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波利比阿言辞犀利的史学批评，主要针对以提麦乌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史评客观上折射了在社会历史转型期间，史学领域同样经历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层面：历史解释围绕人物史展开，编撰方法盛行“从书籍到书籍”，叙事表达强调审美趣求。相关认知能为我们深入考察古希腊乃至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发展趋向，提供若干颇具启示性的解读视角。此外，还关涉到西方古典史学史上许多大体正确但细节不明的紧要问题。在上述意义上，希腊化初期的著史实践具有复杂鲜明的时代内涵，绝非城邦时代希腊史学无足轻重的附庸，也非单纯所谓“衰落”指称可以涵盖。
关 键 词：早期希腊化时代 历史写作 古希腊史学 early Hellenistic times historical writing ancient Greek historiography
在古希腊文明历史悠久而色彩斑斓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城邦体制下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由远及近地萌发于爱琴文明(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2世纪)、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9世纪)、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显然是代表了其间“沸点”意义上的巅峰境地，并且因而也逐渐成长为偌大地中海世界中最为灿烂辉煌的瑰丽奇葩。事实上，古典奴隶制社会历史条件下，希腊文明基于人本理性所特有的“多元”“精深”与“先进”，乃至在人类古代文明史舞台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大约始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及其以降，马其顿人先是自北向南侵袭巴尔干希腊，更由于随后联袂希腊人自西向东地征服波斯帝国，不仅有效地改善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不断暴露并一定程度上已有所缓解的城邦体制危机，即为区域间经济社会进一步繁荣提供优于“小国寡民”的上层建筑支持，并且因而也为希腊文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而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特别是在疆域广袤、族群众多背景下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更为便利的交融条件。
毋庸置疑，基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维度互为表里、交相辉映，养育而成的所谓“希腊化文化”，其社会历史内涵与外延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当仁不让地据有极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突出表现为，纵向上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了“古往今来”的传统遗产，横向上则集大成地汇聚与综合了“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在此意义上，希腊古典时代地中海世界的文明积淀，经由全面、系统的回顾、总结与改造、升级，形成了独具时代内涵与区域特色的“希腊化文化”，“融合”自然是其间首要而共享的特性。不唯如此，更先后分别凭借相应的政治—军事优势(主要表现为亚历山大与罗马对外扩张)，在包括黑海、意大利、近东乃至中亚等广大区域予以推广传播。在一系列累累硕果中，罗马人、犹太人经由“希腊化”而得以“浴火重生”，可谓是典型实例与杰出代表。
有鉴于上，围绕“希腊化文化”何谓及其如何可能，其中的史学文化则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内涵：不仅是为深入理解这一“百花园”性质兼顾了时代—地域的文化的极其特殊而重要的方面、内容，当然因而也为相关探究提供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视角、立场。
显而易见，论及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Times，约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0年)的历史写作，学界往往言必称波利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作为“古代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①，其40卷本《历史》代表了西方古典史学理性思维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但较之波氏史学，“希腊化时代早期”撰史实践同样异彩纷呈，并具有鲜明、复杂的社会历史内涵与外延，某种意义上甚或更值得探讨。
在所有希腊化时代史学家群体中，西西里岛陶洛米尼姆人提麦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约公元前345年—公元前250年)无疑是争议最大且备受诟病的一位特殊人物：“提麦乌斯自己浑然不觉——在波利比阿《历史》卷12中他正遭到驳斥。”②希腊化时代史学成就最高者公然质疑提麦乌斯，足见其在当时编史领域他人难以匹敌的地位和影响：“不知为什么，他却竟能作为领军人物而享有盛誉。”波利比阿史评源于嫉恨这位前辈“如此广受认可而功成名就”并“说服乐于推崇他的人”，深意却是旨在系统阐述有关历史写作的基本思想：“我将要整体全面地探讨提麦乌斯与其史著(40卷本《历史》或译“西西里史”，以下统称“西西里史”——引者注)，以及躬身于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铁肩大任。”③作为《历史》中唯一整章涉及并可独立成文的史学专论，该卷深刻折射了以提麦乌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史学主流性的貌样特征。实际上，相关批判性论述贯穿了《历史》全书通篇。鉴于提氏以及同样遭到抨击的其他人等的史著严重散佚，波氏史评作为屈指可数的有力旁证和解读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希腊后城邦时代”撰史实践的“离经叛道”，甚或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发展动向。
关于本文总的研究理路，大体上或可概述如下：基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者的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尝试尽可能多地兼顾到相关时段—区间的希腊—罗马历史、古典史学文化以及史家群体个案。在“点—线—面”层层推进而渐次深入展开的意义上，结合此三者彼此间复杂而紧密的内在历史—逻辑关联，主要围绕“写什么”“怎样写”与“为什么写”等核心命题，尝试在不同层次、形态上进行探究。
一 历史解释：从事件史到人物史
关于《历史》(或译“希波战争史”)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撰述旨趣，分别身为“西方(文化)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④与“西方政治史之父”的修昔底德⑤已经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了。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古典希腊史家关注值得记忆的重大事迹并试图阐释其原因，二是他们笔下的叙事主角往往宽泛而抽象。希罗多德笔下人物多为“希腊人和异邦人”组成的“人类”等复数形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58个民族之多)，修昔底德专注于“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组成的“几乎整个人类”。通过解释事件联系而理解人类行为，他们意在表达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共同体的普遍性利益诉求。如希波战争巩固了希腊人的自由独立，激发了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希罗多德坚持从人类学与政治学角度阐释，包括希腊、波斯(含埃及)诸族社会文化与政治体制差异等。深谙军政实务的修昔底德更是洞若观火于希腊政治，意识到个人作用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器中往往无足轻重。典型实例是，尼西阿斯等根本无力为“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结局承担责任。即使是深谋远虑的伯里克利，也无法准确预料瞬息万变的战事变幻(雅典瘟疫、既定国策遭到废弃)。
鉴于“在形塑希腊化世界的诸多元素中，战争无疑当是拔得头筹”⑥，军政题材理所当然地继续为当时史家推重。但整体而言较之前辈史家，相关载录的分量与质量等皆是差强人意：
他们过度放大细微琐事……将无足轻重的事件转化为意义重大的事件和行动，载录其间步兵损失往往10人上下、骑兵甚或更少的战役。至于围城……因匮乏实例很难确切描述如何具体展开……另外又如详述攻取塔兰图姆、围攻科林斯、萨迪斯、加沙、巴克特拉，尤其是迦太基战争等，增添了许多他们自己的虚构杜撰⑦。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书写者在承袭政治军事史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却不约而同地纷纷提升、彰显了重大史事中的主要人物。如特奥旁普斯(Theopompus，约公元前380—?年)早期代表作为12卷本《希腊史》，旨在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间基于马其顿腓力王干预希腊事务折射的个人影响，特氏遂撰58卷本《腓力史》以为《希腊史》之续编：“在本书前言中，他声称促使其从事著述的主要动因是欧罗巴先前从未诞生腓力王这般的人物。”⑧更典型的实例是亚历山大及追随者强力鼓吹源自东方的王权神化，促使写回忆录的风气很快盛行：“亚历山大死后，当他们为争抢帝国庞大家产之时，却也留下了大量歌功颂德的军事回忆录。”⑨突出体现在，同时代的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克雷塔库斯(Cleitarchus)、亚里士多布斯(Aristobulus)、安提克里德(Anticlides)、赫吉亚斯(Hegesias)、托勒密(Ptolemy)等，不遗余力地颂扬“新时代的阿基琉斯”亚历山大⑩。与希腊本土相比，以西西里为中心的南意大利殖民城邦即“大希腊”区域史家展现了类似意趣。如早在叙拉古僭主的支持者费力图斯(Philistus，约公元前432年—公元前356年)的11卷本《西西里史》中，自称修昔底德传人的他即极力渲染狄奥尼修斯父子统治(公元前406年—公元前363年)的伟大意义。此外，泰摩利昂等其他“辅助性”大人物也悉数粉墨登场。亚历山大帝尤为推崇费氏史观，当时学者同样认可其史家地位。稍后，杜里斯(Duris，约公元前350年—公元前281年)作叙拉古僭主阿伽托克勒斯的传记。然而正是强烈不满于费、杜等人的史著，提麦乌斯另撰《西西里史》(主题是狄氏父子至公元前289年阿迦托克勒斯之死)，全书字里行间充溢着浓烈的英雄史观色彩：“卡利斯提尼希冀神化亚历山大大帝，提麦乌斯则使得泰摩利昂远比最英明的神灵还要伟大。”(11)
早期希腊化史家倡导以“大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叙事新动向，与古典希腊传统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以共性言之，皆在政治伦理视域下强调道德对历史的深重影响。有学者强调西方古典史学“较早地负有了更高的目的，特别是用以推进道德伦理与爱国主义”(12)，可谓一语中的。如希罗多德奉行多米诺式的道德立场，以此诗意地展示和解读人类历史：强大帝国侵吞落后族群惨遭败绩，落后族群通过财富增进建立霸权，应运而生的野心、贪欲最终毁灭一切。修昔底德则通过大量论载人性优劣发掘伯战的道德内涵，包括正义、惩罚、毁灭、无为、暴力、强权、复仇等(13)。在关注重大事件史的基础上，古典希腊史学的政治伦理视角似乎过于宽泛且抽象。突出体现在就宏观层面而言，他们有关历史进程的解释主要是借助了某些归纳概括性很强的基础术语。譬如波斯帝国与雅典帝国的兴衰沉浮生动演绎了“扩展—衰退”的历史规律，其间的核心是“淤滞”(14)。微观层面通常是与主角“人类”内在一致，热衷于民族文化心理等议题。如希氏有关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趣闻轶事的论载，显然意在彰显以梭伦为代表的希腊城邦体制下的公民美德。始于希、修以降的公元前4世纪，希腊史学更加强调“清晰展现道德垂范并使之成为撰史的首要焦点”(15)。
早期希腊化时代“人物史”写作的显著特点是，题材择取、场景描绘、人物刻画等进一步具象化、写实化。关注历史进程中大人物的作为，更深层次地体现是：道德修为成为原因探讨的重中之重，并顺理成章地转向对逸闻琐事(外在表现)、性格心理(内在起因)的查究。具言之，即大人物影响决定历史，道德素养影响当事人成败得失；性格心理制约道德修为，凡此通过趣闻轶事全景展现。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诚如波氏指出的：“有些作者载事中引入了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因素”，“他们中或将一切归结于命运”，“而另有人津津乐道于发生的奇闻异事”(16)。典型实例如特奥旁普斯《腓力史》复杂矛盾的叙事结构和思想内容，充分展现了德性修为与政治成败须臾不离：承认腓力作为影响当代希腊史主要力量的事实有目共睹，同时对其“骄奢狂妄”的心性、“荒淫糜烂”的私生活等予以激烈的道德批判：
全书通篇首先将他描绘成为贪恋女色，竟至骄奢淫逸而最终危害家国；其次……为邪恶奸佞；再次……友朋常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其烂醉如泥……腓力在马其顿的宫廷藏污纳垢，汇集了希腊或国外所有最为纵情声色、厚颜无耻之徒……因为整体上腓力对于勤俭节约的清廉雅士兴趣不大……实际上有什么寡廉鲜耻、耸人听闻的行径他们尚未操刀，又有什么正当合理、值得称道的物事他们尚未毁弃?
