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谈“成长”与“长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3 次 更新时间:2019-04-10 23: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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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其实上半年我就注意到第一期“教授茶座”活动,看到同学们与王恩哥校长的对话。首先,我觉得对话这种形式挺好的,对话能激活彼此之间的想法,我们很多先贤哲人的思想和资源都是通过对话记录下来的。大家熟悉的《论语》、《朱子语类》等都是对话形式的经典。对话这种形式比较活泼,现场感强,有一种直接的互动。我感觉自己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对话发现的,也通过对话去回应。其次,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多年来和同学们在一起,一直徘徊在脑子里面的问题就是“从成长走向长成”;本来还想到一个副标题,就是“充满探索的过程”,后来觉得这样有些啰嗦,所以就把副标题去掉了。

  

   我跟大家成长的年代很不一样,我是1950年出生的。我的—些同龄人说,我们是共和国培养得最成功的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初中就读于北大附中。1966年“文革”开始后,整个社会面临着动荡,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遭受了天翻地覆式的心灵压迫,跌宕、起伏、波折,这种体验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

  

   我18岁去黑龙江,在北大荒待了将近十年,一生中最好的青春时期。现在大家看知青回忆录,都知道当时是“文革”期间,国家民族都经历着严重的历史曲折。我去了著名的垦荒地燕窝岛,前面几年当农工,后来在边疆农村的小学校做民办教师,盖房子的土坯是自己脱的,苫屋顶的茅草是自己割的。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孩子,也慢慢感受到自己的成熟和孩子们的成长。“文革”之后,我们陆续离开边疆的时候,当地的老职工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孩子现在都还不知道要走出去。这样的一些过程,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自己受到波折和压抑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努力去做了在那种环境中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实对于那时的社会,特别是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对于那些没有见过铁路和火车的孩子,还是很有意义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一方面自己是“成长”过程直接的参与者和体验者,另一方面我也是孩子们成长经历的观察者和促进者。

  

   我是1978年才考大学,那时候我已经28岁了。从北大荒回来到我考大学,中间空了一年,就是人们说的待业。我待业的那年,在172中也就是人大附中代课,接触过一些中学生。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又留在北大任教。作为老师,我的经历算比较完整,接触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孩子。就每一个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有不同的体验,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资质不一样,兴趣不一样,目标不一样,所以这个体验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成长中的问题可能是共同的。

  

   人生中有无尽的挣扎,挣扎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这种挣扎与我们的成长相生相随。成长就是不断地丰富自己,有痛苦,也有成功的愉快;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往前摸索,不断积累。所谓“长成”,比成长更复杂,它没有一个终点。长成是一个个节点构成的,是过程性的,“止于至善”,没有终止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另外,长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界限。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步你都会体悟到点滴式的长成。长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人格独立,心境通达;它会有外在的呈现方式,但是表现方式不可能千人一面。大家各有特点,比如周到、果决、开朗、沉稳,可能都是成熟的表现,也可以说都是逐渐“长成”的标志。我想强调,从成长到长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中肯定会伴随着一定的痛苦、磨砺。我们现在常说陶冶情操,“陶冶”是什么意思,“陶”是制陶,烧制塑造;“冶”是冶炼熔铸,哪个过程都不轻松。我们学业中切磋琢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哪个动作都不容易。但是这个过程中也都伴随着喜悦,和我们起步阶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过程是节点式的、探索的、推进的过程。

  

个人经历与选择


   Q:您选择历史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吗?您对历史研究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而且经常被提出来。我2006年出过一本书,今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这本书是写北宋的《祖宗之法》,我在书的后记里说:“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在学业上不曾使他满意,而且这样的感觉一直啮噬着我的心。”出版后我送给周围的老师,其中有一个上海师大的老师,她的先生是做实业的,他看了个头看了个尾,看完后,说“名人的女儿真不好当”。我很怕别人说我“家学渊源”,我怕这样连累了我父亲。其实我觉得我和父亲隔着一代人,因为我父亲44岁才有了我,我上大学又特别晚,那时他已经不教课,真正教我的是他的学生。解放以后,父亲的背景比较特别,他曾经是胡适校长不在编的秘书,也长期被批判为“白专”。我的同事刘浦江老师,写了我父亲的百年回顾。他说历史学者50岁到70岁学术创造能力最强,但是我父亲在那期间却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种情况跟那个时代有直接的关系。我父亲从来没有刻意培养我对于历史学科的兴趣。他可能是觉得学人文的与当时社会的导向联系太紧密。在我小的时候,印象中父亲和母亲希望我做医生,可以帮人助己。我上中学的时候,自己是想做文学家,写小说,这大概跟当时语文老师的鼓励有关。下乡以后,我发现写小说需要有浪漫情感,而我并不擅长,于是就放弃了。

  

