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历史学博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译者：张广翔 王目坤
内容提要：现代史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化，使得历史学家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强，像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文明观、世界体系论、制度主义、协同学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是运用最多的研究方法。现代俄罗斯史学领域的方法论特点可概括为：模式、理论、概念和方法。模式指的是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有着严格规划和固定规则，一般流程是对研究目标进行综合—分离—再综合。理论指的是历史学家运用一些理念和思想对研究客体进行解释或预测。概念指的是对世界、自然和社会的看法，对历史现象有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指导思想。方法则指的是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范式”。
关 键 词：俄罗斯 现代史学 模式 理论 概念 方法 Russia moder historiography pattern theory concept method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
苏联社会科学领域被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和列宁(1870-1924)的理论垄断了长达70年之久，其影响无处不在：即使没有任何行政命令，苏联史学的研究论断还是完全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只是偶尔会夹杂着其他的理论论断。即使是在现代俄罗斯史学领域，马列主义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苏联大学历史系使用的教材中所讲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有条理、清晰，是适合苏联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1956年，由Л.B.切列普宁主编的历史系教科书《苏联史》的前言部分写道，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是历史进程的基础，它促进了生产力(劳动工具、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和生产关系(人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统一。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并决定着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非常明确，马列主义史学中尤其注重生产方式在上层建筑中的作用，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阶级斗争促成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是为了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人类历史进程可以分成5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划分依据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不同，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的政治和精神生活。每一种社会形态都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固有特征，苏联历史的发展就是所有社会形态的一个展现。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几个必经阶段：诞生、形成、全盛、衰落，当旧的社会形态衰落之时，新的社会形态就会应运而生。因此，研究新旧社会形态之间的斗争、进步与落后，就成为历史学家们的重要任务。社会历史整体上是社会形态更替、不断进步的过程，研究俄国的社会历史形态变化同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变化一样，必须探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适应性。只要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增长，那么社会形态就是进步的、发展的。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形态必将走向死亡①。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成为了编写教科书的准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才真正符合了马克思本人思想创作的初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升级的成果，成为我未来出版著作的指导思想，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其进行一个简单的定义：在人的社会生产中，会有明确的、必要的、不受意志影响的依附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决定着法律、政治上层建筑和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当生产力发展到足够高度后，就会同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或者说当前的制度与社会所有制关系发生了矛盾，这时候生产关系就会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革命就会接踵而至。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大的改变。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社会生产力还有发展空间之前是不会灭亡的，在旧社会形态中物质生产条件发育成熟之前，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是不会出现的。
现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苏联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都作了复杂、准确而又不同的分析论述。马克思本人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编辑的信中写道：我的理论不是万能的，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不断地将我在西欧资本主义产生时所写的历史概述看成社会所有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们非要认为我所写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向他道歉，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太抬举我了，而且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②。现在比较严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马克思和列宁共同奠定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成为苏联史学的准则③。除此之外，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完全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下形成的所有体系都是客观的、物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的演变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形态的所有社会有机体都有自己的生产关系系统，也都必然按照既定的规律发展。现代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是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们的发展也都遵循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但是彼此之间又各不相同④。
俄国历史书的编写一直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比如，17世纪中期-18世纪末俄国历史特点是：一方面强调封建制度的压迫，尖锐的阶级矛盾，农奴制的形成，激烈的起义运动；另一方面强调在封建制度内部资本主义正应运而生，俄国统一大市场开始形成，工场手工业开始发展起来。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俄国历史的特点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新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制度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了危机⑤；俄国社会开始出现了消灭封建农奴制的声音，俄国农民开始与农奴制斗争。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是自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客观上加速了这种斗争的到来。19世纪50年代末，俄国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客观上促进了俄国革命的爆发，俄国社会出现了革命的趋势。上述社会状况加剧了人民的贫困和不幸，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再也无法忍受了。动乱使得地主农民破产，无地农民增多，农民的现状越来越差，农奴和雇佣工人的生活现状越来越差。俄国人民群众遭受着双重压迫：封建农奴制和资本家的剥削。1859-1861年间民族运动高涨，俄国社会的革命火种开始萌芽，但最终未形成真正的革命，糟糕的国内形势迫使沙皇政府做出了解放农奴的决定，因此1861年改革是社会革命斗争的产物⑥。
俄国社会的上述各种事件在未来又几经出现，因为1861年改革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场掠夺，而且很多农奴制残余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改革不彻底，革命危机一次次降临俄国——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社会生产关系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力需求。1879-1880年俄国出现了第二次比较严重的革命形势，1904-1905年出现了第三次，1917年出现了第四次。专制制度已经成了旧生产关系的维护者和新生产关系前进的绊脚石⑦，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剥削着农民和工人阶级。沙皇政府政治上无视法律制度，对任何反抗政府的行为坚决镇压，对任何反抗政府的人坚决迫害。沙皇专制就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压迫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它要防止俄国人民受到外来势力和思想的影响与蛊惑。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沙皇专制制度和半封建土地所有制，而这样的口号直到20世纪初才第一次被提出来⑧。
