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无可避免的吗

——德国人关于一战责任和起源问题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9 次 更新时间:2019-01-25 18: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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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健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国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社会上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国激情。帝国议会各政党很快达成了“政治休战”,在8月4日批准政府的军事拨款后立刻宣布休会。而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议案通过时则一致投了赞成票。鼓动民族仇恨的宣传随处可见,各类雷人的明信片很快铺满街头,“一枪干掉一个俄国佬!”“一刀捅死一个法国佬!”“一脚踩死一个英国佬!”民众踊跃报名参军、应征入伍。

  

   在宣布战争令后,还能出现这样热闹的场面,将开战作为节日来庆祝,除了德国没有第二个国家。因此,后人称之为“乌拉爱国主义(Hurra Patriotismus)。

  

   什么是“乌拉爱国主义”?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乌拉”指战场上的呐喊声。在德语中该词最早见于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诗人科纳(Theodor Koerner)在他的诗集《风琴与刺刀》(Leyer und Schwerdt)中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在‘乌拉’声中,刺刀铿锵。”“乌拉”声伴随着普鲁士步兵挥舞刺刀时发出的金属声。后来,“乌拉”成了普鲁士军队列队行进中的规定口号。在19世纪后期,“乌拉”开始与爱国情绪相联,并频繁出现在爱国诗篇中。“乌拉爱国主义”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专门用以解释一战爆发后,德国人表现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战争激情”的。

  

   的确,在过去的200年中,还没有一场战争的爆发会像一战这样带来狂风暴雨般震撼人心的欢呼。1864年的德—丹战争,德国人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泰因兴奋,但绝不是狂喜;1866年普奥战争的爆发,人们更是为“兄弟阋墙”的巨大冲突而震惊。1870年的德法战争,虽然与一战一样一度激发了战前的狂热,产生了“红布对高卢公牛”的效果,但人们还是为战争的不确定性忧心忡忡。

  

   只有一战的爆发得到了社会各阶层满怀热情的拥抱。大众舆论表现出的不是合乎常理的恐惧,而是与社会、心理和历史预期完全相反的兴奋。除了个别例子表明农民对战争狂热保持冷静之外,在边界地区和前线城市那些人员伤亡较大的地方,对战争也是欢迎的。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不是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而是中产阶级特别是普通民众,包括年轻人、甚至工人欢迎战争。这是一种异常行为。

  

   当然,近些年来,随着一战爆发百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学者们也在重新思考德国历史上的“乌拉爱国主义”,有些人甚至对这种提法表示质疑,如吉森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范·拉克(Dirk van Laak)就认为,一战前德国人所表现的激情实际上被夸大了。大部分德国民众其实是不希望战争的,所谓的“乌拉爱国主义”也只维持了短暂的几天,而且是在大规模宣传攻势的压力下爆发出来的。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口都担心当年收成不好,而且会发生兵源紧缺。这些都是沙文主义口号无法遮掩的。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对战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并非德国所独有,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如法国、俄国等。正如法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德·波纳德(Louis de Bonald)在19世纪中期所指出的:“所谓政治美德,即热爱祖国,只不过是一种消灭其他一切民族的疯狂情绪。”但无论如何,“疯狂”的“乌拉爱国主义”,其概念是从德国人与一战的关系问题上衍伸出来的,打上了德国印迹。

  

   那么,为什么在德国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首先是因为战争并不是突然的、出乎意料的,而是有心理预期的。20世纪初的欧洲形势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1907和1911年的两次摩洛哥危机使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有了心理准备,随后于1912、1913年爆发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更是让人们做好了随时打仗的准备,很多人甚至相信只有战争才是摆脱混乱局势的唯一办法。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最紧张的时刻,戏剧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就开始疾呼:“我们祝愿战争的爆发。”虽然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于1910年出版了《大幻觉》一书,并在知识界广为流传。但作者所强调的国际经济时代战争可以避免的说法,并不能打消普通民众的内心忧虑,相反它恰恰表达了对已经迫近的战争的担忧,毕竟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时代,战争一旦爆发就是毁灭性的。尽管作者一再强调如果战争爆发,“德国金融界会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以结束对德国外贸毁灭性的局势”,但众所周知,战争的爆发具有不确定性,金融界对战争的态度往往无法最终决定政府的外交决策。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战争爆发后,德国国内的金融恐慌反倒很快平息下来。

  

   其次,德国的年轻一代是在战争文化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尽管被誉为“魔术大师”的俾斯麦自建立德意志帝国后,以高超外交手段影响了欧洲持续44年的和平,但有关战争的知识和经验却代代相传。中小学课文宣传英雄的事迹、描述历史上的著名战役;中学毕业作文写的是有关战争的重要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威廉帝国时期大众教育的关键词是“忠诚”与“服从”。穿着盔甲、手持利剑的“日耳曼女战神”和被唤醒的“笨伯米歇尔”,他们的形象成为各类明信片的宠儿。军装则成为少年儿童的新宠,尤其是蓝白条的海军制服。1913年10月18日,在100年前打败拿破仑的地方——莱比锡,还曾举行过民族大会战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威廉二世亲自出席。这场仪式变成了一场民族性的、军事性的狂欢,期间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一切的宣传鼓动,目的只有一个——宣扬高昂的德意志民族精神。