在宣称撰写一位与生俱来德才兼备的国王实录后，他指控其凡事穷奢极欲(17)。
与特氏相比，曾追随亚历山大东征的昂西克里图斯(Onesicritus，约公元前360年—公元前290年)通过《亚历山大的教育》(模仿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将军功显赫的一代天骄塑造为践行犬儒学说的道德英雄和希腊文明的热切传播者。该书集中展示了当时普遍流行的撰史思想，开创了浪漫化传记写作的先河：侧重于亚历山大青年时代成长、就学经历，还大量涉及其私人生活(如血统、心性等)(18)。实际上，它仅为前述亚氏传记史学编撰热潮中的实例之一。
早期希腊化时代先驱史家特奥旁普斯有关希腊世界败落的伦理化解读，对提麦乌斯、杜里斯等诸多后来的优秀史家影响深重(19)。突出体现在，他们道德史观视域下的“人物史”意向惺惺相惜而异曲同工。如提氏《西西里史》同样倾向于通过道德视角深入反思严重的现实问题，即曾经辉煌的西部希腊何以竟臣服于迦太基、罗马等新兴的蛮族势力?鉴于此，僭主体制下当权者的道德素养则成为讨论核心：包括狄奥尼修斯父子统治，特别是因政见不合而迫使提氏流亡海外数十年的阿迦托克勒斯——《西西里史》将其驾崩作为叙事重点，显然绝非偶然之举。而这一点，招致了秉承修昔底德严肃政治史叙事传统的波利比阿的强烈反对：
说是阿迦托克勒斯早年曾是人所共知的男妓，时刻准备委身于最荒淫无耻丧尽天良之人，(犹如)寒鸦或秃鹰一般谄媚逢迎任何欲望需求者。
我们务必深度质疑提麦乌斯的癖性。他告知我们诗人与作家通过专注特定题材而在作品中展现各自天性。他说荷马总是盛宴款待笔下英雄，表明他或多或少属于饕餮之人。亚里士多德作品中时常出现厨艺秘诀，表明他当是美食家和讲究人。同样地，僭主狄奥尼修斯偏爱女红暴露了其扭捏阴柔的气质……简言之，喋喋不休于愚昧迷信和荒诞不经(20)。
上述材料表明，以提麦乌斯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史家主要是通过罗列趣闻轶事、揭橥性格心理等，强调对重大史事中所涉“大人物”的道德评价。而且，这一点很大程度上甚至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层面(21)。波利比阿如果是仅从真伪以及实用与否等层面发议——包括声称“大肆渲染耸人听闻事件一无是处”，且阅读、关注它们“毫无价值”，“我们必须谴责未能引领读者关注世上正常或普遍发生之事的著述家们”等(22)，似乎是弱化了问题的本质所在。
早期希腊化史家直观地认为历史实为大人物集合并寄望与之，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剧变：君主专制背景下，少数军政强人的现实影响日益凸现。倘若考察古典希腊史学流变轨迹，不难窥探其中端倪。毋庸置疑，“希腊人的政治理论核心是对城邦本质的反思”，正如古希腊人所言“注意城邦的利益是你的职责”(23)。特别是在希波战争(如日中天)、伯罗奔尼撒战争(江河日下)、马其顿势力南侵的时代背景下，文史哲诸家不约而同地将反思逐渐推向高潮。突出体现在伯战暴露了民主体制的致命瑕疵，而战后雅典30人军政府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更是让人对城邦政治丧失信心。吁求德才兼备的领袖人物、甚至鼓吹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一时成为奴隶主有识之士探索国家模式的理想起点。基于此，修昔底德不得不心怀隐忧地正视和关切个人日益显要的政治影响：“国家的失政常常和个人的奢侈是联在一起的”，“不久就会引起城邦的毁灭”(24)。事实上从第五卷第二章开始——“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最有势力的政治家”促成和约的实现，逐渐有意识地将个人力量视作影响战争走向的重要元素(25)。然而，他全神贯注的是希腊两大阵营的政治关系(26)。故此，鲜有关于某一当事人的具体评价(偶或论及“极少数阴谋家”后则裹足不前)——包括盘踞雅典结党营私的安替芬、亚西比得、克里昂等奸佞之徒，以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纷纷撰文指责其不明是非。如果说希罗多德通过契合时人审美情趣的故事讲说(与荷马史诗传统惺惺相惜)，展现了对希波战争诗意的英雄化解读，而修昔底德则似乎是有意书写了一部根本没有英雄人物的战争史。
随着城邦体制生命力濒临枯竭，苏格拉底与修昔底德一定程度上的拥趸色诺芬“去宏大叙事”视域下的“人物史”意向明显增强。表面看来，7卷本代表作《希腊史》(标题为“公元前411至前362年希腊史事录”)(27)属于典型的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军事史：起于修昔底德中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曼提尼亚战争。是时希腊诸邦混战与同盟层出不穷，却始终无法找到救治的出路。特别是作为继伯战后最为惨烈的自相残杀，曼战并未带来稳定与秩序。正如伯战之于修氏，直到曼战促使色诺芬通过撰述《希腊史》为时代揭示一种解读框架：希腊支离破碎的根本原因、求解之道究竟何在?《希腊史》卷首似乎有意抛却开宗明义的正式“前言”：鉴于伯战以后的希腊世界动荡衰败，匮乏单体性的重大事件统摄全书。事实上，色诺芬根本无意系统地载录当时希腊的军政事件。相反，贯穿其中的是道德面相，包括所论议题与撰史目的。一方面，道德元素是解读希腊动荡的主题：传统的虔敬、忠诚等公民美德逐渐让位于贪婪、奢侈而走向幻灭。另一方面，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在痛定思痛中实现道德复兴。卷二、四、五、七中有关撰史意旨的论述表明，历史写作意味着提供镜鉴。
色诺芬史学著述的核心论题凝缩于《希腊史》卷五及其余后章节(28)，即主要在道德视域下集中反思斯巴达的衰败。色诺芬先前曾通过《斯巴达政制》与《阿格西劳斯王》(古希腊散文史上第一篇颂词作品)，强调僭主体制下王者雄才伟略为斯巴达带来稳定与繁荣。然而在成熟的《希腊史》中，有关论载明显具有深层的批判性质：希腊动乱部分是因斯巴达霸权主义引致众叛亲离，并以承担主要责任的阿格西劳斯为“解释斯巴达霸权野心滋生而腐化堕落的普遍规律”(29)。显而易见，色诺芬开始自觉而深入地反思“大人物”的实际影响。而且与苏、修相比，他的主张具有浓厚的折中意向：既然人性瑕疵而世事无常，不满当时甚嚣尘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包括公民的无政府倾向、野心家的独裁嗜好)；同时认为通过理性的自控节制，领袖能够为城邦发展提供正确导向。与此内在一致，色诺芬鼓吹智慧美德型的君王典范——如卷七插叙有关塞萨利僭主亚森的人物评价，表明个人功败垂成与德行举止互为表里。不仅如此，与领袖有关的细枝末节性史事也成为载录的重要内容。倘若将《希腊史》与《长征记》(美化本人远征小亚的军事回忆录)、《居鲁士的教育》(美化德才兼备的专制统治而反对柏拉图“哲王”主张)、《希洛传》(评判西西里僭主体制)等结合而论(30)，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古希腊史学流变始于色诺芬，《希腊史》则为希腊化伊始的史学编撰预设了过渡性伏笔。
现在的问题是，波利比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古希腊史学中的这一流变?倘若查究波氏有关特奥旁普斯著述实践的史学评论，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毋庸置疑，《腓力史》实为以人物史为中心的“希腊史”。而且追根溯源，先前创作的《希腊史》似乎也已兼有强烈的“人物史”色彩。关于从《希腊史》向《腓力史》的递嬗，如下论断不难明示：
没有人能够赞同这位史家的整体计划。致力于撰述始从修昔底德中断的希腊史，恰是临近留克特拉战役和希腊史最为摇曳多姿的时代……改变计划而决意载录腓力史。确信与将希腊史包含在腓力史内相比，若将腓力业绩涵括于希腊史更为庄重、合理。因为即使沉迷于王室事务之人若有能力并发现适当机会，本会毫不犹豫地将著述主体与标题转向希腊；没有既已开始希腊史写作且有所斩获的心智正常之人，将会以此交换夸大其词的国王传记。究竟是什么致使特奥旁普斯忽略了如此昭然若揭的矛盾所在，除非他无意写好希腊史(31)。
显而易见，波利比阿严重误读了特氏撰史的时代背景及其蕴含的现实指向。须知，“从腓力二世开始，马其顿就成为希腊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激情的主题”(32)。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竟也同样体现了浓厚的“人物史”意向。试想，遭逢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波氏岂能熟视无睹于“大人物”事业的芬芳?突出体现在，《历史》中的原因解释采用了两条并行不悖抑或折中性质的逻辑进路：一是继续强调政体优劣说明了希腊、罗马与迦太基三方势力的兴衰沉浮，二是毫不隐讳“大人物”无足轻重的历史影响。就其“人物史”内涵而言，我们认为需要明确两点。其一，标题表明特定章节往往是以人物为中心载论史事，如关于布匿战争、三个希腊化王国(特别是希腊本土)事务等。其二，大量涉及逸闻趣事、心性品质且强调对当事人得失成败的道德评判，如论载亚拉图斯、希罗尼穆斯、希洛王、腓力二世、汉尼拔、西庇阿、斐洛波门、阿迦托克勒斯、狄奥尼修斯、哈米尔卡等“大人物”(33)。相比之下，这一点在论载马其顿王者腓力五世的事迹中体现得特别典型。在此不妨摘引两则，以资明鉴：
他的心性彻底逆转且明显堕落……鉴于显赫地位和卓越才智，这位王者身兼的正邪动力引人注目，并在整个希腊广为人知；他的正邪动力的实际后果对比鲜明。
较之腓力，没有哪位先前君王兼有成为一名好或坏的统治者更多的禀赋素养……我不像其他著述家们……而是……向读者表达我有关君王以及其他大人物的立场观点(34)。
倘若素以理性著称的波氏尚且深陷其中，或从侧面表明是时“人物史”著述意向的现实普遍性?