如果说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引导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引导东方国家进行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和民主建设的民主主义革命，那么20世纪初的俄国则是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因此，当时的俄国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典型，它集中了帝国主义时期的各种矛盾。按照国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当时的社会特点，俄国首要任务是进行社会经济民主改革，而最能推动这种改革的是无产阶级。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在世界发展史上，俄国首先具备了出现新革命运动类型的客观前提，俄国将三种革命力量结合起来：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运动中心由此转移到了俄国。总之，20世纪初的帝俄社会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等的前提⑨。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战前夕的俄国正处于世界性的革命危机当中。20世纪初俄国革命最主要的、唯一的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同社会生产关系和现有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而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矛盾，尤其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为革命提供了客观基础。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过时的社会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在战争时期已经不可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压倒俄国腐朽封建制度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⑩。
二 现代化理论
在现代文献著作中，“现代化”一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涵：1.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按照时间顺序从中世纪到近现代时期)；2.是由落后走向先进，实现赶超型发展的过程；3.是落后国家通过改革追赶发达国家脚步的过程；4.是广义上的改革和推广创新过程。
宏观而言，现代化指的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概念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下半期的社会学经典著作之中，这也是现代化概念的萌芽期：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埃米尔·迪尔凯姆(1858-1917)、马克斯·韦伯(1864-1920)、滕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著名的社会学家，对现代化过程中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渐进过程认识出现了“分歧”。赫伯特·斯宾塞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线性并列、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埃米尔·迪尔凯姆则认为，传统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近代社会是差异的社会，也是有机团结的社会(11)。这种二分法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概念的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标准。
马克斯·韦伯更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的标志，或者说明确了传统和现代社会的属性。他将现实业务工序指标作为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一个评论指标：1.工业生产的发展；2.合理的权利和管理形式，透明度，职业化和合理的官僚体系；3.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有强大的组织机构能够对政治和法律体系进行监督和批评；4.个人统治的传统关系遭到破坏(宗教关系、家庭关系、地方风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现代化概念的形成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替代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帕森斯(1902-1979)、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等(12)人的理论。根据现代化的概念(以欧洲国家发展为经验)界定，从中世纪到近现代时期，欧洲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这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过程，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工业革命、新技术的革新、农业经济消费需求向商业经济消费需求转变；在政治领域，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在教育领域，识字率在增加，知识和熟练劳动力价值在增加；在宗教生活领域，世俗化意识出现，家庭、社会和国家开始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在人口和家庭关系上，出现了性、性别和家庭革命，小民主家庭得到很大的发展，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实现了从自然发展到可控性的转变；在社会领域，出现了城市化现象，城市生活方式得到推广、普及，人口的纵向和横向流动加强了；在道德观方面，价值体系开始发生改变，个人主义、个人价值观意识得到加强。现代化可以说是各种社会进程的集合：工业化，城市化，官僚化，职业化，法治化，社会和政治民主化，现代价值观和奖励机制的形成，教育和通讯革命，社会结构和功能分化。这种社会变化创新会一直持续几个世纪，并影响着所有的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
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尤为关注该体系的特征和准则。要明确现代化的推进程度，我们还要区分出现代化社会和非现代化社会的不同。
传统社会或者说是非现代化社会的特征有：1.社会组织专业性较低，生活方式较孤立；2.社会组织之间相互依赖性较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能力较高；3.社会文化规范较传统，割据、分立，缺乏专业性；4.专业化管理程度较低；5.资本和外汇市场不发达；6.商品和服务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7.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混淆不清，家庭关系占主要地位，裙带关系成为了价值追求。
现代化社会的专属特征有：1.组织高度专业化；2.组织相互依存性高；3.社会文化规范形式为普世、理性、功能专业化；4.社会管理专业化程度高；5.资本和外汇市场发展程度高；6.商品和服务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7.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界限分明。现代和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现代社会人员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环境有了更多的监管控制(13)。
古典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概念的形成，受进化论和功能主义的影响较大，认为现代化进程属性包括：1.大规模革命性变化；2.综合性；3.系统性；4.全球性；5.持久性；6.分阶段性；7.不可逆性；8.渐进性。
在这之后，现代化概念逐渐地被修改和完善，新现代化的见解逐渐成型。新现代化论者认为，现代化重要的属性特征包括：1.最重要的标志是民族传统文化和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2.现代化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形式，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种，但是每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之路都是独一无二的。3.现代化进程中，会加剧与外部因素的冲突，外部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也在扩大：外交政策，技术扩散，文化模式，等等。4.现代化过程中包含很多的历史偶然因素(像战争、王朝更迭、外国人瓜分掠夺等)。5.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无尽的过程，具有周期性，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6.社会活动家(社会团体、政党或者个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强有力的干预，可以使社会局势往其预想的方向发展。在现代化认识上，社会团体、政党和个人之间很难达成统一：一些人可以意识到并坚持现代化之路，另一些人则视时局而定，还有一些人则拒绝迈入现代化之路(这些人仍热衷于旧制度的各种资源)。7.现代化过程中，宗教也可以是改变社会的武器：它可以动员大众反抗专制统治，推动改革，剥夺旧政府的合法性。8.现代化缺少一个固定的中心，也可能存在着多个中心，在数量上非常充实，现代化的中心经常转移。9.现代化中的社会变革是沉重的、痛苦的、折磨人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成本、大牺牲，要经历众多苦难和考验，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现代化的曙光。10.相比于现代化之前，现代化成功的标准是人民生活条件最终得到改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问题得到解决。11.现代化建设之路的成功要达到两个统一：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和社会追求目标的统一，文化、政治、经济和可利用资源之间的统一。
