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近20年来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有一些普遍流行的观点：一是以西方哲学为“原生物”，以中国哲学学科为“依傍”西方哲学的产物；二是认为“形而上学”的译名是误译，“存在”不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三是认为西方哲学只讲本体与现象、灵与肉的二元论，中国哲学只讲“道不离器”、“形神相即”的整全论；四是认为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来讲中国哲学是对传统思想的肢解，一切关于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创新都是“汉话胡说”；五是认为唯有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与中国哲学相通，可以激活中国古学并促进中西哲学对话和交流。以上这些观点似乎都存在一些对中西哲学史的误解，需要在细致考辨的基础上加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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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20年来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有一些普遍流行的观点，这些观点似乎都存在一些对中西哲学史的误解，笔者拟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就正于时贤。

　　 一、关于哲学是否起源于古希腊的问题

　　 误解一：以西方哲学为“原生物”，认为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原本属于西洋学术；中国本无“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只是“依傍”西方哲学的产物。对于这一误解，有必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廓清。

　　 首先，认为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的观点不合乎历史事实。

　　 西方自古就有哲学究竟起源于何处的争论。在希罗多德笔下，希腊人是以东方人为师的，不仅他们的数学、天文学和几何学知识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而且“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埃及人还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象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①就连雅典城邦民主制的根本观念——“人民管理国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政治哲学的观念——也是来自波斯。但伊索克拉底的看法却不同，他宣称只有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是人类中最优秀的，“哲学是由我们的城邦教给全世界的。”②亚里士多德虽然对东方人的创造有所肯定，但也认为只有希腊人是自由的，东方人天生就是奴隶，因此，“哲学作为唯一的自由学术”也就不是天生就是奴隶的民族所能拥有。这一观点受到质疑，据普鲁塔克说，托勒密一世的同时代人、皮浪的门徒阿布迪拉的赫卡泰奥斯就曾写过《关于埃及人的哲学》等著作。③

　　 公元1世纪的普鲁塔克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埃及神学与哲学——伊希斯与俄赛里斯》的长文，揭示了希腊哲学与埃及哲学的师承关系。他说梭伦、泰勒斯、柏拉图、欧多克索斯和毕达哥拉斯等人都曾到过埃及并与祭司们同吃同住，梭伦在塞易斯听过宋西斯(Sonchis)的课，欧多克索斯听过孟斐斯的克努菲斯(Chonuphis)讲学，毕达哥拉斯曾经与厄努菲斯(Enuphis)交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的)所谓的圣书文献和大部分毕达哥拉斯派的格言之间，并无任何区别。”④埃及人以数学为“获知一切奥秘的指南”与毕达哥拉斯以数为“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一脉相承。⑤“普鲁塔克在伊希斯的神话中找到了柏拉图的二元论概念，在这一理论中神与物质相对立。”⑥柏拉图也与埃及的祭司一样，认为“上帝是维持世界平衡的人。”⑦埃及人把希腊人引上了爱智之路。毕达哥拉斯诚然是希腊人中第一个自称“爱智者”的人，但史料证明，“关于爱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在埃及发现的”，古埃及的爱情诗亦以“在水一方”为审美意象。埃及的保护神伊希斯兼有爱神阿芙洛狄忒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属性，“爱”这个词的含义有点像“久远的欲望”，有时被认为是一个甜蜜的圈套，有时被看作是人们向往的一种疾病，⑧后一个特征与柏拉图论爱智惊人相似。“在塞易斯雅典娜神庙的三角楣上，可以读到如下铭文：我是生命的从前、现在和将来，任何凡人都未曾揭开过我的面纱。”⑨埃及人的斯芬克斯之谜，更激发着一代又一代西方哲人的形而上追求。

　　 针对从语言学视角对埃及哲学的质疑，普鲁塔克说：“就像不同民族对太阳、月亮、天、地和海洋的叫法不一样，但它们是所有人共有的：同样，支配宇宙的唯一的理性，统治宇宙的唯一的天意，在一切方面帮助它的力量，都是不同民族崇拜的对象，尽管崇拜的方式不一，使用的称谓各异……它们引导研究者认识神圣事物的智慧。”⑩这一观点，立足于普遍的人性来论证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在世界各文明民族中产生的必然性，闪烁着人性平等的思想光辉。柏拉图说“惊奇”是哲学活动的决定性起点，哲学是惊奇之女，犹如传达着天神意旨的彩虹女神Iris。不仅埃及人、希腊人哲学活动的起源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由屈原《天问》之开篇及老庄哲学可见)，“惊奇”这一“哲学家的παθos(情绪)”并不像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说的只属于西方人。

　　 其次，从观念史起源看“哲学始于希腊”与“人类始于希腊”的合一。

　　 公元3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正式提出了“哲学从希腊开始”的观念。该书序言开篇就举出“有人说哲学研究开始于蛮族”的观点来加以反驳，说“这些作者们忘记了，他们归之于野蛮人的那些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正是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得以开始”，又说：“哲学只能起源于希腊人，它不接受野蛮人的任何称谓。”其论据是：“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名称、并称自己为哲学家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因为……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很快，人们就把这种研究称作智慧，称这类人为贤者，意在表明其灵魂达到了完美境界；而从事研究的人就是哲学家或智慧爱好者。”(11)在拉尔修看来，哲学在希腊的起源才意味着人类的起源。