二 编撰方法：从直观调研到坐而论道
“求真”历来是优秀史家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更是衡量史著价值的重要尺度。鉴于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严肃学者皆重视材料收集和辨伪考证。古希腊人作为事必躬亲的旅行探险家或军政实务家，重视实践调研并以可证资料为基础。首先相信本人对事件的直观洞察，而后是可靠知情人的目击证言。如希罗多德强调实地调勘、亲身探访，反对照搬先验之见。《历史》卷二、四表明其最初具有浓厚的地理学、人种志兴趣，遍访地中海沿岸山川地貌、碑铭史迹。正是在广泛游历中(包括积极参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文化生活等)，他寻获大量真实信息并决意成为一名历史家(35)。希罗多德诉诸证据展现希腊与异邦人的丰功伟绩并告知所悉实情，主要是凭赖口述材料。鉴于口传信息存在记忆残损、众说纷纭等严重缺陷——如希氏因文化差异及认识水平等常常难以辨明真伪混杂的埃及(宗教信仰、风土民情)文献材料，修昔底德强烈抨击“其他希腊人”撰史中过于轻信(36)。虽然提高了史料批判的严谨性(希罗多德允许提醒读者后载录无法直接证实之事)，但修氏撰史很少借鉴书面证据。除非是无法获取确切可信口述材料，则偶尔采用。如第一卷第十章中有关波斯王来往信函、德尔菲祭坛铭文、亚细亚马格尼西亚市场地米斯托克利纪念碑等。即使在为数不多的书面文献中，它们的来源渠道也极其偶然(如私人途径获得或抄录雅典碑铭)。典型实例是，全书仅直接提及9份文件(卷八、卷五各3份，“十年战争”结束期间双方涉及休战、和平与同盟的3份)，且其中3份尚未生效(斯巴达与波斯针对雅典的密约条文)。
古典希腊历史写作中书面文献无足重轻，不仅是史学观念(告知真实情况)的产物，同时也与文献保存状况有关。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包括文化中心雅典在内)的书面文献严重匮乏。通过比较研究口头与书面知识信息交流的复杂状况，表明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含有演说家、剧作家)主要依赖口述传统表达思想和日常交际。突出体现是雅典城邦公共碑铭和书面文档持续增加，但文档保存系统性差而较少受到参阅，且题铭也并非受到广泛阅读。后来“文档意识”强烈并开始重视书面文献，书写活动对于全体古希腊人而言仍旧更多具有象征性内涵——如赋予发展中的城邦政体组织以纪念意义抑或宗教权威等。而且古希腊并不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官方性“记事者”，更遑论专为行政管理载录重要材料的文献档案了。如此说来，当时的希腊远非书籍与文档发达的社会。一方面，书面记录主要集中于“公共书写”层面而非私人生活领域，即使书面纪录其最典型的公开运用也仅是为了展示值得仿效的人事与政令；另一方面，希腊人显然未能充分利用书面记录的潜在优势，且文献材料中口述性质比重远高于书面载录(37)。鉴于此，古典希腊史学虽是“一种优秀的书面活动”(38)，却不得不凭借口传材料。既然缺少充裕可信的文字证据，为了写出切实有用(特别是着意于全面反映城邦体制现实情况)的历史著作，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典希腊史家坚决拒斥“当代以前的历史”。于是，书写者亲身参与或耳闻目睹的重大事件(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理所当然地成为不二选择。诚如论者所言，“每一代历史学家构建他们本人时代的载录并由此堪为一种调研的自然法则”(39)。
城邦时代希腊史家对于撰史中是否拥有原始的一手书面文献普遍不以为意，还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史著的主体材料来源及其诵读、传世等诸多实际情况密不可分。当时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通常一部著作首先是在作者的私密圈内获得交流与认可，而后才通过出版发表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其间为了适应广大读者与听众的审美情趣，著者往往需要使书面表达更加口语化。典型实例是修昔底德采用季节乃至整年性的叙事结构——如“在整个夏季中”“直到冬季开始的时候”，以及“战争的第一(至二十)年”等，或为一种刻意为之的叙事策略而非单纯谋求精准明确。亦即，通过与口述传统内在一致以便作品的记忆和传世：“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40)另一方面，希腊社会从口述转向书面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书面记录问世后很长时期内仍主要继续提供口述功用(如世人面前公开朗读)。倘如是，修昔底德广泛引用口传材料、大量构撰演说词(同时不大注重条约、碑铭等文档)，似乎也意味着单凭书面材料自身很难表达复杂思想。如此说来，色诺芬《希腊史》叙事口述色彩浓厚(41)，表明这些直到古典时代末期依然受到重视。
倘若现场目击较文字证据可取，城邦时代希腊史家也就不可能形成明确的历史文献学概念。与之相比，希腊化时代的知识文化氛围颇为类似于近代西欧史上的所谓“博学时代”。突出体现是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学术重镇，大规模有关先前古典文明成果的收集整理、校勘汇编等研究性工作蔚为壮观。如诗界领袖兼目录学家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约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45年)编纂120卷本《希腊图书总目要览》，明确将古典希腊知识成就分为8大类别(戏剧家、史诗与抒情诗诗人、法学家、哲学家、历史家、演说家、修辞学家、杂著作家)，折射了希腊化时代的博学特征(42)。对此，长期身为军政实务家的波利比阿似乎同样体会深刻：
我们时代所有的艺术与科技如此突飞猛进，以至于其中的多数学问或可认为已成体系。既如此，历史最有用的部分理当写好(43)。
与此相关的却是，早期希腊化时代中的优秀史家多为书斋型知识精英而普遍缺乏军政实务：
这一点显而易见。特奥旁普斯、特别是我们现在论及的提麦乌斯实乃同类情形。
有意否认通过游历、探访而亲身参与任何战争、政治抑或其他实践经历(44)。
书斋型知识精英“坐而论道”，很大程度上有力推动了历史写作的学术化、专业化进程。就宏观层面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专论性的史学批评蔚然成风。希罗多德曾抨击赫卡塔欧斯(Hecataeus)等早期爱奥尼亚史家，修昔底德则认为希氏、赫拉奈库斯(Hellanicus)等一无是处，但也仅是零星品评。至希腊化时代，人们理论总结历史写作的热情似乎突然迸发，专论性史评著述纷纷涌现。如提麦乌斯非常熟悉古典希腊及亚历山大统治期间的撰史状况(至于品评是否客观公允则另当别论)，包括“亚里士多德、特奥旁普斯、卡利斯提尼、厄弗鲁斯(Ephorus)和德摩卡勒斯(Demochares)”，“此外他还谴责了其他所有的历史学家”(45)。而后，则是以提氏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史学遭受波氏抨击。波利比阿甚至认为其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撰史领域的标杆人物，实则凭赖巧舌如簧地评判他人：
究其原因是，正像其整部作品如此连篇累牍于吹毛求疵与辱骂恶言……我以为他操刀这类伎俩似乎孜孜不倦且有与生俱来的天赋。
由于能言善辩以及对他人的声色俱厉，他大放异彩(46)。
实际上，在希腊化时代早期，类似上述的史学批评并非一家之言，如同期的托勒密埃及史家曼涅托(Manetho)《驳希罗多德》等。进而言之，随着西方古典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成熟，明确系统的专题性史评更是层出不穷。如奥古斯都时代优秀的希腊修辞家兼历史家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的《论修昔底德》，帝国初年伟大的希腊传记史家普鲁塔克的《论希罗多德的恶意》，稍后罗马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琉善(Lucian of Samosata)的《论撰史》等。
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早期希腊化时代史著多是从书本到书本性质的“坐而论道”。与前辈同仁重视实地调勘、亲身探访大相径庭，书斋型史家普遍强调全面彻底地据有书面文献：“倘若一度曾经接近事实真相，则类似于画匠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这一点非常切合提麦乌斯，因为他并非通过实地调查的证据撰史。”如据《西西里史》卷34，提氏自称“背井离乡偏安雅典50有年矣，我得承认，没有实战经验抑或亲身的现场调查”。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他们展开了艰辛的史料工作，举凡当时留存的典籍文献大多深入研究以求充分掌握：
单是收集历史所需文献也是一项非同小可的工作……据他说，他自己在收集亚述文献和调查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伊比利亚风土民情过程中呕心沥血(47)。
事实上，书斋型史家著述实践中的取材来源往往十分广泛(如题铭、石碑、档案等)。而且正是基于掌握了大量相关书面材料，学富五车的提麦乌斯们才能理直气壮地批判前人史著。
尽管波利比阿坦承提氏等人在“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展开历史写作”，但对其“坐拥书斋”强烈不满：“居留雅典近50载得以大量接触前人作品，他自恃具备撰史的素养能为。据此看来，我以为是大错特错。”而且正因轻忽实地调勘与亲身探访，导致《西西里史》漏洞百出：“对阿非利加孤陋寡闻”，“诸如此类的谬误同样显见于有关当地动物的论载”，“就科西嘉而言，他提供了与非洲情形类似的不着边际的论载”。总之，“似乎有意讲述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物事”。凡此种种表明，有关阿非利加、撒丁，特别是意大利的论载皆与事实不符(48)。鉴于此，波利比阿连篇累牍地严厉抨击以提麦乌斯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历史写作的编撰方法：
我们据此认定整体上他对待调查研究仓促草率，而这恰恰正是史学的首要急务。
纸上得来轻松便捷，仅需接触文档丰富的某一城镇抑或附近有一图书馆即可。
叙述是基于主动、被动地身临其境，抑或基于自查文献、转引他人(49)。
波利比阿由是认为，倘若一味沉溺于“古代传世文献无法自拔”，最大的危害则是难以正确地阐释历史。在此意义上，“兼有实践经验与精读文档之长”的波氏表达了其核心的史学观念：
系统的历史研究包含三部分：一是深入研究回忆录……二是实地勘验……三是躬亲政治实务……有些人撰史过程中看似合情合理，即如同纸上谈兵的医务工作者(50)。