由此可见，现代化理念的发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14)。新现代化理论家们一直坚持着这些原则：现代化的过程具有不可逆性、先进性、延伸性、渐进性、单行性、规范性、偶然性。现代化概念认为社会是真实的、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是应对历史客观环境挑战的变体，我们可以用现代化概念去分析社会的种种现象。
三 文明观
文明观是一直被忽视的概念，到了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史学界才重新掀起了一股研究文明观之风，尤其是90年代之后，成为最为流行的学说，可以说是盛行之极(15)。
要准确地理解文明观，必须明白其中五个最基本、最容易被混淆、最具争论性的观点：1.社会文化具有共性(作为一种准则，文化是超国家、超民族、超宗教的)，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地域性，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形式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和规律性：都会经历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这在科学文献中称之为“区域文明”。2.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文明曾受过多次毁灭性打击。国家、城市、文字、法律、科学、艺术、手工业、农业等都是文明的基本载体。文明从出现之日起就逐步在发展并经历了以下阶段：前工业化时代(也可称之为农业时代，时间是从人类文明起源到18-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工业化时代(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为主导，时间是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时代(也就是我们当前生活的时代)。3.文明观认为，社会应该建立在人道主义原则之上，并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4.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明就是人类物质、技术和精神成果的总和。5.社会的稳定性和自我发展能力是物质资料运行的保障。
我们平时所提到的文明观，指的是特殊体系下的社会现象，也就是上述文明观所罗列的第一点。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是文明观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一体多元论：独立文明(由于研究人员的标准不同，其认定的独立文明数量也不同)，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彼此之间隔绝度较高，各自按照内部的固有机制运作，这种运行机制和规则不能推广到全球。文明观的结构和价值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其发展主题是“解决发展中所暴露的问题，记述社会长期发展的稳定结构”，而区域文明概念本身是不具备这种结构的。因此，1917年十月革命和1985年改革都没能使现在俄罗斯的文明观发生太大变化：群众意识、民族特性依然有着很深的思维定势，政府和人民之间基本标线未变，俄罗斯的形象在整个西方和国际社会眼中一直比较稳定，劳动和经济活动方式十分稳定，人民群众关于生活、爱情和人类命运的认知较稳定，自然气候条件也较稳定(16)。
文明的进程有自己的周期性：起源、发展、繁荣，最终走向衰落和解体，地域文明在地理空间上不断变化。换句话说，文明的发展是一种活的组织形态，它能够从诞生、发展、成熟、衰退阶段一直传递下去。文明观主张历史循环论思想：社会在一个封闭的圈子内运行，最终会回到它的起点；所有存在的社会形式和机制以及过去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都会经历循环。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循环有规律可循，认为地理和环境条件对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17)；但是，他们在关于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其实支持这种文明观的人在原则性问题上并未形成统一。他们对文明概念本身的理解各不相同，对文明划分的标准也不统一，所确定的文明数量各不相同，对已经确认的“古典文明”研究也未达成一致(18)。
如文明史观的代表Н.Я.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对古典文明的认识就不清晰、不准确。他认为，埃及、亚述、巴比伦、腓尼基、迦勒底、中国、印度、伊朗、犹太、希腊、罗马、阿拉伯、西欧(罗马-日耳曼)、凯尔特人、墨西哥、秘鲁等文明已经消亡且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期，俄国和新美洲文明仍然处于起源状态。他认为，每一个已经成型的文明系统中都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标志，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神财富和宗教道德价值。这种说法非常牵强。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则认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阿拉伯、西欧(浮士德)、墨西哥这八种文明具有同一性，也可将俄国文明计算在内。这九种文明都有同一性：精神文化价值，尤其是宗教意识较统一。
汤因比(1889-1975)也对文明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他从三十多种文明中挑选了6个自认为具有同一性、不发达的文明，其中就有俄国文明，或者说是东正教俄国文明。汤因比认为它们统一的标志就是宗教。
Л.Н.古米廖夫(1912-1992)认为，可以将世界民族的共同性看作是文明的同义词，或者说是产生于同一地区的、有历史文化统一基础的国家中的一种“超民族共同体”(有共同的历史命运、主流文化、生活方式、传统和思维方式)。美国和印度实际上就是一个以“超民族的共同体”的方式而存在的(19)。
文明观史学家对俄国文明的认识也是各种各样。有些人认为，一个民族文明的基本原则不会传播到另外一个民族身上(20)。另一些人则认为，很多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一个文明内部的发展变动肯定会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21)。学者们对俄国文明的认识并未形成统一意见，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未讨论到，但是学者们初步认定俄罗斯文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是西方文明的子文明；2.具有东方文明的特点；3.具有独特的共生性；4.是独特的欧亚文明(22)。И.В.波别列日尼科夫认为，所有文明都会受到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文明具有完整性，即使历经纷争和分裂之后，它还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和扩张趋势)，而社会文化的统一性非常有利于俄国文明独立性的产生(23)。他还认为：“俄罗斯的后续文明可以用文明的‘边界’来描述，其文明充满活力，社会文化风格多样，各种文化现象能够共生，存在两个或者更多的文化‘核心’地带，当然也会产生很多矛盾和分歧。”(24)
在俄罗斯具体历史著作中，学者们对文明概念的使用虽已非常娴熟，但也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准则而简单提及，而在哲学或者历史方法论领域中才真正论述文明本身的意义(25)。学者О.Д.舍米亚金娜则恰恰相反，她认为俄国千年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文明发展进步能带给人们很多启发和方法论研究(26)。文明的发展进步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包括人文学、民族自我认知等领域中所遇到的现代世界危机。О.Д.舍米亚金娜写《俄国文明之路的史实和认知方法》一书的目的，就是要阐述这一观点，这也是她写作该书的初衷。该书的时间跨度较大：是从俄国文明起源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研究的领域主要是针对俄国史，也就是该书探讨的只是俄国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О.Д.舍米亚金娜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过去15～20年的现有史学文献。该书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文献资料进一步阐释文明概念。
O.Д.舍米亚金娜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该书对“采用文明观研究俄罗斯历史的方法”作了批判性的总结和分析。她挑选近十年所提出的概念化形象进行研究，其中很多方面都与俄国实际的文明剖析相符合。О.Д.舍米亚金娜还对俄国文明地位的特殊性进行了专业分析，认为俄国文明是稳定的、“超边界”类型的文明，它不断创新并力图重现文明的生命力，俄国文明之所以长时期存在于历史空间中，得益于其特有的象征意义和制度规范。
该书主要得出了哪些结论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太容易，因为O.Д.舍米亚金娜在该书的提要中并未回答该问题，作者需要用简短语言概括自己的观点时，却用了长达10页的文字在重复描述该问题。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因为简单得出的结论并未有任何实际意义。我对O.Д.舍米亚金娜在书中表达的内容总结如下。
1.为了能够获取俄国历史文化共性的价值，必须探究文明的象征意义和制度条件以及在这种“超边界”文明中形成人类统一的因素。在研究俄国文明定型过程中(生活方式的建立，维护文明的稳定结构和再生功能，明确历史人物的基本特点)将其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以前人类生活方式中并未出现的新事物，再就是进行创新性解释，使已有的传统形式适应现有的条件。通过对俄国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可得知，显然需要对已经定型的文明形式进行新的创新性解释。
2.在处理人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问题时，俄国的特点是将各种冲突结合起来，包括解决问题时说话的对立面。他们之间的碰撞，或者说是相互争论，从完整性中衍生出了超负荷冲突。
3.俄国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文化样本：一是18世纪之前，发端于拜占庭，代表基督教和传统文明形式；二是18世纪之后，旧礼仪派式文明。
4.俄国文化的狂欢现象是俄国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狂欢主要是为了消除俄国人心中各种各样的精神文化隔阂。
