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连升 刘学敏: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探索历程和成效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19-03-22 0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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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连升   刘学敏  

   内容提要:通过梳理建国以来国家减贫的简要历程和减贫方略的嬗变,初步勾勒了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之路。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减贫的经验: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扶贫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证;合理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不断推进扶贫脱贫的基础条件;坚持政府主导、科学制定规划,是稳妥推进扶贫事业的基本方法;调整完善帮扶方式、激发内生动力,是脱贫可持续的重要保障。进而结合突出业绩和脱贫攻坚的经验,中国治贫之路对世界减贫事业具有三重启示: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把发展基点放在“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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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减贫”作为17个目标之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之路。回顾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探索与发展,总结这条道路带来的业绩和经验,不仅对理解“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促进人类减贫深具启发意义。

  

   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推进共同富裕(1949-1978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贫穷和落后的基本国情,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开始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思考并设计中国贫困治理的道路问题了。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未否认整个中国社会的贫穷,而是客观承认“一穷二白”的面貌。例如,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1956年初《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①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也讲,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②1958年4月,他则直接提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③。直到他去世前一年会见泰国总理时,还在强调“中国真正可怕的是贫穷”。对于当时中国的贫穷,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有相似的认识。周恩来在1954年9月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农业生产落后,耕地面积不足,农民生活水平很低,强调“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④刘少奇也曾说,“应该承认,我们在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⑤。诸如此类的认识,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面对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思考,形成了对于贫困成因及贫困治理的基本认识。在贫困形成原因上,毛泽东认为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严重的自然灾害、人口过剩、政府提取过多、文化与技术落后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在贫困治理目标与路径上,他提出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反贫困的前提和基础,合作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实现共同富裕是反贫困的终极目标。在生产关系方面,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集体化,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共同致富。毛泽东指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⑦。在生产力方面,通过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农村工业化,推进农村现代化,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创造牢固的物质基础。⑧

   客观地讲,作为中共第一代集体领导核心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重视消除贫困的,在其心目中始终装着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是,作为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始终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同广大劳动人民摆脱剥削、走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是财富的增长,而且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特别是穷苦人民的富裕。所以,毛泽东始终坚持消除贫困必须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反贫困工作中人民的主体地位,从而为中国反贫困建立了制度基础和认识基础。

   在具体实践中,1978年之前中国反贫困的政策与实践大多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意义。从总体看,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面向基层群众发展基础教育和建立医疗保障制度,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从而为缓解国家贫困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条件和人力资源,解决了许多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导致中国陷入贫困的难事和大事。此外,还建立了以平均分配制度和城乡分割体制为显著特征的救济式扶贫。在城市,依托保障充分就业,公平享有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严格价格控制和定量供应,以及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等手段,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农村,通过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依托重新分配生产资料,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了“依赖于集体、依赖于群众,通过生产来自给自足,国家提供必要的福利救助”的社会救助体系,为广大农民建构了一个基本的安全网,来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

   到了1978年,中国是否解决了国人吃饭问题呢?这一时期由于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打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自然秩序”,使农业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加之人口数量的“井喷式”增长,造成主要农产品的增长速度勉强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为此,中国采取了凭票限量供应、跨区域调配、从国外进口等措施,来保障人们最基本的口粮需求,避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营养不良问题。据统计,1975-1977年中国居民每天摄取的营养成分包括:2439卡路里热量、63.4克蛋白质、38.9克脂肪,各项指标虽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却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远远超过同属于发展中大国印度的水平。⑨正如世界银行考察团得出的结论:“实行中国制度的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的营养不良情况(必然导致早死、体衰、其他的体质缺陷和智力迟钝)几乎已经消除。”⑩可见,中国已经在低水平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虽然毛泽东时代中国总体上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基本解决了“吃饱饭”的初级目标,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前夕,76%的农村人口和55%的城镇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1)。以中国政府后来确定的贫困标准看,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农民的生存状况依然堪忧。

  

   二、用解放生产力消除普遍贫困(1979-199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普遍贫困化”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和关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12)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触景感慨:“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13)1979年初,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也忧心地指出:“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14)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接力奋斗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摆脱国家贫困面貌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全党“解放思想”的运动中,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冲破以往党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进行了全面反思,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引领中国治贫开辟新的道路。

   首先,表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鲜明立场。从第三次政治上复出伊始,邓小平就对人民生活贫困的问题表达了切肤之痛。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现实,就是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贫困。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5)经过不断质疑和思考之后,他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6)“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7)。

   其次,指出“平均主义”是普遍贫困的成因。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中国可能实现的社会公平做了过高的估计,确信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来达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并把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等同于共同富裕,其结果是出现了吃“大锅饭”等平均主义现象,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造成人们的普遍贫穷。邓小平对此反思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8)平均主义的致命病根在于窒息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19)只有打破平均主义,农民脱贫才有希望。

   最后,阐述“改革脱贫”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打破了过去受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局限的社会主义本质认识观,主张用改革松绑的办法来解决普遍贫穷的问题。他指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到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20)这条道路,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21)“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2)。通过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形成竞争,提高效率,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治贫思想的突出特点。

顺着这种治贫思路,工作重心一经转向经济建设,党和国家就率先支持在农村地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制度,生存救助为主的无偿救济开始转向生产帮助兼有的部分有偿救济。体制变革彻底打破了平均分配主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并取消了实行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相继推出了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重大决策,允许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创办乡镇企业从事工商业经济活动,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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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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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化》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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