上述数则材料表明，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的文献来源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重视直观调研到转而强调“从书籍到书籍”。而身处希腊化中叶的波利比阿对城邦时代、希腊化早期史学实践的批判性理论反思，客观上似乎也从侧面折射了古希腊著史方法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书斋型史家撰述的首要优势在于，往往能够追根溯源地网罗多种抄本、遍览最好的同题文献——而这却是古典希腊时代很难完备，且又通常遭到否弃的历史条件。与此相关的是，希腊化早期历史写作的博学多识性为日后大规模的历史、地理、古物研究，提供了大量极为宝贵的民俗学、人种志、神话学、语源学等文献材料——尽管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显现。事实上以提麦乌斯为显著标识，以后罗马时代流行两种并行不悖但颇为近似的史学方法。一方面，在希腊语地区史家中，继续强调“从书籍到书籍”；另一方面，就罗马本土民族史家而言，热衷于利用当事人回忆录以强调权威可信。相形之下，曾被古典希腊史家奉为圭臬且由波利比阿弘扬的直观调研则鲜有问津。当然不可否认，与希腊城邦时代相比，希腊化时代读写能力与其书面文献的发展水平，似乎也很难短期内获得质的飞跃性提升——实则就整体而言，西方古代社会的读写能力普遍不高，且书面纪录也并不发达(51)。倘如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过于夸大希腊化时代书斋型史家群体“坐而论道”的普遍适用性，以及古希腊史学编撰方法流变过程中的突兀性。相反，还应当辅以一定的直观调研。
三 叙事表达：从如实直书到偏重审美
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学派掀起深入广泛的知识运动，进而确立了全盛时代古典希腊文明两种主要的文化领域(修辞学与哲学)，继起的伊索克拉底与柏拉图则分别是互相竞争的领军人物。然而，哲学从来主要属意于少数精英人士，“希腊文化在其最高水平上所采取的标准形式是修辞学，是演讲的艺术，也是写作的艺术”(52)。较之柏拉图等相对浓烈的“哲学意味”，伊索克拉底坚持认为演说术作为修辞学的核心必须关注现实重大政治问题。诚如论者所言，“修辞学传统中伊索克拉底引发的首要变革是赋予了修辞艺术一种清晰的政治意向”(即雄辩“等同于为城邦呐喊”)(53)。基于是，西方史学近代真正专业化前与修辞学关联紧密。究其原因，一方面，“古人或将认同历史并非一门科学”，很大程度上而是修辞学的分支(54)；另一方面，最为关紧的或许在于，史学与修辞同样侧重政治主题(如为增强说服力，伊索克拉底演说词中经常列举历史实例)。事实上，抽离了政治背景根本无法理解希腊修辞学的本质特征。
修辞学作为“演讲或书写者自觉的媒介操控，目的是尽量确保其主题思想能为特定受众欣然接受”(55)，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史诗、戏剧、哲学等诸多领域，但在历史书写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就城邦时代希腊史家的相关实践来看，一方面，作为说服的艺术仍主要围绕演说术展开，且正是着意于如何明确有效地传达政治主张；另一方面，构撰演说词的直接用意，是帮助说明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当事人的行为动机，而“真实性”则是史家首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希罗多德《历史》中载有大量演说性材料，却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希腊史学奠立阶段的稚嫩性(尚未形成自觉的修辞学概念)。典型实例是波斯人有关民主、寡头和君主政体优劣的对话，明显属于爱奥尼亚时政评论家杜撰的故事讲说(56)。修昔底德作为训练有素的修辞学家(曾遍访多位名师大家研读修辞技艺)，正值希腊讲究文体风格盛行期间。故此文法修辞遍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通篇，尤其是占据全书四分之一容量的百余篇演说词。之后，大量插叙演说词成为西方古典史学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内容。鉴于当时希腊书面文献不足且演说术盛行，修昔底德笔下演说词除少量引用原文外，大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自行代写：“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57)。修昔底德以演说词构撰为核心内容的修辞实践，首先主要意在向颓废昏乱时代宣示希腊世界惨不忍睹的政治现实(58)。如此说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艺术审美取向虽客观存在，但并未过分遭受修辞学的影响。相反，基本上实现了政治天赋、历史真实与文字表达的完美统一。诚如罗马最伟大的散文家、演说家、修辞学家西塞罗盛赞所论，“无法说出他的文章到底是从风格中得到启示后的叙述，还是从思想中得到的措辞”(59)。
城邦体制危机四伏背景下的古典时代后期，修辞学在撰史领域的渗透尤为突出，甚或本末倒置地将构撰演说词等视作展现书写者文采、学识的绝佳途径。典型例证是色诺芬《希腊史》中演说术沦为虚言溢美，《长征记》等则矫揉造作，表明当时“历史书写乃是一种文学形式……当一位艺术家有感于时代风气而直抒胸臆，史书就是文学”(60)。以色诺芬著史实践为标志性过渡，晚期希腊古典史学在虚构成分显著提升的基础上，政治写实意向弱化，而艺术审美情趣凸现。就《希腊史》来看，善于根据长短不一的词句构建不同的叙事氛围，特别是通过诗意的修辞性语言形象生动地描绘戏剧化场景。诚如论者所言，“色诺芬用一以贯之的史学思维构撰这部著作”，而探究其“文学特征”对于认识“作为史著的《希腊史》”意义重大(61)。相形之下，希腊修辞学的继承者们更是不遗余力强调历史书写的文艺价值。如特奥旁普斯等在“伊索克拉底的建议下撰写历史”并生成了“修辞史学”(Isocratean school of rhetorical history)，亚里士多德高足兼亚历山大密友卡利斯提尼等同样“在方法上接近修辞学”(62)。事实上，他们的撰述实践集中昭示了公元前4世纪初史学与修辞日益显现的蜜月关系。
至亚历山大帝以后的希腊化时代，修辞学于撰史领域寻获了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和发展空间。波利比阿由是认为书斋型知识精英不仅误读历史(缺乏实地调勘和亲身探访)，还有意进一步粉饰真相(舞文弄墨而以辞害意)。或许正因如此，《历史》对身为“修辞史学之父”的伊索克拉底大加讥刺(63)。以其针对“提麦乌斯及追随者们”著述实践的相关史评为例：
为了说服乐于推崇他的人，我必须论及他构撰演说的基本原则：如公共集会的声情并茂、针对士兵的慷慨激昂、外交使节的侃侃而谈……他并非记录了当事人具体言论及其实际意思，而是随心所愿地依据可能性言论予以虚构。他描述的演讲及其相关史事，正像修辞学校中人针对某一拟定主题高谈阔论，虽则卖弄了演说技能，但实际上不知所云。
提麦乌斯笔下大量政治的、劝诫的、外交的演说辞令……
为了证明我针对提麦乌斯的指控……我还应从他构撰的演说词中摘要部分内容……从中表明提麦乌斯不仅疏于政治实务，甚至还未达到修辞学校的演说水平……
提麦乌斯及其追随者们正是在类似情形下观望历史研究(64)。
上述材料表明早期希腊化时代演说词与历史书写仍旧浑然一体，意在以此展现史家修辞才艺并赋予叙事以价值、意义，且演说所涉内容也基本不变。但与色诺芬等前辈相比，其间文学虚构成分进一步增强(65)。鉴于古人主要关注演说词是否符合所论人事具体情境氛围，波利比阿甚至根本不承认希腊化史家著述实践中的历史研究特征，而倾向于将提氏《西西里史》等更多称为“修辞作品或修辞性演说词作品”(66)。相反，为了确保历史写作的真实可信，抑或是强烈反感希腊化早期史学而有意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中很少明确涉及演说词。诚如斯言：
为什么我并未展现天赋并继绝大多数史家时尚之后尘而报道演说词……从本书不同段章所引政治家的演说及其著述不难看出，我并非反对这一惯常做法，但动辄随意而为显然有悖于我的理念……抑或它是史家愚弄读者、炫耀学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67)。
随着西部希腊僭主体制与东方希腊化王国君主统治的巩固确立，希腊演说术得以发达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传统难以为继。须知雄辩家皆出自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雅典，并且是民主政治行将崩溃、党派斗争激烈背景下的雅典(公元前420年至公元前320年间)(68)。与此相关的是，希腊化时代历史编撰中典型的修辞学特征进而还体现在：除演说词构撰外，开辟和扩大了许多新的叙事领域——特别是有关事件场景描绘、人物心性刻画等活灵活现的细节性载录。关于这一点，雅典史家弗拉库斯(Phylarchus，生卒年不详)颇有雄辩家慷慨激昂气势的28卷本代表作《希腊史》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为了“真实”展现阿卡亚盟军洗劫曼提尼亚的残暴野蛮而博得全希腊的同情与愤慨等。如此撰史，自然遭到波利比阿的强烈抨击：
他告知我们，曼提尼亚人败降之时惊恐万状，阿卡狄亚最古老、伟大的城市祸从天降，全希腊人不禁惊骇震撼而潸然泪下。为了急切激起读者的怜悯与关注，他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图景：苦命相依的女人们披头散发、袒胸露乳，扶老携幼的夫妇们因将为奴而悲痛欲绝。他所勾画的诸如此类物事遍及史著，竭力要将惊悚恐怖栩栩如生地呈现世人眼前(69)。
在波利比阿看来，真正的鲜明生动源于撰史者的亲身体验，绝非单凭表达实现。相反，文法修辞“除了损害真实而一无是处”。故此，他坚决拒斥早期希腊化史家笔下盛行的相关特性：
鉴于太过沉溺于似是而非的诡辩，如此而为的后果是……即将陷入学院派辩论中将自己培养成动辄“为赋新词强说愁”之人的恶习……他们从来不曾给出哪怕一丝一毫有益于学子的道德、政治论题，而是徒劳无益地将生命耗于构撰似是而非的诡辩之中(70)。
波利比阿的指责言词苛责，那么，优秀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史家是否关注历史真实与文艺美感的统一?如《西西里史》卷6“引言”中，提麦乌斯试图剖析修辞写作与史学编撰的不同之处：
提麦乌斯强调史学最恶劣的缺陷是谎言。
就历史作品而论，倘若它们在风格、论述以及其他层面存有瑕疵但却依然谋求探明真相，或可称作“文体史著”，而一旦它们远离客观史事则不再匹配“史学”这一称号(71)。
表面看来，提麦乌斯似乎明确意识到历史书写与修辞著述的本质差别。而且正是意欲谋求鱼和熊掌兼得，“生性偏爱吹毛求疵他人”的提麦乌斯具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嗜好(72)。突出体现在，“有很高的品味，所以他要修正菲利斯都斯(即费力图斯——引者注)在内容方面的错误，责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笔竟然不够流畅通顺”。进而，他期待《西西里史》“无论是写作的风格或艺术的素养，能够超过修昔底德的标准，同时想要使得菲利斯都斯的作品在对比之下，内容琐碎繁杂像一个刚出道的新手”(73)。但在波利比阿看来，提氏显然并未真正做到言行合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撰史领域强烈的修辞学特征究竟何以发生?