5.俄国文明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也可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正是这种交流促使俄国文明回归了古罗斯时期的核心传统(自我中心认知)——特有的俄国认知方法，但是前提是得保证感性和理性原则的统一。有三种感情(愤怒、厌恶和蔑视)一直阻碍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自言自语、孤独的状态开始在社会中蔓延，自我中心意识开始有了优越感。从18世纪开始，俄国文明领域的交流开始有了科学性的对话交流。克服新旧形式之间的交流对话的矛盾成为19-20世纪保存、再现俄国文明对话交流方式的一个决定性条件。俄国文明中逐渐表现出了妥协的特点，这与西方现代化时期呈现的对抗方式截然不同。俄国文明希望能够在两种精神世界中寻找一种妥协，力求将各个不同的个性创意结合在一起(27)。
从这些实质性的观点来看，我并未发现该书中有多少新奇的东西(28)，因为俄国文明思想的边缘化早已经成为不公开的秘密(29)。俄国狂欢文化中，政府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俄国的企业活动，旧礼仪派的现代化趋势以及在俄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很多著作中都有所反应。在这个和其他问题上还表达了其他不同的观点，O.Д.舍米亚金娜并未对俄国文明进行比较分析、评估。比如，通过一些研究得知，旧礼仪派的现代化潜能比较微乎其微，他们早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就已经消耗殆尽了(30)。
从方法论层面而言，О.Д.舍米亚金娜的结论禁不住仔细推敲，因她并未完全说明俄国文明的本质特点：在她的著作中并未对各个文明之间进行对比，仅仅是指出了文明的一些具体特点，在О.Д.舍米亚金娜及其前辈们的著作中也没有展现出这些特点。笔者认为，在其著作中涉及的部分仅仅是理论性的解释，目的是分析具体的历史史料。换句话说，这些结论已经证实了是作者的臆断。我们不能认为俄国文明冲突的基础原则是其独特的特点——俄国文明多多少少也具有其他文明所必有的历史进程的条件，并未对冲突程度进行多少改变。其他很多文明也有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妥协，比如中国文明；这里还不得不提到文明在空间上的对话交流。最主要假设——造成俄国文明社会文化体系的特点与俄国文明进程特殊性的主要条件是它一直处于文明种类的“边缘”之内，在我看来，这并未得到证实，也无法得到证实，因为作者所知道的很多文明，都是边缘文明，但却与俄国文明有着很大的不同。
和传统文明相比，0.Д.舍米亚金娜提出了很多俄国文明的实质特点。作者并未将民族文化和精英文化区分开来；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她将民族文化和精英文化同等看待。我们很难相信，旧礼仪派思想和科学思想是所有文化发展的主要来源，或者说同其他民族文化相比，俄国文化的特殊作用是狂欢。
我还认为，О.Д.舍米亚金娜已经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她指出，俄国历史文明之路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并未有什么大的启发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文明概念的原教旨主义者。关于这点有着很多的理论来源(К.雅思别尔斯、马克斯·韦伯、诺伯特·埃利亚斯、费尔南·布罗代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Т.帕森斯、爱德华·W.萨义德、B.夫若谢科等等)，文化的扩散和文明标识的变化；对文明年限，生命周期，独特性等概念的忽视等等。作者已经偏离了历史研究方向，开始有往现代社会学方向发展的趋势。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也都不一定非得同意我的价值观。
在提到О.舍米亚金娜的著作时，我之所以论述得这么详细，主要是因为最近几年文明的概念已经成为最时髦的研究话题，对文明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俄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课题，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妥的，这样会损害其他学科的发展之路。对“文明”一词的研究，无论作者使用哪个意义，作为一个准则，与读者的理解是一样的。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德国文明、西班牙文明、美国文明(31)等其他文明的出现；任何一个民族在文明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对文明概念的理解出现过夸大、贬低，很多地方文明丧失了固有的标识意义——周期性、独特性、封闭性和消亡。当前我们需要的是民族特色。文明概念正在丧失其独特性——其他的任何一个大学中，文学、艺术、法律、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理论概念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这种民族特色，也只有文明能够长期保持住这种特点以及对理论发展产生影响。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很多文明理念能够结合在一起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有时候比较明确，有时候比较含蓄，要么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要么和现代化结合：文明是独特的，也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文明不是在自然思想(出生或者死亡)中发展的，而是在社会经济中——经历从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的发展过程，文明有着确定的规律性(32)。
四 世界体系理论
单独的国家或社会不再是世界体系理论中所分析研究的单位，世界体系理论主张将各个国家或社会放在一个体系中去分析研究，经济体是整个世界体系的基础。世界体系理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形式是世界经济体系或者世界殖民体系，在资本主义时代(指的是1450-1650年间)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将世界联成了一体。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是，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必须将其放到世界体系中，并与其他国家体系进行比较(33)。
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众多，其中最受公认的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30- )。沃勒斯坦认为，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迷你型体系了，相互交换是基础，到了复杂的农业社会——出现了世界经济体，主要是社会体系中经济联系加强了，但并不是统一的国家。由于政治之间的联合，使多个世界经济有了统一的庇护，除了中世纪的欧洲以外，几个世界经济体都转变成了世界性的帝国。中世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简称КМЭ)。它由一个核心(主要是指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与半边缘化国家(欠发达国家)和边缘化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落后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形成。除了以上三种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外，还有一些邻近的国家和地区也逐渐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最初是在外缘，逐渐地变成了边缘地区。
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核心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时代，半边缘化的欠发达国家还处于工业社会时代，而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话语权、财富、影响力、高新技术等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核心国家用半边缘和边缘化国家地区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来制造昂贵的和高技术的产品。这些半边缘和边缘化国家就成了西方核心国家的原材料附属地。半边缘化国家被夹在了中间，它们工业发达，但核心技术却掌握在西方核心发达国家手中。半边缘化国家虽然生产工业产品，但出口所挣金额却极低。一方面它们剥削边缘化国家，另一方面还要被西方核心国家所剥削利用。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资本、话语权和经济基础。鉴于西方核心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榜样，这些半边缘和边缘化国家非常渴望自身能够走在核心发达国家前列。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激烈竞赛：西方核心发达国家为争取世界霸权而竞赛，半边缘化国家为争取早日加入核心发达国家行列而竞赛，边缘化国家为早日加入半边缘化国家行列而竞赛。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发展的最大动力所在。从逻辑上讲，这种资本积累必然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和领土扩张，因此世界经济体的历史也是核心发达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历史。每一个取得霸权的国家都会经历崛起、胜利、鼎盛和衰落的过程。沃勒斯坦指出了历史上的三个霸权主义国家：荷兰(鼎盛期为1625-1672年)、英国(鼎盛期为1815-1873年)、美国(鼎盛期为1945-1973年)。每一次霸权争夺时期，必将爆发世界性战争：如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性战争结束之后，世界霸权便从一个强国转移到了另一个战胜国——从威尼斯到荷兰，再到英国，最后到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均衡的经济发展必将导致世界霸权的易主，经济优势最终将会转变成军事政治优势。经济和政治竞争齐头并进(34)。