  

   当然,与父辈之间不断拉大的代际差异也起了重要作用,年轻人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所谓的“弑父”情节。帝国建立后出生的一代,没有参与过父辈缔造帝国的丰功伟业,他们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却有着强烈的失落感,而威廉帝国时期德国中产家庭中的父权制和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又助长了年轻人的叛逆心理。学校教育体系也成为批判的对象,人文中学中高强度的智力压力让青年人难以忍受。曾经被视为创造了战胜法国奇迹的新人文主义教育,现在成了人们眼中道德堕落的源头。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繁荣使年轻一代有条件沉湎于物质享受,它造就了没有宗教信仰、不追求永恒生命意义的拜物主义者和精神上的无套裤汉。现代文明的过度浸淫,又使一批年轻人开始崇尚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向往自由的天空,回归淳朴的自然。世纪末出现的“青年风格”、1895年柏林发起的“候鸟运动”以及1911年“青年德意志联盟”的建立,除了要塑造自然清新的新生活,还宣传同志情谊、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究竟年轻人通过何种途径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爱国主义的情怀这类政治话语联系在一起,这里无法仔细考察,但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应该不是难以置信的,而且更可能是一种信仰。年轻的诗人海默尔(Alfred Walter Heymel)在1911年就发表了这样的诗篇,在“时代的渴望”中,他宣泄道:

  

   我们缺少责任、目标和力量/这是必须有而欠缺的/自由使我们遭受耻辱/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和平的泛滥使我们恐惧/我们无所适从/我们渴望、我们大声地呼唤战争。

  

   据统计,1914年,约有40000“候鸟运动”成员开赴战争前线。

  

   “乌拉爱国主义”是战争爆发后德国普通大众的普遍心态,又何尝不是知识界的心声。在“八月激情”中,几乎所有的诗人、艺术家、哲学家都表现异常。赖纳·里尔克(Rainer M.Rilke)、理查德·德默尔(Richard Dehmel)、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就是其中的代表。8月,当战争打响时,马克斯·韦伯说:“德国无论胜负,这场战争都是伟大而精彩的。”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则认为:“战争将人们从关心自我的个人主义中解放出来,是民族精神的延续和升华。”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后来追忆:“(1914年)8月3日,我体验到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片段之一,它猛然间恢复了我对我们民族的深厚信心。”知识群体中,政治观点无论激进或保守,都一致拥护战争。

  

   知识分子对政治事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对自我的理解和认同。费希特说过:“著作家最崇高的特权和最神圣的职责是,将他的民族聚集在一起,与她一起讨论她最重要的事务。”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历史上看,德意志民族的归属感大多是建立在消极地形成认同的事件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与“他者”尤其是敌对的“他者”的民族认同的思想对立时,才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19世纪初的改革、1813年的解放战争以及1871年战胜法国等历史事件均是塑造德意志民族性的重要因素。在近代历史上,它们主要是以反对法国人和其所代表的思想为普遍导向的。1914年8月整个民族的激动——“八月激情”自然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扮演着民族认同的角色。

  

   世纪之交的德国,一方面需要社会和政治上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但另一方面更需要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自我认同。新帝国是个多元化的、充满矛盾的社会。相比同时期西欧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状况,德国的问题要复杂许多。民族的外在统一借助战争手段实现后,内在的凝聚力并没有得到体现,相反帝国内部存在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却时时撕扯着脆弱的帝国体制。为了尊重统一前各邦“神圣”的自治权利和政治传统,帝国宪法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我们看到,《1849年宪法》的第一条尚能明确表达未来的国家领土为民族国家,而《1871年帝国宪法》的第一条却仅仅列出了联邦各成员国的名单。而且,每个成员国都可以确定自己的权利,教育、宗教、税收制度等各有自己的政策。虽然皇帝是国家的唯一主权者,可批准国际条约和对外宣战,但各联邦成员国仍保留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的权力。帝国军队由各邦分担份额组成,但巴伐利亚军队只在作战时才归皇帝指挥。帝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关税、消费税和帝国邮局的利益,其他份额由各邦分摊,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有自己的邮政管理机构。新旧领土各行其是,短期内难以弥合,不仅如此,它们还受到了宪法的保护。

  

   帝国建立后,少数民族集团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法国人、丹麦人、波兰人、犹太人都是帝国内部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韦尔夫派和天主教徒更是俾斯麦的心腹大患。加之工业时代的来临,社会分殊化加剧,工业和农业、资本和劳动、贵族和资产阶级间鸿沟拉大,工人问题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工人运动蓬勃高涨。因此,帝国成立后的当务之急是缓解各类社会矛盾,可惜俾斯麦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宣布那些与国家不容的组织和集团为“帝国的敌人”,而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俾斯麦打击的两个“最危险”的敌人。但事实证明他的“文化斗争”和“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是失败的。

  

知识分子的保守派对德意志的现状忧心忡忡,对现代文明的技术成就所带来的商品泛滥和物质社会的庸俗化而心神不宁。新生的德意志民族应该如何塑造自我?这是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他们看来,当然是要构建一种新的自我,不过却是要用“文化”的现代性取代“文明”的现代性。在现代工业和政治文明的冲击下,有着深厚历史主义传统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依然从外部选择认同要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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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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