前为止,云南边境集市虽然部分延续着传统“基层市场”体系的结构特征与经济交换、社会交往的功能,但在边疆地区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高速推进和小城镇建设推广等一系列城乡社会经济变革的深刻影响下,云南边境集市的结构功能正在发生着明显的现代转型。一方面集市的时空结构在现代性变迁过程中得到重塑;另一方面集市的传统经济功能在渐趋减弱的同时,又呈现出社会文化功能不断增强的趋势,从中反映出云南边境集市及集市背后的乡村社会与民族文化传统,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迁和其所产生多样性后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云南边境集市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为我们探究、审视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 键 词:边境集市/结构功能/传统延续/现代转型

   标题注释: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科研平台项目“云南边疆稳定与民族团结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尹建东,男,内蒙古四子王旗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与历史人类学等;吕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一、导言:研究的基础与问题的提出

  

   在学术研究中,集市通常被称作“定期市场”或“集贸市场”,一般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地点、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由买者和卖着聚集在一起,进行商品交换、交易活动的场所。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集市一直具有经济上互通有无、社会上相互交往等重要功能,因而集市及其相关问题也就成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长期以来的关注焦点之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最早系统地利用中国方志材料,对中国华北农村的定期集市及其结构功能进行了分析描述。①稍后,杨庆堃通过对山东邹平县城关集、明家集与刘聚桥集的集中田野调查及其他7个集市的广泛走访,一方面廓清了邹平传统集市的“内部功能结构和运用”;另一方面指出,在中国社会即将步欧洲后尘进入工业革命与城市化阶段前期,集市最集中体现了变迁之中的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与组织的形态。②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则从集镇在农村社区中发挥的经济贸易作用入手,剖析了当地农村集市的结构功能。他认为,村落社区中的初级市场以及村里的“社会义务、互相接待、留宿和互赠礼物是不够的,它不足以使农村里面的每一个农户获得他自己不生产的日常必需品”,只有更高一级的中级市场——即集市才能有效地满足农民的这些日常生活消费需求,而且由于集市总是位于集镇,所以“镇是农民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中心”。③杨懋春在研究山东台头村社区时,则在集市的经济贸易功能之外,特别注意到了集市的社会政治功能。杨氏研究表明,集市不仅为来自不同村庄的村民提供了一个便于交往的公共场所外,而且还是分散的各个村庄进行联合行动的重要场所。④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学界除了对内地集市问题予以了较多关注之外,对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集市贸易,也做了相应的探索和研究。其中,江应樑依据田野调查材料,探讨了“摆夷”地区的集市贸易、商品流通与货币使用情况。⑤李有义在《汉夷杂区经济》一书中,对云南路南尾村“汉夷”经济关系及其变迁问题做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对基层市场交易——“赶街子”在当地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地位进行了生动的描述。⑥在这些著述中,所涉及的与集市相关的内容虽然较为简略,但初步奠定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村落与集市贸易研究的基础。

   在国外学术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集市体系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市镇研究真正步入了成熟阶段。他于1964~1965年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文,提出了独特的分析中国基层社会的理论方法,即“施坚雅模式”。施氏通过对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的应用,明确提出了以市场结构作为中心来研究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的观点。施坚雅指出,以市场结构为中心,不仅能够从空间上阐明中国经济体系的构造与运行,也有利于对中国社会的结构进行有别于传统以行政体系分析为主的研究。其中,集市是市场体系结构中等级最低但作用却极其重要的一级。它不仅是市场区域内农户交换商品的场所,而且是农村富余产品上流到更高级市场体系的起点,以及供应小农消费的货物下流的终点。不仅如此,施坚雅还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⑦该理论的提出,使施坚雅对中国集市功能的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⑧。不仅如此,由于受施坚雅市场理论的影响,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类学家,也不再囿于村庄小世界,而是更多注意集市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把调查的区域扩大到一个市场区域,如埃里克·沃尔夫在台湾汉人社会中做人类学调查时,即把目光投向以台湾新北市三峡区这一集市为中心的市场区域。自1988年以来,国外学者包括萧凤霞、科大卫、滨岛敦俊与片冈山等人与中国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也是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小榄、沙湾、沙头、芦苞与龙江这几个集镇。⑨