在18世纪之前，俄国一直是世界性强国，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融入了世界经济体，此时的俄国是典型的半边缘化国家——这时的俄国非常奇怪，它既能与西方核心国家融为一体，还能与边缘化国家融为一体。沃勒斯坦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俄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与亚洲其他帝国不同的是，俄国军事实力强大，在欧洲内部发生冲突的时候，俄国就是天平平衡的砝码，它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从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上半期，由于发生了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对俄国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减少，导致俄国与世界经济体中的西方核心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条件减少了，经济落后速度加快，俄国出现了滑向边缘化国家的危险。但大改革暂时防止了国内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俄国政府试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将俄国重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然而，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俄国打击太严重，其内部发生了社会危机和政治风潮……俄国缺乏资源发展经济，为贯彻俾斯麦的方针，波别多诺斯采夫反动的民族保守主义获得了统治地位。这使得整个帝俄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之中，对外事务屡屡败北，内部社会出现了暴动。在19世纪末期，维特和斯托雷平的改革还未开始。
沃勒斯坦认为，即使到了1917年之后，苏联(俄国。下同)的实际地位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苏联仍然处于半边缘化状态。各种天灾人祸损害了其内部的社会政治体系，但1917年之后的苏联仍处在世界经济体内。无论苏联时期的经济对接，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对抗，还是苏联共产党的种种理论，都没能为现代俄罗斯打下坚实的历史体系根基；无论是帝俄的扩张政策，还是苏联时期的为人民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体系、国有化生产、镇压制度，都未超出经济体范围，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变化非常小。20世纪70-80年代的世界性危机证明了维特军事官僚制度的强势和斯大林时期机构管理的疲软性。沃勒斯坦承认，现在的俄罗斯已经走向了资本主义，而且有了自己的市场，但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苏联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有学者认为，现代世界中任何的剥削体系都可称之为资本主义)，只要是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经济个体之中缺乏或者存在着市场的意义就不大了(35)。
五 制度主义
托斯丹·邦德·凡勃仑(1857-1929)、罗纳德·哈里·科斯(1910-2013)、道格拉斯·诺斯(1920-2015)等著名学者认为，制度的改变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制度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这是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制度——是人为制定的各种正式制约(法律、宪法)和非正式制约(协议、行为守则)规定，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所有人一起共同建立了社会和经济结构。制度与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发展的源动力：首先要制定“游戏规则”，其次是“游戏玩家”。当现有的制度体系不能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和利益时，新制度就会应运而生(36)。这种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演变过程中的惰性特点，也可称之为“路径依赖性”，要么依赖于以前的发展轨迹，要么依赖于历史必然发展的好成效：这说明旧制度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说明旧制度会阻碍新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重要制度的改变往往比较缓慢，充满矛盾，过程艰辛，因为旧制度中存在着固有的关系、法律、风俗习惯和规范，这些因素都会阻碍或者制约适应新制度的某些条件。旧制度会阻碍新法律、新规范等的发展，我们将其称之为“内部限制”。旧经济关系的制约也是如此，比如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制度和农村的村社就制约了手工业者和农民的需求。旧有的社会关系(比如等级制度、农奴制)制约了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淹没了他们真正的社会经济地位。旧有的政治关系(社会缺乏民主、自由，种族和性别歧视，民用和军用的法律限制)会制约新社会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阻碍社会和政治团体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旧政治关系会用人治来替代法治。旧有的思想会制约旧文化的改造和新规范的产生，比如在人民群众当中宣传君主神圣起源说，制约社会民主化的产生。在节假日安排罪恶的劳动，发放高利贷或者收取高额利润以制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阻碍信贷机构的发展，阻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发展。
打破旧制度的所有规范限制是改革前进的关键。制度改革期，社会往往极不稳定，因为社会相当于进入到了动荡期。如果和平手段能够完成对社会的改革，那么说明社会已经脱离了动荡期。如若不然，只能用革命的方式摧毁旧制度，开启新制度。
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制度的和平演变和革命形式的变革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称之为“绝对意义上的革命变革”，主要是因为旧制度约定俗成的风俗、规范已经根深蒂固了。虽然官方规范可以在一夜之间通过政治或者法律形式改变，但是那些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传统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很容易受人类思维的控制。这种文化上的限制不仅过去有，现在和将来也都会有，这种文化的传承也是我们理解历史发展之路的关键所在(37)……通过革命的方式必将带来规则的新变化。虽然社会规则完全发生了变化，但是旧有的元素还是会遗留在新社会制度当中。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文化传统就在美国军事占领期间保存了下来；美国殖民主义时期的很多特点在革命之后也被保留了下来；犹太人、库尔德人和其他很多种族的人的社会地位在长达几个世纪中依然没有多少改变。还有俄国革命——它是公认的世界范围内最大程度的社会变革——在保护和剔除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的话，也许直到20世纪末俄国仍会遭到非议(38)。
В.A.马乌和И.В.斯达洛杜波罗夫斯卡娅也采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俄国1917年革命的起源(39)。他们认为，1917年革命与早期欧洲革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只是由于俄国革命的起源与经济发展有着莫大的联系，因此俄国革命不只是影响了政治进程，而是影响了经济政治进程。单纯的从经济上或者政治上解释俄国革命前的危机都是行不通的。俄国社会在俄国革命之时正是急需做出根本性转型的时期。1917年革命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可以通过以下尖锐的三组矛盾来解释：一是工业化初期最典型的社会矛盾，它反映了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困难性，也说明只有革命才能彻底解决农业问题。二是极度落后国家追赶工业化脚步的矛盾。极度落后国家需要大量资金来快速发展现代化，积极促进资源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新兴经济工业领域的再分配。三是俄国早期现代化的危机和矛盾，它们一直被带到了工业化成熟时期。由此可见，俄国工业化之路还很任重而道远，工业生产领域和垄断都比较集中，这与政府的政策不无干系(40)。
Н.П.德罗兹多娃和С.Г.基尔吉娜(41)都使用制度概念来解释俄国当时的现状。德罗兹多娃认为，可以将俄国经济史与帝俄时期俄国经济制度建设等量来看。据此分析，俄国经济发展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说是俄国经济的发展缺乏市场。我们不能仅用市场的标准去衡量俄国经济体制的作用，如果说这种体制花费最小的代价却达到了应有目的，那么只能说明该体制非常有成效。相对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俄国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往往都得到了实现(42)。С.Г.基尔吉娜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认为，但凡历史上比较稳定的制度都是其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等能够相互协调、发挥各自的作用，而这种体制有两种模式：东方发展模式(俄国、埃及，大多数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和西方发展模式(西欧大部分国家和美国)。东方主要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分配制或者配给制)，中央集权制，集体主义原则，市场为辅，宗教信仰自由，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优先考虑社会集体利益；西方主要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同盟，个人价值放在第一位，国家的分配仅仅是最低端的(仅仅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辅助)。在社会所能展现的制度类型中证明了制度每一次变迁都是其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43)。瑞典学者斯蒂芬·赫德兰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苏联解体后俄国改革失败的原因，在苏联成立之前和苏联时期，因国家领导人未考虑“无形的手”所带来的影响而断送了国家前程(44)。
目前，在俄罗斯国内和国外的历史文化史或者历史人文学中所涉及的制度概念非常浅显。他们往往都将文化看作是一种准则(往往是非正式制约)、规范、标准、范式等，认为文化是规范人的活动、规范社会或者经济制度的一种理念。用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文化是个体活动的规范，是组织活动的原则(45)。
六 协同学理论
