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祖杰:相遇在城市:19世纪美国城市问题探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23: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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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祖杰  

   内容提要:19世纪美国的城市化,改变了人们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重新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来自不同族群、不同环境的新老移民在城市相遇,制造出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对旧秩序构成挑战;另一方面,迅速增加的社会财富,冲击着建国后形成的相对简单的市政管理系统,让很多城市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多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除了制度上的原因之外,种族与阶级界限的经常重合也是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根源之一。

   关 键 词:美国城市  移民  本土主义  种族隔离  黑幕揭发  American City  Immigrants  Nativism  Racial Segregation  Muckrakers

  

   美国建国之初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根据1790年的联邦统计,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5.10%;全国只有8个城市人口超过8000人,其中人口最多的费城是43000人,其次是纽约,人口达到33131人。而根据1900年的统计,城市人口已经达到全部人口的39.75%。①从1860年到1910年的半个世纪,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地成长起来,城市人口在这半个多世纪增长了近7倍,5万人以上的城市从16个增加到109个,其中25万人以上的城市达到11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成了城市居民,中西部的城市发展尤其迅猛,芝加哥仅1880年到1890年十年间人口就翻了一番,同一时期明尼苏达州的双城(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人口翻了3倍,其他如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和克利夫兰的人口增长率达到60%和80%不等。②

   现代城市的崛起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也是现代化最为自豪的成果之一。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很多人会把城市跟现代等同起来,因为城市是现代化的窗口,集中展示了现代化的各种面相。如同领跑现代化的英、法等欧洲各国一样,19世纪美国工业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城市化。英国城市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戴欧斯(Harold James Dyos)指出:“19世纪城市的发展,不仅标志着一个能够感受到很多现代性的渴望与期待的新时代的开始,而且也是一个从此以统一的全球化形式观察的过程的肇端。从那时起,世界的城市化第一次汇聚起声势,形成人类可被感知的当代历史模式。”③城市化改变了人类维持了几千年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也重新塑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现代城市对民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既有光鲜亮丽的建筑、街道和商业橱窗,又有各种工作、生活上的方便设施。然而,工业城市在激发了人们无穷希望的同时,也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和恐惧。哲学家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将城市描述为国家的“风暴中心”,“奢侈汇集而来——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炫目、诱人”。而另一方面,这里也有“令人绝望的饥饿”。④城市汇集了来自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各个阶级的居民,因此也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地。诚如已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博耶(Paul Boyer)所指出的,“工业化、移民、家庭分裂、宗教变化以及阶级划分的深化带来的惧怕,都聚焦在成长中的城市身上。社会思想家、改革家、慈善家以及其他担当和行为本来互不相干的人,却经常因为他们对城市的共同关注而联系在一起,更具体地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那就是如何控制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行为”⑤。快速成长的美国城市所暴露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原来生活在乡村的农业人口如何适应城市生活;新移民与原来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城市中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腐败、犯罪的滋生,等等。

  

   一、老邻居与新邻居

  

   在美国踏上工业化道路之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们居住的社区都是比较紧密、稳定和平等的。这种传统始于殖民地时期简单朴素的生活环境。直到18世纪末,东部沿海城市中的居民大多属于英裔美国人,无论是商人、工匠、牧师、律师,还是普通劳工,都选择离他们工作地点较近的地方居住,因此,一条街上可能住着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邻居们。已经是美誉远播声望卓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的近邻们就包括一位商人、一位制桶工和一位管道工。⑥人们喜欢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稳定的生活本身就能带来幸福感。然而,建国以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内战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变化,将大多数美国人抛进充满陌生与不安的环境中。

   有学者注意到,在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在扩大的同时,城市中的各种工商业单位也在膨胀与分解,小作坊变成大工厂,合伙制(partnership)演变为公司制(corporation),商业交易、信贷、销售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过去国家的经济条件、城市市场和商业组织都非常稳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节奏都可以长期保持按部就班,变化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然而,“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开始,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一个接一个的急速变化打破了过去的稳定,带来城市体系数次近乎全面的重组。新的国民经济、新的市场、新的商业、新的城市以及新的城市结构从这些发明中繁殖出来”⑦。

   直到19世纪40年代,涌进城市的居民大多来自美国农村。从40年代以后,欧洲移民开始大批抵达东海岸的港口城市,在美国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内战前后到来的北欧和西欧移民中,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他们大多选择离开拥挤的港口城市深入到内地创业,而很多被饥荒打击得一文不名的爱尔兰裔移民,则只能选择蜗居在大城市里。1821-1850年间有四百多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其中三分之一的爱尔兰移民生活在当时的15个较大的城市中,包括13.4万人生活在纽约,7.2万人在费城,3.5万人在波士顿。⑧