   相比之下,由于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集市的研究一度处于低潮。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才又重新开始重视集市问题的研究。其中,历史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重点较为一致,他们更多关注晚清至民国以来不同区域集市的形态结构、历史变迁与兴衰更替等问题,进而通过实证研究展开与施坚雅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对话。譬如,包伟民对江南市镇及其近代以来的兴衰更替进行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的典范研究;⑩樊树志采取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明清至民国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历程予以了全方位论述。(11)王笛在其所著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中,运用“施坚雅模式”详细分析了清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和市场网络,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2)此后,王庆成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详尽的分析,并对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模式提出了质疑。(13)在此基础上,王庆成还通过对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量增长的细致研究,提出了贫困是晚清北方农村集市贸易量和集市数增长、商品流通量扩大的原因之一的创新观点。(14)除此之外,龚关、李正华、从翰香、许檀等还分别从历史发展及其特色、新旧蜕变嬗替过程与历史趋向、铁路与市镇发展之间的关系、集市与商品经济发展间关联等方面,对华北集市进行了独到研究。(15)上述研究成果充分显示出“施坚雅模式”在国内相关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影响。

   相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取向,这一时期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集市的研究则要芜杂许多。不过,研究者仍在对华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集市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出产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陆益龙以河北定州的乡村庙会与集市为对象,从华北乡村集市繁荣发展的经验中,得出了要通过现代农产品市场等其他要素市场的建设,来带动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的一般性结论。(16)奂平清则通过中西比较的视野,对河北定州乡村集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困境及其未来趋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只有通过城市化才有望走出转型困境等一系列创新观点。(17)而在西南民族地区集市研究方面,万红运用民族学与历史学资料,对普遍存在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集贸市场的形成与演变做了具体的论述,从宏观层面揭示了该区域集贸市场的多种形成路径及其现代价值。(18)吴晓燕以川东圆通场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把乡村集市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以此呈现出“国家在场”背景下乡村经济社会的自我整合与秩序建构趋向。(19)刘绍华通过对四川凉山诺苏(彝族)地区农村定期集市的考察,指出了诺苏传统文化与市场制度的互动,给当地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带来的巨大影响。(20)张跃、王晓艳则通过对云南一个彝族社区集市的个案分析,透视了民族地区集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整个社区网络的纽带作用。(21)上述从社会学、人类学取向出发的研究,大多具有直面当代中国集市现状与问题的特点,从而丰富了集市研究的视角和维度。

   然而,综观以上研究,有些悖谬的是,施坚雅及其之前的中国集市研究,虽然也非常重视对集市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的揭示与探讨,但由于这些集市基本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长期存在的传统集市,所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诸如集市的历史变迁、兴衰更替及其与乡村社会转型关系等问题,对集市的当代功能与作用着墨甚少,故而从这些研究中,我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集市功能的存续及其变化的前瞻性认识。不仅如此,从区域研究重心来看,由于历史上华北、江南等地的集市和集市贸易一直较为兴盛,并且在相关史料及地方文献记载中的历史发展脉络也较为清晰。因此,针对这些地区所做的集市研究似乎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典范模式,而对于分布在西南边疆地区,特别是云南边境地区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乡村集市,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规模狭小、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学术界对其仍然关注不够,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那么,当代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时空结构与之前相比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它还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包括施坚雅在内的近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些集市功能,是否依然在云南边境集市中延续?在这类集市中有没有出现以往研究者没有看到的,或者是全新的结构功能变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社会学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传统延续及表现形式,分析其在当代市场经济、城市化发展的渗透影响下,结构功能出现的现代转型和它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二、交换与交往: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传统延续

  

   云南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省份,复杂多元的地理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民族在分布格局上的“大杂居、小聚居”特点。而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和族际间交往的需要,使得境内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不只是地理空间上单一的经济和文化坐标,而且也使之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尤其是边境地区的集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边民互市的传统,亦可以看作是延伸于国界,联系国界两侧跨境民族的特殊场域。云南边境集市自产生以来,以其特有的辐射和涵化功能,不仅丰富了边境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边境集市为核心的“集市文化圈”,深刻影响着边境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一)集市场期:传统时空结构的延续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集贸市场在长期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传统、生计方式、生活节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受明清以来汉族传统商业文化播迁的影响。因此,在空间安排和时间制度方面,它与内地传统乡村集市较为相似。一是云南边境集市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取决于交通条件、交通手段、人口密度以及经济结构等人文地理方面的各种复合状况。从历史上各类集市的形成途径来看,其空间范围大多是以节庆聚会场所、庙会举办地、产品集散地、行政中心、军事要塞以及交通要道等为中心展开的,而且,集市的空间分布状况亦与集市集期间隔(即周期性)密切相关。二是云南边境集市在时间制度上同内地一样,也是以“定期”为主要形式的,而且有些“定期集市”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构成了有固定时间节奏的稳定循环结构,并一直延续至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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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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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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