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世扬:《民法典》应如何规定所有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 次 更新时间:2019-02-25 23: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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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世扬  

   【摘要】 各国立法例中“所有权”编的体系结构大致有“客体模式”、“事项模式”和“综合模式”,其主要差异在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立法定位和所有权的取得与丧失等方面。以“三分法”为“所有权”编的结构主线并非一种理想模式,我国物权法“所有权”编可采取一种融合“一元论”与“三分法”的所有权立法体系构建模式。“所有权”编应将先占、添附、时效取得纳入所有权取得方式,对拾得遗失物采取“拾得人取得所有权主义”,并对相邻关系制度予以完善。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所有权;体系结构;制度完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布实施,作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两步走”中第二步的《物权法》等民法典分则各编的起草与修订工作也已全面展开,中国法学会等民法典起草参与机构组织的相关立法课题组就民法典分则各编的起草与修订开展了研讨,并提出立法建议方案。其中,中国法学会物权法修订课题组所提交的立法建议稿中,就物权种类、物权效力、物权变动等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修订建议,值得立法机关重视与参考。[1]

   应当承认,《物权法》作为我国“前民法典”时期在民法学界的积极推动下、历经立法机关多年努力完成的一部民事基本法性质的单行法,不但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也体现了相当高的立法技术水平:构建了公有制下的财产(有体物)支配秩序,贯彻了物权平等保护的立法理念,实行了较为广泛的混合继受,显示了较为浓郁的时代气息。[2]然而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物权法》在体系结构和内容构造方面仍存在某些缺憾。[3]总体而言,《物权法》“所有权”编存在体系有欠严谨、内容有所缺失、规则(条文)有失妥当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物权法》“所有权”编立法问题做些探讨,以期对民法典编纂中《物权法》的修改与完善有所裨益。

  

   一、“所有权”编的体系结构

   综观各国(地区)民法典,其物权法中均对所有权作了专章规定,但其体系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大致有三种体系构造模式:

   一种是“客体模式”(或称分立模式),即“一般规定+不动产、动产所有权特别规定”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德国民法典》“物权法”编第三章“所有权”下设“所有权的内容”、“土地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因所有权而发生的请求权”、“共有”5节,体现了统、分结合的特点。与此相似,《瑞士民法典》“物权法”编第一分编“所有权”下设“总则”(含共有)、“土地所有权”、“动产所有权”3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物权编设“通则”、“不动产所有权”、“动产所有权”、“共有”4节,均以客体为标准对所有权作出规定。《葡萄牙民法典》第三卷(物法)第二编(所有权)下设“所有权通则”、“所有权之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共有”、“分层所有权”5节,也体现了对所有权客体的区分。

   另一种是“事项模式”(或称统一模式),即按规范事项构建规范体系的立法模式。《日本民法典》在编纂体例上虽深受《德国民法典》影响,但其关于所有权的规定却未采取德国式的“客体模式”,而是根据规范事项对“所有权”一章(“物权”编第三章)作出立法设计(该章下设“所有权的限度”、“所有权的取得”、“共有”3节)。《韩国民法典》“物权”编第三章“所有权”下设“所有权的界限”、“所有权的取得”、“共同所有”3节,与《日本民法典》如出一辙。

   第三种是“综合模式”,即对上述两种模式予以兼收并蓄的立法模式。《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二编“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第十三章至十六章为“一般规定”、“所有权的取得”、“所有权的终止”、“共有”,第十七章至十九章为“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物权”、“住房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经营权和业务管理权”,第二十章为“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二编第十三章对“公民和法人的所有权”、“国家所有权”和“自治地方所有权”分别作了规定(第213条至215条)。

   综合比较,各立法例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动产相邻关系的立法定位不同,有的将其作为所有权的一般规定(所有权的内容或限度,如《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韩国民法典》),有的则作为不动产所有权的特别事项(如《瑞士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二是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的立法安排不同,有的采取“分立模式”(如《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有的则采取“统一模式”(如《日本民法典》、《韩国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我国《物权法》起草过程中,学界就所有权部分的体系结构和内容构造曾有过较为广泛的讨论。就其体系结构而言,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比较法上的“客体模式”与“事项模式”的选择问题,而是集中于所有权立法是采取按客体或按规范事项对所有权进行一体规制“一元论”模式(即传统模式)还是采取以权利主体的区分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予以分别规定的“三分法”模式问题。“一元论”以梁慧星等学者为代表,其基本理由是:民法中所有权的主体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其所有权的性质都相同,保护的手段并无差异;以主体为标准的划分并无任何实益,且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所有权同等对待也是民法平等原则的要求,应确立合法财产一体保护原则,以此抹去所有权制度中带有政治意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4] “三分法”以王利明等学者为代表,其主要理由是:我国现今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制度特点决定了我国物权法必须反映所有制关系的现实。因此,在物权法中,必须对各种所有制类型作出确认而物权法作为确认和保护所有制关系的法律,必须反映现存的财产关系,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作出规定;如果物权法中缺少对国有财产、集体财产规范,必然使其内容残缺不全,不符合物权法作为民事基本法的地位。[5]对于“三分法”的主张,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强调了公有制的神圣地位,对国家财产给予优先保护的特殊地位,不符合物权平等保护的民法精神;[6]或认为“三分法”混淆了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以所有权来定义所有制,实为本末倒置,从具体内容看也是模糊的、不完善的。[7]最终,立法机关在《物权法》“所有权”编中专设一章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作了分别规定,通过一种特殊的体例安排对“三分法”予以肯认。[8]