古希腊史学在经历长期的发展之后(主要是以政治军事史为核心题材的写作范型确立)，历史编撰中诸如文体风格、语言表达等叙事层面论题，越来越多地开始受到史家的重视。突出体现在，当时的史学批评不约而同地围绕修辞问题展开——相比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讥刺前人创作，大多侧重题材内容和史料采撰等。事实上，西方古典史家有关史学理论的阐述主要出现在修辞学著作中：批评往往专注于他人的文体风格，至于撰史中其他许多基本问题则少有问津。耐人寻味的是，修昔底德作为古希腊首屈一指的史学大家，在希腊化时代却普遍受到冷遇(74)——许多史家深爱华美丰赡的修辞风格，对其凝重晦涩退避三舍。即使是各求所需的追随者(如特奥旁普斯、提麦乌斯、弗拉库斯、杜里斯等)，同样热衷于模仿他的文体风格(75)。与希腊化初期诸家及西塞罗、狄奥尼修斯等一脉相承，普鲁塔克的下列论断或许别有深意：
本人请求读者无论如何不要把我写的传记，拿来与修昔底德的大作相比，我们知道修昔底德的著作充满怜悯之情，叙述极其生动，谈吐激昂慷慨，将作者内心的感受发挥得淋漓尽致，独特的笔法和简洁的措辞让人无从模仿和效法。
不管怎么说，我有自知之明，不像泰密乌斯(即提麦乌斯——引者注)那样愚蠢(76)。
进而言之，修昔底德叙事的遗风甚或延展至中古(如拜占庭帝国时代普洛科皮乌斯)(77)：表明他具有高超的叙事功力并讲究遣词造句，更折射出希腊化时代以降撰史中修辞元素越发突显和重要。特别是他们的批判性反思，标识史学与修辞关联日益紧密且已上升至系统的理论高度。反观公元前4世纪前的希腊世界，当时文艺创作领域中内容与文体的关系问题尚不明朗(78)。
在上述意义上，运用修辞技巧润饰史著，当是与希腊化早期相关变革密不可分。如就“从书籍到书籍”的史学方法而言，客观上允许乃至要求对枯燥生硬的文献材料进行“必要的”再加工。与此同时，作为古希腊散文叙事体规范发展的产物(79)，逐渐趋于成熟完善的修辞艺术则为感性地戏剧化处理历史人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语言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修辞学对实现撰史目的不可或缺。实际上，这些早在色诺芬史学实践中即已表露明显。有论者曾以《希腊史》中大量演说词构撰为例强调认为，它们“遵循了一种确证色诺芬自己作者身份的通用的发展程式”(80)。但在我们看来，其中更深层次的史学意义或许在于：在以“人物史”为中心且重视撰史道德旨趣的史学背景下，高超的修辞技法(如绘声绘色的事件场景与故事情节描绘、鲜活生动的人物心性刻画)，不仅渲染、强化了英雄个人的历史影响，也是阐发道德评判的内在需要。典型实例是，他的演说词意在纪念希腊史上德性事迹(以大人物操守为主)——希、修等前辈笔下的演说词却主要是为说明事件背景或行为动机。《希腊史》还大量插叙有关领袖人物的逸闻趣事类题材，彰显出强烈的教谕目的(包括暗示优秀领导人必备素质等)。另外，流畅生动的叙事笔法还是播扬久远并影响世人的重要前提，而干瘪乏味是导致波氏《历史》部分散佚的原因之一。换言之，严厉指摘希腊化史家巧言令色且仅为愉悦、魅惑读者撰史，显然是弱化了文法修辞对西方古典史学的深重意义。事实上，置身于讲究文法修辞的社会风尚与审美趣求中，《历史》的叙事风格难免曲高和寡。对此，波氏心有戚戚焉：
当我仅是真实、质朴地描述物事，他们绝不会赞同于我。同样的评论适用于描绘战役、报道演说，以及撰史的其他部分(81)。
四 关于政治史的衰变及其他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上述认知能否为考察希腊乃至西方古典史学整体流变动向，提供某些启示性的解读视角?抑或以之为个案，理出若干深层次性的问题元素?鉴于论题所涉范围远远超出希腊化时代自身，结合罗马时代希腊史家的创作实践，或有助于彰明论题。事实上，后希腊化时代希腊历史写作中体现了许多来自早期希腊化史学的意涵和影响。
1.政治史的衰变与文明史的继起
毋庸置疑，西方政治史传统源于古希腊——“政治”词根出自“城邦”或可佐证。在城邦体制盛极而衰的公元前5世纪，政治生活主宰了希腊的文化领域：主要探讨正义、法律、人性、国家目的(起源与衰落)等论题。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史学观念无论多么不同，共通之处却是作为晴雨表直接映射了城邦制度的兴衰沉浮。如果说色诺芬《希腊史》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标志着古典后期由修昔底德开创的政治史书写范型艰难维继(82)，那么在公民政治与城邦理想灰飞烟灭的希腊化时代，人们则逐渐厌倦并疏离政治生活——反之在城邦体制下，“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83)。基于是，长期曾在西方史坛一枝独秀的政治史传统势必残败。“坐而论道”盛行于世似乎足以证明波利比阿所言：
生来缺乏战事经历之人不大可能写好战争中发生的事情，从不精通政治实务之人也不可能写好这类题材……他们的作品对于读者毫无实用价值。
柏拉图告知我们当哲学家出任国王或国王研读哲学则世事太平。而我要说历史亦然……非是当下例行公事般的敷衍草就，而是坚信此乃毕生矢志不渝(84)。
波利比阿孤寂落寞而特立独行的拨乱反正，目的显然正是要重新确立起政治史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政治史风光不再的历史年代，如何指望提麦乌斯们足不出户地写好同题史著?而早期希腊化时代史学政治维度弱化的深层取向是，某种意义上使得以后卷帙浩繁的文明史编撰成为可能。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旨在为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的民主昌盛摇旗呐喊。但作为“西方文化史之父”，他主要强调的是内涵繁复、文化学意义上的历史世界：跨越数个世纪、不同国族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希波战争则提供了一种叙事视野和文化背景。突出体现在，《历史》前半部分虽以之为框架，却贯穿了许多神话学、地理学、人种学等文化知识，直到后半部分方才叙述战争本身，插叙退居次要地位。事实上其巨大贡献恰恰在于，为后人提供了有关当时已知世界大量非政治化的历史讯息。基于对希罗多德等人的强烈不满，修昔底德通过集中于一个时期、一个国家、一种活动，转而关注政治史视域下希腊世界的现实遭际及未来命运。其余许多“无关紧要”的社会文化史内容，则遭到强力的压制和摒弃。如此似乎意味着希罗多德的文化史学过早夭亡，包罗万象的历史著作显然更无从谈起。
至希腊化时代，历史书写在秉承政治史叙事框架的同时，突出和强调了“去政治化”意义上学识色彩浓厚的古物研究，与当时以收集整理、吸收消化前代知识成就为主要特色的“博学”文化氛围内在一致。尽管很难判定希罗多德的具体影响，但其间文化史的回归意向显而易见。如昂西克里图斯《亚历山大的教育》以亚历山大东征为叙事线索，大量插叙人种志内容(尤其是古印度历史地理)。提麦乌斯《西西里史》虽以局地政治军事史为骨架结构，却载录了地中海世界“有关殖民地移民团、城邦建立以及家族谱系”(85)等论题。下列论述或为旁证：
几乎所有的其他史家，抑或至少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通过探究专门史吸引形形色色的不同群体精读其作品。族谱学一类吸引热衷于故事讲说之人，描述殖民聚居地、城邦建立及其宗脉血缘……吸引涉猎新奇和专研学问的爱好者(86)。
在笔者看来，热衷于文化史题材或许正是政治史衰变背景下史学讲究学识性的深意体现。另一方面，倘若所谓“政治史”涵括“战争、淤滞、非希腊国族叛乱、邦内邦际关系、政体演变以及相关物事”(87)，希罗多德解读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广度与深度，显然难和修昔底德媲美。突出体现在与通过探明原因注重事件解释相比，通过罗列众多说法(如“据说”)强调事件本身。事实上，《历史》中往往并无有关某一事件具体而清晰的因果链条。相反，其中关于政治事务的载录要么泛泛而论(如强调海权对国家兴亡至关重要)，甚或是通过宣示人事无常以激起读者情感共鸣(如吕底亚、米底等转瞬亡于波斯)。鉴于此，他著史“政治敏感性”不强，某种意义上能否视作政治史真正兴起、成型之前的真实写照?
通过汲取提麦乌斯等人的史学方法和稍后波利比阿的整体史视野，希腊化晚期史家主要关注“非政治化”的文明史写作(以罗马史为中心)。一方面，他们承认罗马主导下的地中海世界新秩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竭力强调后起之秀崛起过程中的“希腊文明元素”。突出体现在，狄奥多鲁斯(Diodorus)30卷本《历史文库》作为古代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地中海文明史，谋求论载希腊与蛮族土地上的“全部事迹”。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代》通过载论波氏《历史》涵盖之前的罗马史，主要在文化而非政治的意义上盛赞罗马崛起。不仅如此，政治史的衰变也使得“坐拥书斋”大行其道：既然大量涉及古往今来视域下有关异国他乡的文明史题材，亲身探访与实地调勘则捉襟见肘而难以为继。如百科全书式知识集成《历史文库》耗费30年光阴收罗文献，坦承主要是借鉴了提氏等人的二手文献。又如《罗马古代》作为古物研究性史著，卷一“前言”中自诩曾广泛涉猎希腊、罗马作家的“许多著作”。究其原因，显然其间存有来自罗马的压力：至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民族文化逐渐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进而谋求与师者希腊较量比拼。希腊人的民族构成、政治地位整体上处于劣势，如今文化领域同样面临边缘化的危险(88)!许多文明史著述蔚为壮观(含斯特拉波地理学研究等)于屋大维朝，绝非偶然。典型实例是，狄氏《罗马古代》正是要与波氏分庭抗礼：探明罗马崛起的关键是解读其文化渊源，故此与全面地主要借鉴希腊文明密不可分!