   我对历史的选择不能说完全没有从小耳濡目染的因素,因为家里的藏书和周围的话题都和这一方向有关。但是这个愿望不是从小培养的。我们这一代人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命运似乎是被规定,而不是能选择的。我报考大学时,因为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只能选择文科。当时报了北大两个专业,中国史和中文系的语言专业,觉得这两个专业离时代、离政治比较远,后来抱着这样的想法又选择了古代史。1977级和78级学生来源比较特殊,班里有很多强者。后来上研究生的时候选研究方向,我选择了宋史,原因之一是当时关注宋代历史的人不多,不是热门,竞争者少。

  

   硕士期间,我主要做制度史,做宋代文官的考核制度,写了硕士论文。90年代之后,受到“新史学”的推动,关注社会生活,所以又和台湾学者一起做过家族史的研究。大致与此同时,妇女史的话题渐渐兴起,于是又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开设课程、指导学生。历史问题不是隔绝的,表面看各是一个板块,或者说各成研究单元,其实是相互连通的,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对于官僚制度运作方式以及当时观念的影响,方方面面都是有内在关系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再回到制度史,转过头来观察,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走向“活”的制度史》,希望历史学研究能够突破一些界限,变得鲜活起来。

  

   Q:我想问一下关于人生道路选择问题。因为我们毕业以后要有三年的工作经验,然后返回校园再来就读,我的那些同学毕业以后想选择的道路和我所想的有很大的差别。从历史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预判哪一个是正确的道路?

  

   我觉得历史学的长处在于反思,学科的目标不在于预判,但反思可以说是预判的一种基础。我觉得,在冷静思考的基础上,选择还是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情感,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自己比较有激情,觉得比较有挑战感。这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很多时候真的很难说,比如说有的人选择这条路对他而言是最合适的,但是对于看上去差不多背景的另外一个人,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这里面有成长环境的关系,每个人都承载着不同的期待,也有来自家里的负担等等;另一方面,又有自己内心的兴趣。我觉得,在两者之间的选择往往是有挣扎的,会有选择的痛苦。人生是由一些“节点”联结起来的。节点上的选择也就是路径的选择,每一天我们都会面临选择;但关系一生的关键选择可能只有几处,你的这一选择可能关系到你将来的若干年。当然这些选择也不是不能回头的,有些选择你当时觉得激情满满,但是过了两年之后你发现其实并不适合,可以再走回来。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一种失败,如果你能从这些经历中汲取到人生的阅历和经验,那么这种所谓的弯路也只是人生的一种螺旋上升而已,不必为这此而沮丧。

  

   我们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选择的可能性。我在北大荒待了近十年,有很多的痛苦和不如意,当然坎坷与周折也让我增加了阅历。今天有机会选择,是历史的进步,选择要慎重,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在理想条件下,首先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但有的时候你也不得面对周围的环境,妥协中的坚持也是你完整人生中的一部分。

  

   从成长走向长成,里面是有一份担当、一份责任感的。担当并不永远都是非常愉快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很沉重的。但是只要你敢于担当这份责任,将来你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经常感觉到一种挣扎,一种矛盾,一种纠结,但是我知道,正是这种矛盾和纠结,使我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Q:王安石的变法最后没有能完成他最初的想法,他也做出了妥协,我觉得挺悲哀的。我从小也是被家长安排,上大学也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妥协。我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其实,北大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环境和条件,今天的学习经历也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你要知道,你的经历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想去选择。

  

   换个角度说,很多时候理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有调整,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就算在一个时期里面,你的理想和愿望不能实现,那么你也可以将它们记在心里,寻求机会争取实现。比如说你在法学院读书,假如你想学经济,你可以往经济法方面走,你可以去做法官、律师、研究者,可以寻求“板块”的交汇处。有时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现实发现自己的优势。你上过法学院,就跟你没上法学院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学习的内容会构成实在的积累和优势,这些优势会成为日后选择的出发点,有助于提升将来选择的高度。

  

   即便像王安石这样意志力强韧的人,他的理想也没能实现。但他朝向一个目标持续努力,不能说无所推进。他希望能“变风俗,立法度”,这是高远的目标;还有一些具体做法,比如说解决农民的疾苦,怎么让农民乐于务农,等等实际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法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功。退休之后,他会读书,抄录佛经,会和苏轼这样的人谈天说地,讨论诗词。王安石是一个眼界高远的人,而高远是有层次的。一方面是有一个终极的理念,另一方面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他的一些阶段性的目标部分实现了,这也是他的追求和精神的寄托。所以,我想我们要从更积极的一方面去看,现在打下的基础让你变得成熟。下面就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往前走,今天会为将来提供一个阶梯式的平台。

  

史学研究与人文推广


Q:现今,很少见到学者出版一些通史类的著作,研究的领域大都是一些在外人看来很细枝末节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史料也都是一定的,形成一种新观点、新角度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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