协同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赫尔曼·哈肯(1927- )和伊利亚·普里高津(1917-2003)(46)。他们认为，世界上不同自然系统的发展，都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和技术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协同学理论认为，认为所有复杂、开放的社会体系都处于一种动态之中，都在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组织。协同学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社会制度是两种社会类型来回变换的结果，即：1.从有序到混沌的变换，在这种变换过程中社会原有的规则和形式瞬间被摧毁；2.从混沌到有序的变换，在这种变换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社会规则和秩序。正如协同学理论之父伊利亚·普里高津所说，混沌与有序并存，混沌理论是词语“协同学”的同义词。然而，协同学理论所说的混沌并不是指我们日常思维中所说的无序和颠三倒四，而是指有定数的混乱，用一个词语概括的话就是“确定混沌”，或者说是“预先确定的混沌”。对整个协同学理念的理解在于内部程序的限定混沌，正如伊利亚·普里高津借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说的这样：疯狂，也有自己的体系。
开放性是社会体系自我组织的前提条件，而封闭只能导致衰落和消亡。社会体系的演化有两种方式——和平发展的演化和无序、危机、混乱方式的演化。前者存在自我组织的条件，社会体系主观上具有可操控性、稳定性、平衡性；其他客观因素的作用处于从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体系内部各种关系开始衰弱，现有的社会条件和个人之间会积累很多的矛盾，关系会变得极度紧张，体系内的社会成员会感觉到危机迫在眉睫。当体系内部失衡达到极点，社会体系就进入了发展阶段的分化期，社会体系即将产生的混乱无法预测：社会体系的控制性、平衡性、稳定性、认同感等都会失去。这种混乱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未来社会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此时的社会成员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最佳道路。如果历史发展找到了新出路，那么必将比之前的更加复杂，社会成员生活的法则更加精密，而且必能够实施，必将会提高社会生活的质量；反之，如果不能找到新出路，社会个体的独立性将不复存在。这就像是在下一盘棋，每一步棋都有很多种方案。只有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一个最好的，这盘棋才能赢；否则，就只能输了。如果走错一步，个人、社会团体甚至是整个民族，都可能坠入万丈深渊。在这种临界点，为摆脱危机，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英明决策。
社会转型期发展路线的选择取决于很多偶然事件，也与社会群体的具体活动有关，往往某个人就能代表社会群体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当然，社会发展路线的选择仍然取决于绝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偏好和目标。历史偶然事件对社会体系既能起促进作用，也能起破坏性作用。受这种偶然因素的影响，社会体系要么加强已有的结构建设，要么建设新的社会体系，要么在衰落和混乱的状态下继续下去。在社会转型期，历史偶然事件的作用和影响力大大增强；或许它刚出现的时候微不足道，但将要结束的时候却会惊天动地。
用协同学理论分析社会体系时，最重要的是找到并解释社会体系自我组织的阶段——诞生、稳定和衰落，每一个阶段的任何规范都会影响社会结构的改变。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各个阶段的社会自我组织状况，具体到每一个阶段的特点都有两种社会指标：
旧社会秩序的自我保护特征有：从自由开放到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中央集权加强，打击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削弱反对派的影响；保守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文化价值和道德占主导地位，社会流动性差，保证社会稳定，社会不平等。
新社会秩序诞生的特征有：社会之间的交换加强；社会呈现多样性，经济和政治分开，出现很多新的专业团体和部门；政治生活活跃；社会越轨行为增多(犯罪、滥用药物、自杀等)；政治和公共领域自由和民主原则得到很大发展；社会和道德价值更加现实——创新，蔑视权威，人们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出现很多异端思想，等等。
社会协同学的基本范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开放性——社会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具有相互配合的能力。
非线性发展——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社会体系演化改变中道路非此即彼的选择。
耗散结构——开放的社会体系能够摆脱那些多余的、生疏的、不必要的，或者是功能失常的要素，或者把它们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成分。社会系统能够去除掉对社会有害的要素，以维护自己体系内的平衡和秩序性。
社会系统的耗散体系——社会系统能够不断地与外界环境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进行交换。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社会体系。耗散过程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国家必须不断地同内部敌人进行斗争——包括犯罪分子、分裂主义等，有时候还要发动战争。
社会体系的转型——社会体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时，其未来发展的方向有很多种。社会转型期的混乱并不意味着秩序的消失；社会的混乱也就意味着动态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因此转型期未来的社会制度具有不可预测性。无论是对个人、社会团体，还是对整个民族来讲，社会的转型不仅存在于社会空间内，而且存在于社会群体中的内心世界、精神空间内(心理、道德等)。
社会体系的吸附性——社会体系的稳定状态，是转型期很多偶然因素的结合点，迫使很多因素按照不同方式往前移动，并最终汇集成一个点。这种吸附性就好比一个漏斗，其中所有的水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往同一个方向运动，并最终汇集到漏斗的底端。当个体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旋涡时，如果失去了追求自由意志的绝大部分能力，那么，就会导致其所作的自由和独立的决定与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和目标极度不相符。
非正常依附性——未来的社会体系有很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协同学理论在一些著作中发展成了历史计量学派和历史建模学派(47)，但对其感兴趣的大都是古典历史学家(48)。
协同学理论有很多具体的应用，比如用协同学理论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的罢工运动。解决方法是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将其分为五个阶段：1.系统分析研究对象，确定影响罢工的因素；2.根据影响因素结合方式的不同进行分形式、分阶段研究；3.建立一个完整复合模型，对影响罢工运动的各个因素进行评价并分清主次；4.除去模型中次要的、备份的因素外，尽可能地建立简单的数学模型，将其他的微小因素都呈现出来，通常正是这些微小因素的结合产生了意外，它们对社会的混乱带来的破坏更大；5.最后是对模型的检验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计算罢工次数和罢工者的数量，也是展现罢工内部动态过程和罢工自我发展与自我组织的能力。将内因和外因综合起来解释罢工的产生和经过。罢工运动的外因主要有：国内的经济形势，政治事件，立法的改变，左翼政党的激进活动，政府的反动宣传，C.B.祖巴托夫工人组织(49)对工人的激进性宣传等。内因主要有：企业里的社会冲突，工伤，政党鼓动，工人积极分子的活跃。整个罢工运动中，在遏制工人抗议、遏制工人接受鼓动性宣传、遏制社会冲突上，政府强硬态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人运动大都带有爆炸性特点，与社会冲突的原因明显不同，罢工运动则反映了各方面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第二阶段对罢工运动进行分阶段分析：罢工的决定，最初的宣传，政府的反应，工人的反应，根据罢工持续的时间、特点和可能造成的结果进行政府与工人之间的妥协谈判。
第三阶段主要是用罢工运动的数学模型(主要由3个非线性差别的方程式组成)解决我们的研究任务并对其进行分析：借助于制作的虚拟模型发现，在当前的工作环境下，工人自治会引起社会混乱——会引起爆炸性的冲突，加上内部因素的影响，其发展会产生非线性效果。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使得罢工运动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混乱性，一些小因素和偶然因素都可能使罢工运动变得更加激烈。
这种复杂的历史研究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知识呢？这种研究体系下人们还能不能保持纯粹的历史教育？对此作者回答道：第一，通过这种研究范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根据所研究体系参数的变动范围，可以确定其动态阶段。通过参数的持续动态变化过程，我们可以预见到体系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较大，体系内部的结构也极其不均衡。我们将这种体系所展现出来的动态过程放到整个体系发展当中，就很容易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重大变化了。通过对罢工运动模型的分析，通过这种动态参数，可以看到罢工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变化，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依附因子且是有差别的，与最初的条件不同(罢工最初的人数、左翼政党和工人组织的宣传条件，还有政府的限制政策)。这三个阶段可以浓缩成一个稳定的点，一个极限周期和一种反常的依附因子。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动态阶段与模型控制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个体系是有差别的均衡。模型中的一系列参数都是能反应罢工运动特点的信息点：政府监管不严，罢工风波就会高涨(工人生活负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受人鼓动抗议)；政府禁止鼓动宣传，罢工就会受到“遏制”(政府潜在的或者真正的禁宣)；鼓动罢工者之间的合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得罢工运动持续增加。模型参数范围明确的意义在于能够从中看出罢工运动的稳定与否——而这种数据的获得取决于我们所掌握的信息资料以及罢工运动的发展状况(50)。
