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明 王朝阳: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中国乡村婚姻困境的一种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2 次 更新时间:2019-04-10 00:23:06

进入专题: 乡村婚姻  

王庆明   王朝阳  

   【内容提要】 既往婚姻困境研究主要着眼于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等外生变量,强调乡村婚姻困境是这些结构和制度约束的后果。本文以豫东南一个相对闭塞的村落为个案,聚焦村落内部,探究“同村不同婚”的问题。研究发现,在家庭经济、空间区位、人口分布及信息流通等条件相似的前提下,血缘为依托的宗亲网络、姻亲为纽带的亲缘网络、认干亲达成的拟亲属网络和乡邻互助、礼尚往来为基础的人情网络是影响媒人产生和婚姻缔结的关键变量,四者共同构筑了一种实践性亲属网络。在亲属网络的实践及再生产过程中,宗亲、姻亲、干亲和乡亲关系之“亲不亲”,要看走得近不近,这不单取决于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疏,亦取决于礼物流动、人情往来造就的关系远近。村东荒地转租纠纷、离婚增多、拟亲属关系减少、外来媳妇对既往礼尚往来秩序的破坏引发不同宗姓之间人情淡漠和实践性亲属网收缩,导致无媒人,进而出现婚姻危机。

   【关键词】 人情冷暖 亲属实践 婚姻困境 实践性亲属网络

  

   一、研究问题:同村不同婚

  

   中国乡村研究领域,婚姻缔结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婚姻既是两性结合的社会制度,也是影响两个家庭资源分配的经济制度(韦斯特马克,2017:35)。婚姻作为乡村社会的头等大事,不单意味着合法的双性抚育以及两个家庭(族)的联结,还是乡村社会亲缘网络以及各种关系再生产的基点。不同时代的婚姻缔结模式以及婚姻形态,是透视特定时空条件下乡村社会秩序及其内在权力结构的重要维度。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城乡关系的变化,乡村的婚姻困境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亦是学术研究的焦点。在事实层面上,乡村婚姻困境主要表现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男性青年的婚姻缔结困难,即俗称的“娶媳妇难”,一些地区甚至光棍增多。很多学者针对光棍产生的原因、分布结构以及类型展开讨论(刘燕舞,2011;宋丽娜,2015;陈文琼、刘建平,2016;李永萍,2015;邢成举,2011、2013;陶自祥,2011;谢小芹,2013;余练,2011、2017),呈现乡村婚姻困境的真实状态。纵观既往研究,除个别强调经济贫困和身体缺陷等个体因素对婚姻缔结的影响,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外在结构因素,如有的着眼于性别结构,以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强调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或适婚青年的男女比例失衡是男性婚姻推迟或婚姻危机的原因(李树茁、胡莹,2012;姜全保等,2010);也有研究者从地域结构、城乡结构和阶层结构等视角强调村落以外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对乡村内部婚姻缔结的影响(童辉杰、赵郝锐,2015;靳小怡等,2016;方丽、田传浩,2016;苏玫瑰、张必春,2008)。这些研究从经验出发,描绘出乡村社会婚姻缔结的现实图景,揭示乡村婚姻困境的具体形态和成因,为反思婚姻缔结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参照。

   然而,当笔者秉持这种认知走进田野点“郑村”①,河南省东南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村落,通过长期驻村调查,却发现与以往研究者刻画的婚姻困境完全不同的景象,即“同村不同婚”。所谓“同村不同婚”,就是在同一自然聚落,同样生存环境以及相似的经济条件下,以村落庙宇为分界的村西和村东两个(生产)队,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婚姻缔结模式。村西普遍遵循“说媳妇”的传统模式,以及与“媒妁之言”相关联的传统仪式和婚姻过程;村东却“无人说媒”②,婚姻缔结被迫选择“领媳妇”③以及其他变通的婚姻策略。从2000年④到调查截止的2018年6月底,村西婚姻缔结36例,除1例“流动婚”⑤,其余都是按传统模式缔结的“介绍婚”;同期村东婚姻缔结40例,按照传统模式缔结的“介绍婚”23例,“流动婚”1例,“领媳妇”的“外来婚”16例。