   新移民的到来加剧了19世纪上半叶已经逐步显现的贫富分化,财富越来越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这种状况在城市中更为明显。“因为美国人相信,收益属于那些为它们工作的人”,有钱人在致富热潮中占尽优势,而工人则步步失利。商人、经纪人、律师、银行家、制造商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财富,他们离开原来的街道,搬进坐落于富人区的宽敞住宅,而穷人则不得不租赁价格便宜的简陋住房,并且因为要经常搬迁,互相之间也缺乏照应,在城市中的生活就更加艰难。⑨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的美国人眼中,美国社会从淳朴的农村向相对奢华的城市的转变,所带来的首先是道德问题。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农业曾经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世界曾经是自耕农的天下,现在却令人不安地走向衰落。这种趋势加重了美国人的传统性怀疑,即认为“城市是滋生邪恶的温床”⑩。面对民众对新崛起的城市产生的不安,时人埃德温·查平(Edwin Chapin)对城市带来的道德问题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他1854年出版的《城市生活的道德面相》(Moral Aspects of City Life)一书中,查平认为,“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包含了人类所有形式的腐败”;那里的“璀璨夺目与贫困犯罪似乎是互相重叠的”。“城市不仅仅是高楼大厦、人口密布,更为重要的是其道德上的重要性”,“走在街上,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管是喜欢的还是厌恶的,都会光怪陆离地呈现在你眼前”。(11)在查平看来,“城市带来的是好与坏的一般混合”。根据他的观点,让城市看来威胁到道德秩序的原因是它与预设的乡村日常秩序的对比,它掀起事端,提供选择,强求决策。但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城市揭露了事情的道德目标,汇集了生活中的大量问题……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中的高尚与邪恶都被集中激发出来,暴露于表面……城市是原则的大课堂,因为它给原则提供了尖锐的考验”(12)。

   一些有关美国城市化早期治安和警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查平的判断,其中对19世纪马萨诸塞州犯罪率的研究被认为是最为仔细可靠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城市化速度较快的1871至1892年间,马萨诸塞的重罪犯罪率有所减少,按照人均起诉率计算的各种程度的谋杀案在全州都有所下降,但波士顿比其他地方下降得更多,农村地区下降得最少。另一方面,波士顿因为较大冒犯而造成的刑拘案数量从1849年到1870年代末一直呈上升趋势,之后则保持相对平稳,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有所下降。(13)这些研究说明,不能简单地得出城市化会增加犯罪率这样的结论。相反,因为现代城市的发展和教育设施的完善,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在增加,从长远来说,犯罪率应该会减少。

   然而,在城市化之初,无论是作为硬件的基础设施还是作为软件的法律法规都欠完善,加上各种移民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环境,城市听上去并不宜居。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对城市的恐惧并没有减少。霍夫斯塔特的观察也许更有代表性:

   美国人在这个时期的全部思维都受到乡村心理经验的影响,与这种经验形成对比的是城市生活的各种现象,它的拥挤、贫穷、犯罪、腐败、冷漠与伦理混乱。对于来自乡村的移民来说,他们在安静肃穆并笼罩着福音派基督教的高标准道德要求下长大,城市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是对文明本身的奇特威胁。(14)

   如果说来自乡村的新移民惧怕的是城市对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威胁的话,他们在城市里感受到的还有更令人担忧的国外移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挑战。城市是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相遇的第一场所。正如霍夫斯塔特所观察的,“在城市里,本土扬基-新教徒美国人遇到了移民。在内战结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美国工业的兴起与限制的缺失持续吸引大批移民,在1907年达到其最高峰,移民记录为1285000人。到1910年为止,在美国居住的外国出生人口是13345000人,几乎是全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15)。霍夫斯塔特注意到,大批新移民的到来给本土居民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资源上的竞争,还有精神心理上的压力:

   在很多大城市中,本土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已经在数量上被超越、淹没了……最为典型的是东部与中西部的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纽约、费城、匹兹堡和圣路易斯,那里外国出生和第一代移民的孩子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本土族群。……作为成功移民而知道如何去处理的爱尔兰裔的政客在度量了形势后感觉良好,但本土美国人焦虑的是“爱尔兰人攻占了我们的城市”,并忖度着这是否是传统美国民主终结的起点。(16)

   对新移民怀有敌意的主要包括平民主义进步派和劳工组织的领袖们,因为新移民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生活上的不便,还包括工作机会上的竞争。由于经济条件和语言文化方面的限制,新移民在他们融入美国社会之前经常会成为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和普通行为规则的破坏者,因而加剧了城市中新老邻居之间的对立与隔阂,也加剧了老移民中本土主义的滋长。

  

   二、城市社区中的新移民

  

由于内战后从东欧和南欧来到美国的大部分新移民都选择城市作为他们安身立命之地,美国城市的移民特征是明显的。成千上万的新移民离开艾里斯岛后最先进入的就是沿海的城市,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移民首先选择他们熟悉的人文环境,各大城市中的移民聚居社区就成为他们的第一站。意大利移民直接进入纽约的“意大利区”,瑞典移民更愿意长途跋涉奔向明尼苏达州由瑞典裔美国人组成的农业社区。因此,19世纪美国社会人口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族群化特征。一本美国历史教材对19世纪的新移民社区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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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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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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