说真的，这种研究方法很难让人理解、接受，对包括罢工运动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协同学理论就是主张通过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建立一种数学模型，将协同学理论引入俄罗斯历史学研究中的开创者是Л.И.鲍罗特金(我认为，在俄国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因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使用这种协同学理论方法的人很少：数学家所知道的历史知识有限，而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数学知识也有限。由于社会体系的高度复杂以及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因子众多，目前还很缺乏必要的信息统计和分析技术，因此想要将一种新方法用于历史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还有一点，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最后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十分清晰、易懂。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历史方法和方法论发展规划中会出现新的眼界，而且这也是实验历史科学发展的先决条件，我们要对其前景充满期待。
协同学理论能够体现社会转型期偶然因素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根据历史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去创建更多历史发展模型研究的理论基础(51)。历史研究领域新方法的开创，以后必将吸引更多历史学家的关注(52)。Ю.М.洛特曼是俄罗斯第一个采用这种协同学理论的人(53)。他坚信，这种符号学和协同学理论能够为我们研究历史的转型提供基本理论方法支持。在俄国历史文献中，Ю.М.洛特曼第一次提出了协同学理论的两个术语：“涨落”和“分叉”，这两个词也是“偶然、意外”和“非此即彼选择”的同义词。Ю.М.洛特曼认为，历史思想领域对“涨落”概念的理解应该是：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当历史、社会、心理压力达到一个高的临界点时，当人们头脑中对世界的认识打破了心中的刻板印象时，社会仿佛转变到了正常情况下人们无法预想到的发展道路之上了(54)。Ю.М.洛特曼还认为，人们以为当前社会可能已经包括事件发展的所有方向了。虽然这种界限模糊不清，但是未来仍掌握在自己手中。历史的选择不是靠因果关系，也不是靠某种概率，而是具有某种偶然性的(55)。新社会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往往产生于社会转型期的某个点并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旧社会体系或者其他社会体系的任何一种要素也都有可能卷入到新社会体系当中。一个历史事件可以产生连锁反应，可能是另一个历史事件发展的结果，还可能是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前提条件。为证明自己的观点，Ю.М.洛特曼举了下面一个例子：普希金的作品对艺术作品转变成商品这一事件的影响(精神不可以出售，但是手稿和作品可以出售)。《叶甫盖尼·奥涅金》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如果说普希金没有写他的诗歌体小说，或者说世上根本没有普希金这个人，作品成为商品这件事仍然会发生。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另外一种历史关系，假如普希金早期并未从事文学作品创作，那么整个历史事件的链条应该是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勃洛克等，他们将会在俄国文学中扮演领军人物的角色，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强化，作为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民族命运乃至整个俄国命运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然而，我们所了解的真正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56)。
构建反历史事实模型的例子有很多。A.汤因比在分析整个世界历史发展历程时指出，假如亚历山大·马其顿不是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死去，而是活到了耄耋之年，那么他将征服整个世界，也不排除会征服遥远的中国的可能性(57)。南美历史学家们分析了将近三千年的各个历史事件的发展走向——从《圣经》中所记述的历史到冷战时代。他们假设这段时期历史中的每一个临界点发展方向发生改变，那么每一个事件发展方向的改变都将出现一个不同于现在的全新世界(58)。Н.Я.埃捷里曼是俄罗斯历史学家中第一个主张建立反历史事实模型的，他对1826年俄国历史面临转型期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个反历史事实模型——他假设契尔尼戈夫部队起义取得了胜利(59)。
C.A.埃科什杜特分析了俄国历史中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后指出，这些偶然事件对俄国社会思维影响很大，对十二月党人运动中主要参与者行为的影响也很大。针对十二月党人失败事件，他建立了一个反历史事实模型：假如十二月党人取得了胜利，他们将建立临时政府，其统治必将出现社会动乱，之后必将建立军事独裁政府(60)。涅哈姆金兄弟(B.A.涅哈姆金和A.H.涅哈姆金)和B.C.波利卡尔波夫进一步发展了C.A.埃科什杜特的假设：他们认为十二月党人中的比斯捷尔会扮演罗伯斯庇尔的角色，会建构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俄国会经历一个恐怖时代，将会从独裁走向民主制度，到19世纪末期会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61)。C.B.米罗年科据此也得出结论，十二月党人起义不是不可以避免(62)。B.Ю.扎哈罗夫也指出，俄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20年代是有可能颁行宪法的(63)。
И.В.卡拉楚巴、И.В.库鲁金和Н.П.索科洛夫正尝试建立大量的反历史事实模型来研究俄国历史。他们选取了862年至1997年的24个社会发展临界点中的关键历史事件——他们假设这24个历史事件往另外的方向发展(64)。
最终，他们几人列举了一个思辨性的反历史事实模型。А.Г.维什涅夫斯基借助该模型对1917年革命的作用进行了评价：国内战争时期，双方都是真理的追随者，都手拿武器，没有最后的赢家。红军战胜了白匪军并不能解决俄国面临的外部局势——战胜后的红军精神振奋，他们维护了自己的信仰，但是其所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假如白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所面对的社会状况也是如此。单方面的军事胜利不能改变深层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可以决定历史未来的发展之路。实际上，俄国政府已经对过去和改革反对者进行了辩护，那些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持坚定改革思想的代表者们很快受到了惩罚(惩罚的基本上都是斯大林思想)，政府开始往“极左主义”发展，俄国开始实行激进的现代化，但最终政府还是与“左倾主义”妥协了，实行了保守的现代化政策。20世纪时，俄国对外所面临的基本上是另外一种局势，但总体上而言与之前并未有太大变化，仅在局部细节上面有所不同。长时期、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很难令所有人接受，但谁也不能保证“白色恐怖”就一定能温和。革命前的俄国社会已经有了深深的裂痕，红军是战胜白匪军最可靠的社会阶层，而那些偏执狂不仅仅存在于布尔什维克当中。进行经济和社会深层次变革与俄国的现状非常相符，这样俄国多少都可以沿着现代道路前进。在20世纪初现有的条件下，俄国出现了很多荒诞的想法，很难说俄国到20世纪末在工业发展水平、科学或者自由体制上能够超过美国或者西欧各国，或许俄国只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减少一些美国和西欧走过的弯路(65)。
合理构建历史发展中的反事实模型只是我们的一种选择。A.B.博恰洛夫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构建反历史事实模型对我们研究历史事件的发展是必要的(66)。
B.H.舍别列夫针对俄国上千年的历史也构建了几个反历史事实模型，并据此得出结论，在真实的历史中，模型中的发展方向不可能出现——无论历史发生什么，俄国最终还是会回到它固有的轨道上来：俄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分叉点或早或晚地都将与事件真实的发展方向汇合。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其中有着某种必然的规律性轨道，社会会在岔路口以一种“小误差”的方式继续延伸下去。虽然暂时会偏离既定的轨道，但俄国历史终究会推倒旧的历史轨迹。俄国非此即彼的历史命运逻辑性并未形成。“家长式矩阵”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俄国的土地上不断复制，社会机构、国家政权、现代化发展模式都是半军事化管理。与此同时很不幸的是，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价值体现始终处于次要的地位(67)。众所周知，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传统思想上认为历史的铁律将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道路：理解它的人将自动跟着它走，不理解或者不接受它的人也将被历史拖着走，听到这些话的人，一部分人或许想要自杀，因为它抹杀了能动性。然而，对比一下彼得一世和普京治理下的国家专制，可得知普京的专制还是较轻的。大部分历史学家所构建的反历史事实模型，说白了，其实就是在怀疑或者否定现实。
然而，虽然我们可以保持深度的怀疑，却不能否认协同学方法对于史学概念的重要性：协同学理念为其他方法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在研究社会现象和发展历程时，应该时刻牢记协同学理念方法：1.社会制度的发展具有周期性、不连续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不可预测性，在其发展轨迹上的每一个点都是多元化的；2.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和不可预测的事件可能会导致社会无序混乱的状态；3.在具体的社会反应活动中，偶然因素往往对社会转型的影响至关重要；4.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往往与内部社会机制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有着本质联系，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还得依靠内部发展的潜能和资源；5.一个社会体系的存在必有它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之间还有一个概率性质，如果有其他因素介入的话，那么，每一个因素所带来的就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后果；6.社会制度可以在其他体系环境下生存和发挥职能，因此将其列入全球的过程中，其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决定性的；7.开放的社会体系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封闭的社会体系——虽然能够得到保存，但最终将会走向覆灭。