学术色彩浓厚的文明史继起折射了希腊化时代著史功能的微妙变化，即通过传播趣味性知识愉悦世人。希罗多德《历史》虽为研究成果但并不否认愉悦性，修氏则强调务必摒弃诸如此类才能服务于实际政治需要：“我的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89)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身为政治史之父的他竟沦为修辞学教父而泽被后世。相反，其最重要的史学遗产(严谨求实的史料批判、客观中立的叙事立场)却少有问津(90)。与此相关，倘若城邦体制下民主政治衰落是古希腊史学政治史书写式微的根本原因，则希腊化史学在演说词(它本身已衰落)构撰外开辟和扩大新的叙事领域也许同样情有可原。当然不可否认，希腊化史学社会功能的另一体现是道德旨趣，显然这又与“人物史”叙事转向有关。
2.道德史观视域下人物史写作的“去政治化”及其文明史意向
不可否认，希腊化时代人物史写作堪为君主独裁体制下政治史的变异性延伸：影响历史的是军政舞台上位高权重之士，目的也是通过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实例予以伦理教化。但拒斥严肃的宏大叙事、专注大人物的日常琐碎，某种意义上同样可以视作史学“去政治化”的重要表征。不妨以罗马时代影响最大的希腊史家普鲁塔克及其《希腊罗马名人传》为例，如论载亚历山大帝和凯撒(91)。
为彰显道德目的与英雄史观，普鲁塔克作为西方传记史学奠基人明确区分了传记与历史，强调趣闻轶事类题材更能展现道德品性。尽管传主皆为政治家、军事家，但其“去政治化”视域下的文明史意向却是旗帜鲜明。突出体现在与早期希腊化史家一脉相承——如提麦乌斯《西西里史》强烈的传记化特征是其能够成为普氏传记写作中文献来源的重要诱因(92)，关注大人物的小事情而非重大事件中的公民集体，进而将高高在上的英豪们世俗化、乃至娱乐化(通过围绕当事人喜怒哀乐的故事讲说)。且基于根深蒂固的希腊文明优越论，普鲁塔克首创“平行列传”叙事体例，意在强调希腊人即使在政治军事领域同样辉煌并足以和罗马媲美。
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史写作中的“去政治化”及其文明史内涵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嬗变过程。希腊化背景下亚历山大帝的沉浮录，或许正是其中的典型缩影和真实写照。早期希腊化史家的人物史载论中，往往是政治活动、军事成就与其他方面交相辉映。如在亚历山大帝统治时代，御用史家著述与部将回忆录大体如法炮制，以求尽可能“真实地”美化其光辉事迹。自此以后，有关亚历山大帝形象的构建开始逐渐出现意趣分野。一方面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特别是对于说明帝国分裂后继承人的统治合法性意义深重。突出体现在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希腊化王国竭力通过铸币、塑像、绘画等多种途径，将亚历山大作为征服者、统治者的英明伟大晓谕臣民。另一方面，历史家等书斋型知识精英则更多通过文本性描绘(侧重于私生活、体貌特征、性格心理等)，将理解中的人物形象各行其是地告知读者。随着希腊化王国的没落衰亡，民间化解读逐渐超越官方立场而胜出。至罗马时代，希腊史家更多强调以“非政治史”的视角阐释亚历山大的成功与伟大(93)。普鲁塔克(含阿庇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等)专注于文明史视域下诠释这位“希腊人”的杰出代表，良苦用心恰在于比对性地解构罗马人政治军事领域的“一家独大”。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提麦乌斯竟曾痛斥作为“蛮族”“暴君”的亚氏，一如特奥旁普斯笔下“毁灭”希腊文明的其父腓力!
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学家广泛采用“从书籍到书籍”的编纂方法，就文献收集与采撰而论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有关异地他乡山川地貌、生活习俗等社会文化史意蕴浓厚的材料，二是人物史中与德性评判相关的趣闻轶事类题材。故而，它在受到狄奥尼修斯、狄奥多鲁斯等典型的文明史家推崇的同时，也多被传记史家所青睐。诚如普鲁塔克竭力强调指出的：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凭着腹笥写出一本历史著作，他必须收集各种资料，主要是来自各种版本的读物，并非很容易在任何地区都能轻易获得……最关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居住在一个“著名的城市”，不仅人烟繁密而且文风鼎盛，这里典藏为数众多的各类书籍(94)。
结合前述《历史》史评我们知道，波利比阿曾数度质疑早期希腊化史家：收罗书面文献与亲身探访相比究竟何者更辛劳、更关键?而在普鲁塔克，波氏的迂腐言论又是多么的不可理喻!
3.希腊化时代古典希腊史学“严肃求真”叙事传统的衰落
毋庸置疑，城邦时代希腊史学编撰的主要目的旨在确立历史真相，且“事件史”中很少牵涉到直接褒贬。突出体现在，古典希腊史家动辄以“人类”等为代表主角的历史书写，似乎并不寻求与特定人事亦步亦趋的雷同吻合。进而言之，又如希罗多德将各种材料编撰成文同样需要一定的历史虚构。但其前提是往往真诚坦率地告知相关处理的缘由、局限，并尝试凭借自身学识、经历等审慎地辨明真相(95)。至于修昔底德史学的严谨求实与客观理性，更是举世公认而备受称道。实际上从希腊史学萌发伊始，优秀的希腊史家大多体现了爱奥尼亚哲学推崇的批判主义立场。典型实例是，普遍注重理性地重估源于口传材料的客观事实(96)。当然不可否认，古典希腊史家诉诸于目击证言的直观调研也为后人评判其真实性增加了许多难度。对此，波利比阿同样强调指出：
拙著中我不时阐发类似立场而如下所言：正如活生生的人倘若失却双眸将百无一用，倘若将事实从史著中摒除则仅余荒唐的无稽之谈(97)。
遗憾的是，早期希腊化时代撰史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及其具体实践表明：与文献多寡、史料批判等传统制约相比，书写者的立场、态度逐渐开始成为影响历史真实的主要因素。突出体现在，私人恩怨与民族偏见等往往交织勾连，进而深刻影响到史家究竟能否如实直书——何况“赏善罚恶”就必须品评当事人的正邪美丑。事实上，这一点早在色诺芬笔下即已难辞其咎：“探寻道德教益中倘若他并未掩饰客观真相，将是不可思议。”(98)典型实例是特奥旁普斯笔下关于腓力二世的描述充斥了“愚蠢而牵强的诟骂”，“尤其是以侮辱谩骂性的措辞”载史；提麦乌斯“为私人仇怨蒙蔽”，热衷于通过“口无遮拦的毁谤讥讽”论载西西里统治者，等等(99)。相比历史人物评价，希腊史家腓力努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生卒不详)与罗马民族史学奠基人法比乌斯(Fabius，约公元前254年—?)围绕布匿战争爆发究竟孰是孰非的激烈攻讦，更充分彰显了地方爱国主义对历史真相的“严重偏离”。诚如波利比阿强调指出的：
腓力努斯与法比乌斯并未完全阐明真相……基于固执己见与坚定袒护，腓力努斯认为迦太基人处事明智、公道且果敢而罗马人大相径庭，法比乌斯则持有反方立场(100)。
更加遗憾的是，爱憎褒贬若再辅以强烈的修辞特性，必使辨明真相大增难度：就“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历史书写中所谓真实的本质与作用”而言，古典史家的标准大多与此相关，以至于竟有论者愤怒断言“历史是表现的历史，绝大多数历史荒诞不经”(101)!城邦时代希、修等人虽有特定的文体风格，但很大程度上是题材的内在需要和个人文才的自然流露。相形之下，修辞应用使希腊化时代以大人物为中心的撰史实践如虎添翼。特别是细致入微的心性刻画与连篇累牍的琐事载录，有助于深入挖掘、展现内里复杂的道德意蕴。如弗拉库斯以雄辩术式的叙事风格，将人物评判上升至修辞高度(包括极力颂扬斯巴达王、恶语中伤阿卡亚领袖等)；提麦乌斯则通过脸谱化处理，成功地将僭主人物妖魔化而抬高反对派——诚如普鲁塔克所讥刺的，“不过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作家”(102)。倘如是，部分学人所论或有夸大其词之嫌，某种意义上却道出了其间的一种流行症状。若将考察视野下延，拜占庭帝国伟大史家普洛科皮乌斯的慷慨陈词，也从侧面表明长期以来这一点竟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聪慧伶俐的人适于搞修辞学……只有实事求是的人适于写历史。遵照这一原则……完全如实地记下在有关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不论他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103)。
五 余论
以上所论关涉到西方古典史学发展史上许多大体正确但细节不明的紧要论题，亟待进一步探讨。
就城邦时代希腊史学来看，一方面，既然修昔底德传统在经历古典末期短暂的回光返照后旋即湮没无闻，那么希罗多德的文化史范型是否并且如何“大放异彩”；另一方面，既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古典史家的著述不同程度上含有修辞学特征，那么早期希腊化时代与之更多的本质性差异何在。若是早期希腊化历史书写承上启下，一方面，古典希腊史学向希腊化时代转进过程中，色诺芬史学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既然以修氏传人自居的他某种意义上即已彰显了希腊史学严肃传统的衰落；另一方面，罗马史学萌发阶段的“希腊元素”如何可能——不仅对它影响直接的是早期希腊化史学，且希、修等人遗产同样由此薪火相传。如就早期希腊化史家来看，一方面因著述大多散佚，无从详尽得知诸家的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特别是有关英雄人物与重大事件、历史编撰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他们的史学遗产在遭到波氏批判否定且罗马社会历史巨变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对以后罗马时代史学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其中余脉延展而至古典文明崩溃前夜。与此相关的是，希腊化中期正式肇始的古希腊史学传统与拉丁民族史学融汇合流过程中，波利比阿的撰述实践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自此以后，罗马历史逐渐成为希腊史家编撰的对象。
即使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书写内部，同样也存在许多差异。如就时间层面来看，紧邻色诺芬之后马其顿崛起背景下(主要是亚历山大帝时代)的写作实践与提麦乌斯时代及至波利比阿时代，三者前后相续的阶段性差异具体怎样。如就地域层面而言，早期希腊化时代史学阵地开始从本土转移、扩大至西部希腊(西西里史学派竟成主流范式的集大成者)。其间一种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却是，北非、西亚等新兴的希腊化重地(尽管亚历山大里亚已然取代雅典而风头强劲)史学撰述仍旧步履蹒跚，很难与传统意义上的希腊世界比肩媲美。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当地的历史写作竟也深刻打上了希腊化时代的烙印。如曼涅托坚决拒斥希氏《历史》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的相关论载，另撰希腊语《埃及史》。同时期巴比伦祭司伯鲁苏斯(Berossus)则通过希腊语《巴比伦史》，彰显悠久灿烂的西亚文明。更为关键的是，就早期希腊化时代撰史领域中一系列深刻流变自身而言：一方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之视为古希腊史学传统的式微，乃至预示着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转型及其发展趋向；另一方面，假设生成背景、目的旨趣、编撰方法、叙事表达等皆与希腊化时代历史变革紧密相关，能否另在史学以外的某些文化境况中宏阔地给以观照?再则，倘若仅以希腊化史家现存零星断章立论，多大程度上能够断言古希腊史学历经了重大流变(如主要关注于“道德论题”而对历史真实不以为意等，残篇表明部分史家曾耗费大量心血开展调研工作)。相关的是，倘若单凭波利比阿明显存在偏见的史评立论，是否难免以偏概全之嫌?何况，早期希腊化史学还构成了波氏撰史的直接背景(如承袭和借鉴提麦乌斯史学遗产)(104)。
另需强调指出的是，本文研讨中所面临的诸多重点、难点，往往皆不同程度上涉及抑或兼具本体论、方法论的性质。突出表现为，如何才能进一步简化、凝炼时空范围，以期凭借更为集中而深入的探究，揭示史学文化与社会存在间的互动关联；如何才能在宏阔而悠远的时空背景下，明晰界定诸多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内涵与外延，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主要由于笔者学识愚陋，加之文献匮乏、超出考察范围，兹不赘述。
附记：拙文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值此发表之际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页。
②波利比阿：《历史》[W.R.Paton trans.,The Histories(Loeb Classical Library)]，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22年版。以下引文皆由笔者据此译出，并随文标注原始卷章码。
③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8、25、7章。
④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⑤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21页。
⑥安戈洛斯·查尼奥蒂斯：《希腊化世界中的战争：社会与文化史》(Angelos Chaniotis,War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⑦波利比阿：《历史》，第29卷，第12章。
⑧⑨波利比阿：《历史》，第8卷，第9、10章。
