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4 次 更新时间:2019-01-31 21: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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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尽管表面上看是贸易冲突,但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之间的冲突。由于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是中西方文明长期演化的产物,它们都具有各自文明的内在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不管两者间怎样竞争、冲突,也无法改变对方,各自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本文旨在探讨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的起源、发展和现状。中美之间是和平还是冲突,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之间的互动。

  

   从更深层次来说,与西方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比较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解。自近代以来,尽管中国一直在或被动或主动地学习西方,但并没有在本质意义上和西方趋同。中国更为本质的一些层面,包括哲学、文化、体制、个体和集体的行为模式等,不仅没有被西化,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中国化了。因此,在话语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就不应该继续拿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评价中国、解释中国了。中国学者需要反思西方中心的话语,找到中国自己的真命题,并努力实现中国现象的概念化和理论化。

  

西方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都是是否把经济活动视为是政治事务和国家的责任。正如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在近代之前,人类不同的文明曾拥有过相似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并且经济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生共存。

  

   然而西方自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逐渐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与社会其他诸领域相隔离,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至今仍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从中获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直至今天,老百姓的文化心理中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的认同。事实上,如果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我们会发现古希腊人对经济的看法和中国十分相似:家庭被视为国家的基本单元和基础,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点和中国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儒家的看法非常相似。这一政治经济概念到罗马帝国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直到迈入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才分离开来。有两件经验事实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第一,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罗马帝国时期,帝国境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帝国解体之后,欧洲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宗教成为最重要的力量。经济活动分散化,寺院经济就是表现之一。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兴起。由于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表现为实质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不仅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虽然商人(后来被称为“资本家”)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由于市场越大,利润越大,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而政治人物(国王)出于统治更多土地和人民的目的,和商人一样也有扩张的冲动。因此,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共享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在欧洲形成了巨大的中央集权的动力。欧洲近代的发展首先是这一中央化的过程。

  

   这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交易造就了欧洲的民主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国王要统一国家需要商人的财政支持,而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于是,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还远远不够。如何保证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份“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最早“人民主权”概念的来源。这里的“人民”显然并非指所有人,而是仅指有钱的商人。这种“人民主权”的结果就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的议会在很长时间里就是商人的议会。商人驯服了政治权力,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西方的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

  

   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其固有的扩张冲动便试图逃离政治的制约而去寻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造成了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当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商人自身也成为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在这个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社会整体成为资本的牺牲品。雨果、狄更斯、马克思等人都深刻描述过原始资本主义崛起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性影响。而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就不可避免,这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而当社会主义运动最终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时,就诞生了“福利国家”。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三者都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多的教育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种“人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利益。不过,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所有制结构才能实现这些方面的利益,因此他提倡革命。尽管这种新意识在当时也为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但至少在欧洲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预见的革命,只是到了俄国和其他一些落后社会才发生革命。这是因为马克思过于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自身变化估计不足。实际上,当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资本和政治都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也开始了自我变化过程。

  

   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力的。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稳定的社会意味着可以预期的投资环境。为了稳定,资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来做交易的。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保障计划产生在德国俾斯麦时期,这份计划的目标就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第二个变化来自资本本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但同时又需要培养工人成为消费者,因为资本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当内部市场饱和时,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工人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满足了工人阶层的利益。

  

   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如上所述,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第一个参与到政治过程的“人民”群体,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并不包括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某种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早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贵族和商人,后来逐渐扩张到工人。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

  

   福利社会的大发展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压缩了资本的空间,导致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新的失衡。因此,到19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平衡,这就是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二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如果说国内的私有化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环境中还遇到了社会的强烈抵制,那么在国际环境中它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资本得以绕开本国政府的控制与国内社会的抵制,在全球范围内畅行无阻,结果造成了不同国家之间资本、政治与社会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历史地看,这一现象的关键就是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如前面所讨论的,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选票之上。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表现好有助于候选人得票,但仅仅是有助于而已,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对候选人来说,有太多其他的方法来获取选票了。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政策,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是缓解或者推迟问题。第三,因为巨大收入差异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到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到共识,因为不管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只能互相否决,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会分化。

  

   在上述这个背景里,我们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西方如何通过改革使这三者重新回归均衡?这尚待观察。但可以预计,在政府不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可以积极履行中间角色(主要是税收),而把发展责任简单地留给资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状态还是困难重重。

  

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作为国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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