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2 次 更新时间:2019-04-11 00: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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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  

   我把正在整理的三本书稿:《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合称为《智慧说三篇》。在“导论”中,想扼要说明一下:这三篇著作要回答什么问题,我大致经历了什么样的探索过程,它们的主旨及其基本思想是什么。

  

   一、时代的问题

  

   1.“古今、中西”之争

   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进高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5年进大学时碰上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在那个时候,一切爱国青年、有志之士,都满怀着忧患意识,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苦恼,思索。年青人聚在一起,经常讨论这一问题,因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那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繁荣富强的道路。当然,“古今、中西”之争所反映的时代中心问题是发展的:1949年前,主要是革命的问题,1949年后主要是建设的问题,即如何使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但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求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可以说“古今、中西”之争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

   在不同的领域,“古今、中西”之争各有其特殊性。就哲学而言,现实生活中即革命和建设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这样就使得在中国近代,历史观的问题特别突出,因为“古今、中西”之争直接涉及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同时,要求会通中西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要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如何正确解决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所以认识论问题在中国近代也特别突出。而与认识论和历史观问题相联系着,逻辑和方法论问题、自由学说和价值论问题,也成了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领域。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使近代中国人面临着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哲学探讨也突出地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之中。简言之,时代给哲学领域提出了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哲学本身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即从哲学家对现有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来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有与自己的传统哲学的纵向联系,又有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横向联系。与民族经济将参与世界市场的方向相一致,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发扬民族特色而逐渐走向世界,将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哲学本身来看,也有一个古今、中西的关系。一般地说,凡是在近现代史上起了积极影响的哲学家,总是善于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因为回答了时代问题,就体现了时代精神。

   不过,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表现为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了这样令人苦恼的问题,他就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如果问题老得不到解决,他就难免心有郁结,甚至产生如黄宗羲所说的“龙挛虎跛、壮士囚缚”的心态,迫使他作强力的挣扎、抗争。如果他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中有所前进,就会感到精神上有所寄寓,情感上得到升华,于是就体验到人生真正的乐趣、真正的价值。韩愈说“不平则鸣”。社会之不平、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于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借助语言文字形象地把这种“不平”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学作品。若言之无物,没有真切的感受而无病呻吟,那不可能是好文章。同样,没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

   下面讲讲我在哲学领域真切感受到的问题及其时代意义。

  

   2.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

   我早就对哲学有兴趣,进大学考的就是哲学系。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涉猎甚广,中外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但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是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的时候。我那时跟从金岳霖先生读书,认真读了他的《知识论》手稿和《论道》。和金先生讨论时,我感到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金先生在《论道·绪论》中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他认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研究知识论,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学就不一样了,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这是金岳霖先生区别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的论点。

   我当时觉得,这样区分两种态度是有问题的。金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人”,我以为应该是用Epistemology来代替Theory of knowledge。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认识论研究中,也是不仅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金先生听了我的意见后说:他讲知识论,确是只讲知识经验,即他所谓“名言世界”。他认为我讲的“智慧”,涉及了“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表达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理智无法过问的,只好交给元学去探讨。不过,讨论到后来,他又说:“你的话也有道理,你的看法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他鼓励我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探索。在这之后,他与我几次讨论到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的问题。金先生说他在写成《知识论》之后,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他认为,“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得的阶段”,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这是他当时甚感兴趣的哲学问题。

   我后来认识到,我和金先生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关于元学的智慧如何可能(以及自由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包括两方面:首先要问如何能“得”?即如何能“转识成智”,实现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转化、飞跃;其次要问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亦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如何去说。金先生当时着重探讨了后一个问题,写了《势至原则》一文,收在他的论文集中。最近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①谈了他当时和我的讨论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如何能说的问题作了什么样的探索。而我当时有一个与他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虽然智慧的获得与表达不可分割,但首先应该问如何能“得”,其次才是如何能“达”。所以,我想着重考察前者,把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发展视为辩证过程,试图来说明“转识成智”是如何实现的,亦即想探讨一下从“名言之域”向“超名言之域”的飞跃的机制。我跟金岳霖先生、汤用彤先生就此问题作了几次讨论,后来我从庄子《齐物论》得到一些启发,在1944年写成一篇论文《智慧》,后发表在《哲学评论》上。当时我写好后,自己不太满意,因为它显得太学院气了。现在回过来看,更觉得很幼稚,但我确实碰到了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有真切的感受。从这以后,知识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关系到底如何,便成为我一直关怀、经常思索的问题。

   不过我当时的提法是:在由意见、知识发展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中,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则是“以道观之”,单纯从“观”来区分认识的阶段,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后来我在提法上稍作改变,把认识过程看成是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运动,我的任务就在于阐明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的辩证法。

  

   3.知识与智慧关系问题的时代意义

   当我碰到了知识与智慧及其关系这一具体哲学问题后,我就再也放不下它。那么,这一问题有什么时代意义呢?

   在与金先生讨论知识论态度和元学态度问题之后,我越来越感到,他内心有一个矛盾,有点类似于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王国维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他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就是指叔本华、尼采这一派哲学,即西方近代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传统。他所谓的“可信者不可爱”,就是指孔德、穆勒以来的实证论、科学主义的传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论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是近代西方科学和人生脱节、理智和情感不相协调的集中表现。王国维感到这一矛盾很难解决,故产生了极大的苦闷。他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就放弃了哲学研究。但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继续发展着。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反映了这两种思潮的对立。

   金岳霖先生区分了知识论态度和元学态度,以为知识论是只讲可信的即实证知识的领域(即只讨论实证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元学就不仅要求理智上的了解,而且要求情感上的满足,即要求是可爱的。他实际上是试图用划分不同领域的办法来解决“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办法,是把知识和智慧截然割裂开来了,从而难以找到由知识到智慧的桥梁,也无法解决科学和人生脱节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金先生也没有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矛盾。

   在“五四”时期,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与东西文化论战相联系着的。科学派多半是西化派,强调以现代西方科学为基础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玄学派认为人生观领域非科学所能够解决,多数强调东方文化有其优越性,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讲“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生统一于道,哲学家之道与哲学家之人格应是统一的,在人生观问题上,正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中国传统。客观地说,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理由,也各有其片面性。但论战正好说明,科学和人生的关系问题,确实是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就中国来说,既需要科学,也需要人文精神,“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不能偏废。但是,人文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又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一般说来,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我们可以直接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来为我国的现代化服务,物理学、化学等也无所谓中国化的问题。人文领域则不同,既要克服民族局限性,又要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并且越是具民族特色,就越有人类的普遍意义。哲学既涉及自然,又涉及人文。怎样使中国哲学既发扬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够会通中西,使它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许多中国学者都在考虑和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和会通,是否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的问题,这也是值得哲学家郑重考虑的大问题。

同时,科玄论战、中西文化论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问题。科玄论战,陈独秀、瞿秋白曾作了批判的总结。中西文化论战,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参与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了总结。我们那一代爱国青年,很多人在“一二·九”运动和参加抗战经历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这种革命青年的共识,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正因为政治上有这么一种信念,于是在理论上也相信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满怀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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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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