　　 当然，《名哲言行录》序言中也有与其立论自相矛盾的论述。该序言在反复强调哲学和人类起源于希腊以后，突然出现了一段专讲“埃及人的哲学”的话：“关于神和正义，埃及人的哲学有如下述。他们认为质料是本原，然后从中分离出四种元素，进而产生出各种生物。……他们认为宇宙是生成的，也会毁灭，且呈球形；星星是火，由于其中火的混合情况，地球上会发生各种事情……灵魂是不死的……他们制定了有关正义的各种规则，并将它们归于赫尔墨斯。”(12)研究者认为这段话是后来的传抄者添加的。但《名哲言行录》中所保存的一些关于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皮浪等人都与“蛮族”人有交往，甚至还从他们那里获益颇多的史料，却足以说明希腊人的“哲学的突破”其实是在古代东方哲学的影响下实现的。

　　 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等人，虽然未必都像拉尔修那样把希腊哲学说成是人类的开始，但实际上都继承了他的观点。在黑格尔笔下，哲学只属于“从雅典到柏林”，在现代只属于日耳曼人，他认为上帝赋予了日耳曼人以实现全人类精神解放的伟大使命，就连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启蒙者的学说都遭到蔑视。在海德格尔笔下，哲学依然只属于希腊。如果我们中国学者也认同这种观念，那就实在是有点糊涂了。中国古人治学提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现代学术规范亦提出了学术史追溯的要求，这就需要在考察某种观念的起源和流变上下功夫，只有如此，才能避免落入某些西方学者错误观念的陷阱。

　　 最后，从哲学发生的人性论根源以及哲学的多元发生看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

　　 哲学究竟起源于何处，还是要实事求是。马克思恩格斯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13)哲学在古埃及、波斯和印度的起源远比希腊要早，这不是某些西方学者说这些民族的哲学还处于宗教之中所能抹杀的。至于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希腊哲学不约而同地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明世界各书精彩的奇观，前人或称之为“合全地而论之”的“民智之开”的“世运”(严复)，或简洁地称之为“全地球之盛运”(梁启超)，或称之为“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或称之为“哲学的突破”(塔尔科特·帕森斯)，都无不肯定哲学在世界历史上多元发生的事实。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把智慧看作是达到功利目的的工具，没有希腊人的“爱智”观念。这一观点也不是事实。谢无量、唐君毅等人对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作了词源学论证，说明中国古人对哲学的理解与希腊人相通；钱锺书更列举大量文献，证明中西哲人都运用“秋水伊人”之类的审美意象来表达善道可望难即的爱智追求。至于把智慧当做干禄、取巧之具的情形，东西方都一样。席勒《科学》说德国人对待智慧：“有的人当她是高贵的女天神，而另一些人当她是供应黄油的有用的母牛。”(14)在中西哲学史上，真正的爱智者其实都很少。19世纪的美国哲人梭罗说“如今只有哲学教授而没有哲学家”。李卓吾看透了，故说出“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这样愤激的话。

　　 一百多年前，王国维在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时，认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有其来自普遍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深层依据。他指出，是否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正是这一追求使哲学在各文明民族中的产生成为必然：“叔本华所以称人为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者，为此故也。故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15)这一论述，是中国哲人自己提出的关于哲学起源的穷本极源之论，说明来自普遍人性的追求，使脱离了蒙昧和野蛮阶段的世界各民族无不有其哲学；而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正标志着一个民族在何种程度上远离了狭义的动物界。从这一原理出发，就必须据实确认哲学在东西方一切文明民族中产生的必然性，而不是无视客观事实，另外去寻找自外于文明人类、自我贬低的所谓特殊性。

　　 二、关于“形而上学”的译名问题

　　 误解二：认为“形而上学”的译名是误译，中国传统哲学不存在“是论”的特征，“存在”不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对于这一误解，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廓清。

　　 首先，从metaphysics的本义来看。

　　 metaphysics能否被译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过去就有人提出过。编写《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罗念生先生就曾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ta meta ta physika……现在通用的译名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这部著作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形式因’……显然是矛盾的，可笑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这个书名应改译为《物理学之后》。”(16)罗先生的这一批评，在翻译界传为美谈，我倒不以为然。“形”字既可如罗先生那样理解为抽象的形式，也可理解为具体的形体，在把“形”字理解为具体的形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意义上，把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亦未尝不可；至于《形而上学》讨论最抽象的“四因”(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则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哲学关于“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区分合乎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与《物理学之后》的区分。朱熹说：“形是这形质，以上便为道，以下便为器，这个分别得最亲切，故明道(程颢——引者注)云：‘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虚，浑是道理；形以下底实，便是器。’”“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朱子语类》卷75)王夫之亦说：“‘形而上’者，当其未形而隐然有不可逾之天则……‘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也。”(《周易内传》卷5)他们都一致认为形而上学以“道”、“理”或“天则”为研究对象，而“形而下”则是以“可见可循”的“器”或“物”为研究对象。形而下的物理学探究万物之理，形而上学探究普遍真理，有层次高下之别，故亚里士多德说：“物理学也是一种智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