   在民法典编纂、《物权法》修订完善的背景下,“所有权”编的体系结构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需要对“一元论”与“三分法”之争及《物权法》的选择重新进行审视与检讨。“一元论”与“三分法”只是两种基于不同逻辑形成的所有权立法技术,并不是两种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所有权立法模式。一方面,不能以“一元论”否定“三分法”。“一元论”彰显对不同主体所有权的一体规范、平等保护,但不能否认我国现行体制下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三种类型的客观存在及三者在主体构造、客体范围、取得方式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如果物权法对此置若罔闻,其内容必将存在重大缺陷。另一方面,不能以“三分法”否定“一元论”。对所有权实行平等保护,不因所有权主体之不同而异其标准、方法,乃物权立法的应有之义,物权法引入“三分法”只是反映我国所有权制度的一种类型区分(此外我国物权法也承认不动产所有权与动产所有权、单独所有权与共同所有权之区分),揭示三者在构造与行使等方面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否认对不同主体所有权的平等保护或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给予特殊保护(《物权法》关于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规定中有个别条文超出了民法调整范畴,应予修订)。

   尽管“三分法”与“一元论”并不存在根本冲突,“所有权”编也不能无视“三分法”的客观存在,但从立法体系的科学性考量,以“三分法”为“所有权”编的结构主线并非一种理想模式。首先,正如主张“一元论”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还是私人所有权,其所有权的性质都相同,保护的手段也无差异,究其实质只是所有权的一种分类,与不动产所有权-动产所有权、单独所有权—共同所有权之分类相比较并不具有更高的体系构建价值(三者除主体、客体方面的差别外,在变动、保护等方面并不足以构建各自独立的规范体系)。其次,“三分法”中,只是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在主体、客体方面与私人所有权相比有其特殊性,而私人所有权只是一种“普通”的所有权(即所有权的一般形态),无法为其构建特殊规则。因此,严格的说“三分法”并不是一种并列意义上的所有权分类。再次,在“一元论”模式下,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主要特色通过“客体模式”—对土地和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一种融合“一元论”与“三分法”的所有权立法体系构建模式,对“所有权”编(章)内容作如下安排:(1)一般规定(所有权的内容,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宣示性规定[9]);(2)所有权的取得(所有权的各种原始取得方式,包括征收、添附、先占、时效取得等);(3)土地和自然资源所有权(国家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权);(4)建筑物区分所有权;(5)相邻关系;(6)共有。

  

   二、“所有权”编的内容构造

尽管采取不同结构体例,各立法例关于所有权的规定均大体涵盖如下内容:(1)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包括:所有权的内容及范围(《德国民法典》第903条至905条,《瑞士民法典》第641条至645条,《日本民法典》第206条至207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65条至766条);所有权的取得(《日本民法典》第239条至248条,《韩国民法典》第245条至261条,《葡萄牙民法典》1316条至1343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18条至234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68条至771条);所有权的终止(《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35条至243条);因所有权而发生的请求权(《德国民法典》第985条至第1007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67条)。(2)对不动产所有权的特殊规定。《德国民法典》在“所有权的内容”一节对不动产相邻关系作了规定(第906条至924条),另设一节规定“土地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第925条至928条;《瑞士民法典》第十九章“土地所有权”(第655条至712条)对“标的物的取得及丧失”、“土地所有权的效力”(含相邻关系)、“建筑物分层所有权”作了分节规定;《日本民法典》、《韩国民法典》在“所有权的限度”一节对相邻关系作了规定(第209条至238条);《葡萄牙民法典》“不动产所有权”一章包含“一般规定”、“划界之权利”、“建筑物及楼宇”、“水之所有权”等内容1344条至1402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对土地所有权、住房所有权作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不动产所有权”一章对土地所有权的范围、相邻关系和建筑物区分所有作了规定(第773条至800条)。(3)对动产所有权的特殊规定。《德国民法典》在“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一节对动产所有权转让、取得时效、添附(附合、混合、加工)、物的出产物和其他成分的取得、先占、拾得作了规定;《瑞士民法典》二十章“动产所有权”(第713条至729条)对动产所有权的标的物、取得方式、丧失作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动产所有权”一章(第801条至816条)对善意取得、先占、遗失物之拾得、埋藏物之发现、添附作了规定。(4)对共有的规定。除《瑞士民法典》于所有权“总则”中对“数个所有权人”(共有)作出规定外,各立法例均单设章节对共有予以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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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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