   郑村的“同村不同婚”不单表现在婚姻缔结模式不同,还表现在婚姻稳定程度上的差异。具体而言,2000年至今,村西除了1例流动婚解除之外,没有出现过离婚案例,村东则有14起离婚案例,其中介绍婚破裂的11例,外领婚破裂的2例,流动婚破裂的1例。现在郑村25岁至45岁大龄单身男青年共有17人⑥,全部在村东。地理空间、经济条件、人口分布与信息流通皆无明显差异的同一村落,为什么婚姻缔结和婚姻破裂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形态?为什么婚姻困境唯独在村东出现?“村东无媒”(村东人语)与高离婚率背后潜藏着哪些村落内在权力结构的密码?

   这些蹊跷的现象刺激着笔者进入郑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寻找答案。当地人给出的解释是:“村西风水好”“村东不团结”(“村西人护窝子,村东人各管各”)。第一种解释的根据是,郑村原有东西两座土地庙,“文革”中都被捣毁,后来只有村西复建了庙宇。第二种解释的依凭是,村西人都姓郑,由两个比较大的宗族和一个小家族构成,20世纪80年代这两大宗族之间又出现了联姻,亲上加亲使得原本就比较团结的郑姓族人更为亲密,平时红白喜事都相互支持,共同参与;村东为杂姓,包括郑、刘、胡、瞿、张五个不同姓氏,村东郑姓有三个宗族,彼此没有血缘关系,其中一个是村西郑姓一房的分支。限于篇幅,我们暂且舍弃“风水论”的第一种解释,试图从“团结论”的第二种解释入手“再解释”⑦,探究以宗族联结为基础的团结机制与婚姻缔结的逻辑关联。

   以这个问题为指引,本研究将视域聚焦于村落内部,对郑村整体状况和两种不同的婚姻缔结模式作“深描”,在此基础上以事理逻辑反观以往的学理解释。为避免以偏概全,笔者历时性考察郑村1949年以来近七十年的婚姻模式,以丰富的婚姻事实为基础,呈现本个案的完整性。本案例是中原地区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村,是典型的“半工半耕”的农业社区,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有一定典型性,具备乡村婚姻困境的一些基本特征,具有可观察性。我们从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的历史维度分析“同村不同婚”现象背后的深层机理,并力图在与以往研究对话基础上拓展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

  

   二、婚姻缔结理论的反思性回溯

  

   在中国乡村,婚姻缔结与社会联结的方式及范围有着紧密的关联。通常一个村落的“社会边界”直接影响着该村落婚姻缔结的信息来源。由此,乡村社会关系网成为研究者分析乡村婚姻缔结的重要依据。研究者基于对乡村社会联结方式的认知,建构对乡村婚姻圈的不同理解。下文将围绕婚姻缔结的几种经典理论展开讨论,力图呈现既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继而从经验事实出发分析当下乡村婚姻困境的具体形态及其深层原因。

   (一)“两族之婚”与亲属网络:宗族论的婚姻解释

   陶希圣先生分析中国社会及其内在结构,指出“在宗法制度之下,婚姻是两族的事,不是两人的事。这个前提直贯到现代中国社会还是有效的。”(陶希圣,2015:204)在宗族与婚姻缔结的相关研究中⑧,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当属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基于福建、广东宗族活动的考察,提出宗族是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地方性和组织性构成东南地区宗族网络的基本特征。弗里德曼强调血缘关系构筑的地方性宗族形塑了宗族内部不同家庭的婚姻交换来源,任何个体家庭的社会联系均建立在宗族的社会联系之上,依托社会联系缔结的婚姻很难摆脱宗族的界限而单独存在。外婚制出现以后,虽然社会联系构筑的通婚关系有时会跨越宗族间的界限,但在众多社会联系当中,由地方性宗族提供的社会联系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弗里德曼,2000:130-132)。