⑩关于远征中诸位史家撰述实践的大致情形，参阅保罗·庇德希：《亚历山大帝史传：卡利斯提尼、昂西克里图斯、尼尔卡斯、托勒密、亚里士多布斯》(Paul Pédech,Historiens compagnons d'Alexandre:Callistène,Onésicrite,Néarque,Ptolémée,Aristobule)，巴黎：经典出版社1984年版。
(11)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3章。关于提麦乌斯撰史主题的更多详情，参阅莱昂内尔·皮尔森：《西部希腊历史学家：提迈乌斯与其前辈》(Lionel Pearson,The Greek Historians of the West:Timaeus and His Predecessors)，亚特兰大：士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7章：狄奥尼修斯，第8章：泰莫利昂、阿伽托克勒斯、庇鲁士；特鲁斯戴尔·S.布罗恩：《陶洛米尼姆人提麦乌斯》(Truesdell S.Brown,Timaeus of Tauromenium)，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章：当代(从公元前409—前408年间迦太基人侵袭西西里至阿伽托克勒斯离世)。
(12)查尔斯·威廉·弗尔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的本义》(Charles William Fornara,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13)有论者强调希、修等人撰史“首要意在载录成功事迹”；而在我们看来，他们更专注于双方战略失误及天灾人祸等负面题材，以阐发重大战事的政治伦理意蕴。参阅戈登·S.施林普顿：《古希腊时代的历史与记忆》(Gordon S.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等：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14)相关研究成果，参阅弗吉尼亚·J.芬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笔下的过往与塑造》(Virginia J.Hunter,Past and Process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5)弗朗西斯·博纳尔：《鉴往：4世纪散文中历史的道德功用》(Frances Pownall,Lessons from the Past:The Moral Use of History in Fourth-Century Prose)，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该书主要是以色诺芬等人为例而展开讨论。
(16)波利比阿：《历史》，第15卷，第34章。
(17)波利比阿：《历史》，第8卷，第9、11章。关于特奥旁普斯论述腓力王的复杂详情，参阅戈登·施林普顿：“特奥旁普斯《腓力史》中的腓力”(Gordon Shrimpton,“Theopompus' Treatment of Philip in the ‘Philippica’”)，《菲尼克斯》(Phoenix)第31卷第2期(1977年夏季号)，第123～144页。
(18)关于《亚历山大的教育》叙事意旨、题材的更多详情，参阅特鲁斯戴尔·S.布罗恩：《昂西克里图斯：希腊化时代史学研究》(Truesdell S.Brown,Onesicritus:A Study in Hellenistic Historiography)，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
(19)关于特奥旁普斯影响希腊化早期史家的具体详情，参阅米歇尔·阿迪亚赫·弗洛尔：《开俄斯人特奥旁普斯：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与修辞》(Michael Attyah Flower,Theopompus of Chios:History and Rhetoric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68页。
(20)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15、24章。
(21)如亚里士多德等人倡导以“生平或生活方式”为中心的传记写作，参阅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修辞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卷第8章、第二卷前17章等相关论述。又如亚氏门徒、逍遥派先锋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1—前287年)擅长伦理学、历史研究，并开创了西方“性格描写”的先河，代表作《典范人物志》(On Moral Characters)深入细致地描绘了30种基于准确观察而来的道德品性图像，详情参阅雷立柏主编：《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卷一》，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三篇之“泰奥弗拉斯托斯：《品格论》(041)”。
(22)波利比阿：《历史》，第15卷，第36章。
(23)F.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政治理论”(R.I.温顿等撰，张强译)，第38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7页。
(2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9、487页。
(25)比较参阅H.D.韦斯特莱克：《修昔底德笔下的个人》(H.D.Westlake,Individuals in Thucydides)，剑桥等：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斯蒂芬·福德：《野心勃勃：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得与帝权政治》(Steven Forde,The Ambition to Rule: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伊萨卡等：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前者探讨了修昔底德史著中的“个体力量”，后者强调此在有关亚西比得等主要人物的论载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26)参阅彼得·J.弗里斯：《修昔底德两面性》(Peter J.Fliess,Thucydides of Bipolarity)，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7页(“引论”)。其间，论者据此意在“系统展示希腊城邦之间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一如当时史著中所含”。
(27)文中相关引论依据1979年企鹅古典丛书版本[Xenophon,A History of My Times(Hellenica),trans.by Rex Warner]。
(28)参阅J.蒂勒里：《色诺芬与其所在时代的历史》(J.Dillery,Xenophon and the History of his Times)，第8章：《希腊史》卷5与斯巴达人的罪行，伦敦等：劳特利奇出版社1995年版。
(29)J.蒂勒里：《色诺芬与其所在时代的历史》，第6页。
(30)参阅威廉·爱德华·希金斯：《雅典人色诺芬：个人问题与城邦社会》(William Edward Higgins,Xenophon the Athenian:The Problem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of the Polis)，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1977年版，第7页(“引论”)。是书通过文本解读将色诺芬全部作品(oeuvre)视为有机整体，进而主要探究著者有关“个体与城邦关系的思考”，并且强调其作为主导思想“统一了他所有不同领域的写作活动”。
(31)波利比阿：《历史》，第8卷，第11章。
(32)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著，陈恒等译：《希腊化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33)参阅波利比阿：《历史》，第3卷，第10章；第6卷，第7～8章；第8卷，第10章；第9卷，第22～23章；第10卷，第2、21章；第15卷，第35～36章。
(34)波利比阿：《历史》，第6卷，第11章；第10卷，第26章。
(35)参阅库特·冯·弗里茨：《希腊史学(卷1：肇始至修昔底德)》[Kurt Von Fritz,Die griech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Band 1:Von den Anfngen bis Thukydides)]，柏林：德古意特出版社1967年版。是书指出希罗多德之前的地理学研究对古希腊史学滥觞，以及广泛游历对他逐步成为一名伟大史家等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影响。
(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页。
(37)参阅罗莎琳德·托马斯：《古典时代雅典的口述传统与书写纪录》(Rosalind Thomas,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96、198页；罗莎琳德·托马斯：《古希腊的读写与口述》(Rosalind Thomas,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4、9、139～140页。
(38)N.卢拉吉编：《希罗多德时代历史学家的技艺》(N.Luraghi eds.,The Historian's Craft in the Age of Herodotu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是书以希罗多德为主探讨古希腊史学滥觞的历史背景，包括史家所在时代的社会、文学背景，口传、书面材料的融合及其影响，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背景下书写者的知识结构等。
(39)查尔斯·威廉·弗尔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的本义》，第48页。
(4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页。参阅戈登·S.施林普顿：《古希腊时代的历史与记忆》，第46、128～129、190～198页，“附录2”(Appendix 2)。
(41)参阅道格·克里：《口述化的色诺芬》，引自伊恩·沃辛顿编：《语音到文本：古希腊口述与读写》(Doug Kelly,“Oral Xenophon”,in Ian Worthington eds.,Voice into Text:Orality and Literacy in Ancient Greece)，莱顿：E.J.布里尔出版社1996年版，第9章，第149～163页。
(42)参阅鲁道夫·布鲁姆：《卡利马库斯：亚历山大里亚大帝图书馆与书目文献学起源》[Rudolf Blum,Kallimachos:The Alexandrian Library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ography(trans.by Hansh Wellisc)]，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239页。是书以之为例，强调《希腊图书总目要览》(Pinakes)标志着“希腊民族文献学”的正式源起。
(43)波利比阿：《历史》，第10卷，第47章。
(44)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5以下、28章。
(45)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3、28章。关于提氏可能熟知的希腊史家及著述，参阅莱昂内尔·皮尔森：《西部希腊历史学家：提迈乌斯与其前辈》，“1引论：最初的西部历史学家”，第1～18页；“2：菲利斯图人等”，第19～36页(Ⅰ.Introduction:The Earliest Western Historians; Ⅱ.Philistus and Some Others)。
(46)(47)(48)(49)(50)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5c、26d，25g、25h、28a，6、25d、3、4c，4c、27、28a，12b、26e、25e章。
(51)参阅威廉·V.哈里斯：《古代读写》，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William V.Harris,Ancient Literacy)，“第1章：希腊、罗马人的读写水平”(Chapter 1:Levels of Greek and Roman Literacy)，“第2章：希腊—罗马世界读写的功能”(Chapter 2:The Functions of Lite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以当时书面文献记录为例得出结论认为：古希腊最多10％、罗马不足15％的人口真正识文断字；究其原因，在于书写材料造价高昂，缺少系统完善的学校教育，掌握书写的经济动因，口述传统对广大民众的持续性影响等。
(52)参阅芬利：《希腊的遗产》，“第八章，教育与修辞”(H.-I.马鲁撰，唐均译)，第208、214～215页。
(53)塔基斯·波拉库斯：《为城邦疾呼：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教育》(Takis Poulakos,Speaking for the Polis:Isocrates' Rhetorical Education)，哥伦比亚：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5页。
(54)查尔斯·威廉·弗尔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的本义》，第2页。
(55)参阅托马斯·库勒：《古希腊修辞学的起源》(Thomas Cole,The Origins of Rhetoric in Ancient Greece)，巴尔的摩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引论”第9、10、12页。
(56)关于希罗多德笔下演说词构撰的更多详情，参阅帕沃·霍蒂：《希罗多德史著中的言行互动》(Paavo Hohti,The Interrelation of Speech and Action in the Histories of Herodotus)，赫尔辛基：芬兰社科出版社1976年版；J.M.范·欧普霍伊森、彼得·斯托克：《语言释读：希罗多德第7卷第5与8～18章中的战争演说》(J.M.Van Ophuijsen and Peter Stork，Linguistics into Interpretation:Speeches of War in Herodotus VII 5 & 8～18)，莱顿等：E.J.布里尔出版社1999年版。
(5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9～20页。
(58)参阅H.F.哈丁编：《修昔底德演说》(H.F.Harding eds.,The Speeches of Thucydides)，劳伦斯：科罗纳多出版社1973年版；马尔茨·科根：《人事：修昔底德史著的演说与原则》(Marc Cogan,The Human Thing:The Speeches and Principles of Thucydides' Histo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前者强调修氏撰史主题是人性、权力、战争及其运行机制，所有精华集中展现于全书140篇演说词中；后者将书中全部演说分为两大部分(“出现于事件发生前夕”和“由演说建构的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阐释”)，强调其有助于辨明“这部史著撰述的原则”(“引论”，第9页)。
(59)西塞罗：《论演说家》，第404页，引自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比较参阅同卷，第414～415页。
(60)W.P.亨利：《希腊历史写作：基于色诺芬<希腊史>的史学考察》(W.P.Henry,Greek Historical Writing: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Xenophon's Hellenica)，芝加哥：阿戈尔公司1967年版，第193页。
(61)维维恩·格雷：《色诺芬<希腊史>的特质》(Vivienne Gray,The Character of Xenophon's Hellenica)，伦敦：杜克沃斯出版社1989年版，“引论”第9页，比较参阅正文76、141页等。
(62)西塞罗：《论演说家》，第2卷，第404、405页。
(63)波利比阿：《历史》，第31卷，第3章；第32卷，第2～3章。
(64)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5a、25i、25k、26d章。
(65)参阅埃莉诺·蒂姬：《希腊演说体制：从希罗多德到琉善》(Eleanor Dickey,Greek Forms of Address:From Herodotus to Lucian)，牛津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重点是以公元前450年—公元前200年间(雅典为主)25位知名人士的作品为例，旨在尝试根据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视角梳理古希腊文学中的演说体系：“通过揭橥希腊史上特定演说的内涵以助文学阐释，解读希腊的社会结构，基于现代语言考察其社会语言学命题。”(第247页)并认为后代作家倾向于沿袭、借鉴古典时代即已大体定型的演说形制(第251页)。
(66)关于提麦乌斯撰史中演说词构撰的更多详情，参阅莱昂纳尔·皮尔森：“提迈乌斯史著中的演说”(Lionel Pearson,“The Speeches in Timaeus' History”)，《美国语文学报》(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第107卷第3期(1986年秋季号)，第350～368页。
(67)波利比阿：《历史》，第36卷，第1章。关于《历史》中演说词构撰详情，参阅第3卷，第63～64、109～111章；第5卷，第104章；第9卷，第28～39章；第10卷，第25章；第11卷，第4～6、28～29章；第15卷，第6～8、10～11、18～19章等相关论载。
(68)参阅约希亚·欧伯：《民主时代雅典的群氓与精英：修辞、意识形态与民众权能》(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哈维·尤尼斯：《驯养民主：古典时代雅典政治修辞范式》(Harvey Yunis,Taming Democracy: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伊萨卡等：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者通过考察雅典雄辩术、意识形态与公民职权的复杂关联，旨在“展示一种民主政治文化如何形成，及其如何通过……演说(尤其是公开雄辩)自我维系”(“引论”，第14页)；类似地，后者则以修昔底德等雅典政治思想家为例，旨在探讨他们“如何理解修辞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布道手段”(“引论”，第11页)。
(69)波利比阿：《历史》，第2卷，第56章。查尔斯·威廉·弗尔纳拉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的本义》，通过探讨所谓“悲剧史学”(tragic historiography)，强调赋予史著“悲剧”特征(如故事情节曲折、命运突变等)是古代史家(如Duris of Samos)蓄意为之(第124～134页)。
(70)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6c章。
(71)(72)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11、12，4a章。
(73)(76)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942、941，941页。
(74)关于希腊化之初接受修氏的详情，参阅西蒙·霍恩布罗尔：“公元前4世纪与希腊化时代关于修昔底德的容受”(Simon Hornblower,“The Fourth-Century and Hellenistic Reception of Thucydides”)，《希腊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15卷(1995年)，第47～68页。
(75)参阅西塞罗：《论演说家》，第二卷，13，第404页。
(77)参阅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等译：《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一卷，第一章，第1～2节。
(78)参阅托马斯·库勒：《古希腊修辞学的起源》，第7章：修辞学与散文。
(79)参阅肯尼斯·多弗：《希腊散文的流变》(Kenneth Dover,The Evolution of Greek Prose Style)，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97年版：论者强调希腊散文叙事古风时代发端，公元前4世纪成熟完善。另外，比较参阅萨拉·里尔雅：《早期希腊散文体式》(Saara Lilja,On the Style of the Earliest Greek Prose)，赫尔辛基：芬兰学术出版社1968年版。
(80)维维恩·格雷：《色诺芬<希腊史>的特质》，第183、185页，比较参阅第97、138页等。
(81)波利比阿：《历史》，第29卷，第12章。
(82)参阅E.M.索利斯：《色诺芬与修昔底德：特别参照修昔底德影响语境下<希腊史>中色诺芬史学方法研究》(E.M.Soulis,Xenophon and Thucydides: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Methods of Xenophon in the Hellen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nfluence of Thucydides)，迪斯：雅典出版社1972年版。是书认为色诺芬尽管深受修氏影响，但“虚伪”并且缺乏作为历史家的基本素养，特别是对现实政治的肤浅解读。而在我们看来，误读本身或许映射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危机背景下政治史的衰变。
(8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9页。
(84)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5g、28章。
(85)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26d章。
(86)波利比阿：《历史》，第9卷，第1章。
(87)本雅明·希姆莱：《希罗多德笔下的政治与理念》(Binyamin Shimron,Politics and Belief in Herodotus)，斯图加特：弗朗茨·施坦纳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是书通过探讨“希罗多德的政治性理解与思维的范围、素质”，强调其欠缺相关领域的历史分析能力。
(88)关于罗马扩张背景下(即希腊化时代中后期)曾经“先进的”希腊文明落败及与其随之而来的民族认同危机，参阅彼得·格林：《从亚历山大到雅克兴：希腊化时代历史演变》(Peter Green,Alexander to Actium: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A.W.布洛赫编：《图像与意识：希腊化世界的自我定义》(A.W.Bulloch eds.,Images and Ideologies:Self-Definition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页。
(90)事实上，修昔底德对罗马民族史学的影响也主要是在修辞层面。有鉴于此，A.J.伍德曼《古典史学中的修辞：四题》以修昔底德、西塞罗、萨鲁斯特与李维、塔西佗为例研究古典史学修辞问题，指出他们深受修氏影响。另外，比较参阅托马斯·弗朗西斯·斯卡尼昂：《修昔底德对萨鲁斯特的影响》(Thomas Francis Scanion,The Influence of Thucydides on Sallust)，海德堡：卡尔文出版社1980年版。
(91)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195页。或许绝非偶然，与普氏同代的罗马史家塔西佗在其政治色彩浓烈的正统史著中表达了类似主张。鉴于此，诚如塔氏挚友小普林尼指出的：当下史学旨在谋求“对任何喜欢聊天和逸闻趣事的人都有吸引力”[参阅《书信集》(William Melmoth trans.,Letters)，纽约：麦克莱伦出版公司1915年版，5.8.]。
(92)关于普鲁塔克与前代希腊同仁历史写作的紧密关联，参阅P.A.斯塔德特编：《普鲁塔克与史学传统》(P.A.Stadter eds.,Plutarch an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伦敦等：劳特利奇出版社1992年版。
(93)参阅安德鲁·F.斯特瓦特：《权能面相：亚历山大肖像与希腊化时代政治》(Andrew F.Stewart,Faces of Power:Alexander's Image and Hellenistic Politics)，伯克利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中相关论述，主要借鉴了是书的研究成果。关于亚历山大传记史写作其他详情，亦可参阅C.布拉德福德·威尔斯：《亚历山大与希腊化世界》(C.Bradford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多伦多：A.M.哈克特出版社1970年版；A.B.博斯沃斯：《亚历山大传奇：继业者治下的政治、战争与宣传》(A.B.Bosworth,The Legacy of Alexander:Politics,Warfare and Propaganda under the Successor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514页。
(95)关于希氏史料采撰及其辨伪考证的具体详情，参阅德勒特弗·费林：《希罗多德与其“材料”：引用、虚构与叙述艺术》(Detlev Fehling,Herodotus and his “Sources”:Citation,Invention and Narrative Art,trans.by J.G.Howie)，利兹：弗朗西斯·凯恩斯出版社1989年版。
(96)德国著名古典学家雅克布曾以雅典阿提卡地方志史家为例(特别是族谱学研究)展开论述，参阅菲利克斯·雅克布：《阿提卡：古雅典地方志》(Felix Jacoby,Atthis: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ncient Athens)，纽约：亚诺出版社1973年版。
(97)波利比阿：《历史》，第12卷，第12章。
(98)维维恩·格雷：《色诺芬<希腊史>的特质》，第184页。
(99)波利比阿：《历史》，第8卷，第9～11章；第12卷，第15章。
(100)波利比阿：《历史》，第1卷，第14～15章。
(101)参阅A.J.伍德曼：《古典史学中的修辞：四题》，第213页；库特·冯·弗里茨：《希腊史学(卷1：肇始至修昔底德)》，第67页。
(102)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42页。
(103)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等译：《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
(104)参阅波利比阿：《历史》，第11卷，第5章；第39卷，第8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