   弗里德曼受到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水利社会”和“氏族家庭主义”(Clan Familism)分析的启发,将通婚、水利和械斗视为汉人区域社会形成跨村落联系的三种重要机制。在外婚制习俗的延续过程中,数个汉人宗族村落会逐渐形成一种交换婚配资源的圈子,这种圈子往往与械斗形成的联盟相互重叠。而水资源与婚姻对偶逻辑相似,都是流动的。水资源流过不同村社,围绕水资源的争夺会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有效配置和共享水资源,不同利益群体又需要结合为超越村落范围的合作圈子(王铭铭,2004)。弗里德曼对通婚圈、械斗联盟圈和水资源合作圈交叠互动的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基础和互动机制,进而为分析婚姻缔结提供了广阔视野。

   弗里德曼对中国东南地区分化社会中单系亲属组织的考察,参照了葛学溥描画的凤凰村以及林耀华笔下的义序村的生活图景(葛学溥,2012;林耀华,2000),由亲属制度构造出从宗族制度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该理论模式从宗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入手,试图在亲属制度和乡土社会结构之间建构一套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特征的理论范式。弗里德曼开创的这种理论模式是随后一系列中国宗族研究的源头(Watson,1982)。弗里德曼明确指出,在中国,一旦超出我们称之为“宗族”(lineage)的意义谈亲属关系时,涉及的便是“氏族”(clan)。宗族是严格按照单系血缘纽带组成的亲疏分明的拥有共同利益及活动的持续性群体,而氏族可以是同姓的不同宗族之间以共同的姓氏和祖宗祭祀结成的联合体(Freedman, 1966:21)。

   从亲属制度和村社组织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内在秩序和婚姻缔结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中国宗族的复杂性出发,针对弗里德曼的“lineage”与中国“宗族”意涵的不同展开争论,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杨春宇、胡鸿保,2001;吴作富,2008;师云蕊,2010)。更有历史学者指出,在中国,宗族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国宗族实践展现的不是祖孙、父子之间代代相传的纯洁的父系血缘关系,而是在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条完整悠久的父系世系,并以此确保死后有人祭拜(钱杭,2009)。这种父系世系的建立和延续是通过婚姻来实现的。由此可见,无论强调“血缘”还是“世系”,婚姻缔结都是宗族再生产的前提,这一共识也为婚姻制度与亲属制度研究上的融合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基层网络与宗族分化:市场论的婚姻解释

   在亲属关系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将之视为一种有秩序的整体,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两性交往对于超地方社会形成的重要意义。传统的乡村社会,亲属关系成为跨村落群体间婚姻交换的重要资源。这一事实在既往的乡村研究多有呈现,如林耀华的《金翼》中描述黄姓新娘大多数是来自邻村欧姓一族(林耀华,2015:28-29),杨懋春也曾提到,山东台头“一个家庭的几个成员都与分布在一两个邻村的家庭结亲。比如一杨姓家庭的女儿嫁到台头村南五英里处的一个村庄,而这个家庭的儿子和孙子都娶了该村的女孩”(杨懋春,2012:103)。这些研究描绘了宗法社会体系里,村庄社区内以单系血缘为基础的亲属网络形塑婚姻缔结的生动图景。但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看来,这种理论似乎只适用于“聚居型村庄”,那如何解释中国分散型村社内部的婚姻缔结呢?

在施坚雅调查的四川盆地,农民住在分散的或三五成群的农舍中,这种“分散型村庄”通常以土地庙为中心,构成一种独特的社会体系(施坚雅,1998:6-7)。这种社会体系需要经由基层市场,将分散居住的自然村社连接起来,以实现资源的有效互通。在分散型的村社,婚配信息的交换以及婚姻缔结通常需要借助基层市场来实现。在分散型的村社结构下,农民的社会区域边界并不是由所在村落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基层市场的辐射范围决定。基层市场不单有明显的经济边界,还具有重要的社会边界和社会范畴。基层市场是农民日常交易的场所,也是宗族、宗教、秘密社会等社会组织的载体。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市场社区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独立性特征,一个地区的基层市场社区在语言、饮食和衣着穿戴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性、独特性(施坚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乡村婚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862.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