七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雅克·德里达(1930-2004)、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米歇尔·福柯(1926-1984)。后现代主义方法有多种思想来源，这些不同的思想组合在一起，原则上就成了对社会的新认识，我们需要对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新体系进行研究。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语言学的转向”有关——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从语言和思维定势方面去分析研究历史事实和所代表的具体形象。世界给了我们语言，我们又通过语言认识世界，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非是“现实的”或者“科学的”，除了反映特殊的社会机构方法外，其他什么也反映不了(68)，后现代主义思想理论基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后现代主义出现于西方，反西方传统哲学体系，主张要与现代的实证理论和资产阶级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像进化论、发展、开放、增长、教育等概念将丧失基本意义。后现代主义反对政治信仰，反对绝对真理，反对世界的进步和真实性。
后现代主义者坚决怀疑科学概念和统计数列的方法论价值，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思想，还会被随意添加内容进去。符号——不是看透过去的窗户；它仅仅是—个概念范畴，它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它所包含或者不包含的信息则取决于作者的意图，取决于读者的反应，取决于社会意识。
后现代主义者不信任绝对的或者万能的标准，不信任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不信任任何理论和任何的释疑体系；社会思想应该多元化，应同等看待现有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者坚信，控制人信仰的不是法律，而是人的意志和挂念；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世界是混乱的——是真正的混乱(无秩序、杂乱无章)，这种混乱不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协同学理念(认为混乱是新秩序出现前的必要条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不连续的，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元化，缺乏整体性，缺乏因果联系和价值定位。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任何试图构建的世界模型都是没有意义的：任何尝试创建社会生活的等级秩序或者先进体系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世界一直处在一种混乱状态。
每个人的意识都会受到社会、阶级和思想形态的制约。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是一种文本，而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它的存在不受约束，独立于我们之外；语言的起源具有真实性——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真实性”呢，实际上这是社会和语言学建构的一种现象，这是我们继承了语言系统的结果；因此，我们平时应该多关注一些表征、符号，而不是关注现实的物品。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反映不了、也不存在超越语言界限的真实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仅仅是另外一种语言的表达。
自然科学、精密科学或者传统哲学都不能使我们理解最真实的世界，对世界的认识必须依靠有系统的体系概念机构，有着严格的规则逻辑，直觉思维和诗意与联想，意象，隐喻和即时的启示(69)。
史学界第一次引入后现代主义是在法国，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最先传播到了美国)。俄国史学中出现后现代主义要晚20年，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俄国并未像在西方那样被广大史学家所接受。后现代主义在史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可概括如下。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将“话语”作为社会构建的基本方法。比如，要明确阶层话语概念，就必须向人们解释什么是农民、贵族、小市民、教士等等，当我们使用“阶层”话语的时候，其暗指的内容和所隐含的思想都能被说者和听众所共知。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化是一种本能，文化的日常就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文化实践；任何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家庭、宗教、政治等其他显性和隐形的内容)，都是日常所规范的领域；社会是一个假想的共同体——是一个社会范畴，这个共同体内的阶层、阶级、民族等之类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仅仅是存在于脑海中的一种意识，是一个虚拟的范畴，但正是这个虚拟的范畴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历史学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者建议尽可能地规避量化数据资料；不能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历史研究者将重点解释其所研究时期的概念现象和特殊规律；历史学家应重点关注日常宗教仪式、日常惯例、联系方式、标志——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历史学家对研究的现象或者描述的某些情节和事件不再需要解释。
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这种研究方法有着明显的缺陷——会造成历史发展的破碎性、模糊性、不确定性，无法展示历史的全貌。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在研究历史中的积极想法。
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过去记录的史料不一定都是客观真实的，应该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史料；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用自身亲历、见证的历史资料才更有意义；史料不一定仅在文件信息的保存者(他们是看到过去的窗户)那里，我们应该将史料作为一种文字来领会，要将确定的史料建立一个知识体系并且丝毫不能有所怀疑。
历史学家应该更加清楚写作原则，他们的写作都是基于对过去的分析，建立在一定的概念框架之下的(70)。
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历史学家对文化史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开始强调人类在研究符号体系、文学分析、艺术史等方面所取得的现有成就。在历史文化领域，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主要包括：1.精神生活史；2.民族精神史，即集体“自觉”的思想和行为；3.价值取向史，或者说是人的欲望和道德发展状况(71)。
除了屈指可数的现有方法论外，可以说还有一些中级水平的方法论，比如，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和其他地理条件决定着社会的存在；人口决定论，认为人口密度控制着社会的发展；相互制约论，认为贫穷、经济落后、政治不稳定、落后于先进国家，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结果，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资本；军事革命论，世界上主要地区都被军事操控着，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和其他很多概念等都在学者的研究范围之内。
八 综合方法
绝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假设的理论或者概念都是对历史学科的蓄意伤害(72)，只能作为磨合历史事实与预先已知方案的手段。为此，历史学家们慷慨激昂地提议，创建的理论或概念一定要基于“历史事实”。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并公开支持这些假设的理论或概念，或者说只有少数人将其作为学科发展的动因。这些历史学家的研究策略是分析法和实验法。而我(指的是作者米罗诺夫——译者注)也是追随他们的人之一。我对那些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万能的理论或概念毫无兴趣。每一种理论或概念都有它的优缺点，解决一系列问题时，必须创建新的理论或概念(73)。我本人的研究经验是：现代所产生的任何一种概念都是理性化的，每一种概念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每一个都能使我们在研究中找到新的、有意思的客体；我们要仔细合理地使用，因为它们之间有着互补的关系。所以，我的观点是，要理性地看待新理论或新概念，不能将其作为一种真理或者公理，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和研究假设。在特定体系中，已有的每一个概念都有一个特定的研究客体，在我们研究真实的史料时，都能给我们一种明确的观点。新理论或新概念已经得到了公认，不必再对其进行怀疑，也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对研究中接受和使用所提出的假设，在实验过程中必须对其进行检验，即使这种假设的概念作用较小或者说对我们解决具体的任务没有任何好处，但这是我们的思想实验。物理学或者数学当中的思想实验需要我们极大的想象力，但却是真正的实验，历史学的假设必须经过具体历史事实的检验。每一种概念都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议程，我们所提出的假设理论，必须在历史事实中进行检验，决不能未经检验而提前将其运用。这样的概念也许有几个。这种研究方法再结合那些已经在研究固定的现象、过程和问题时被证明是正确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方法论概念，只要是对我们分析有好处的一些概念综合体，我们暂且将其称之为一个整体。这看似是一种折中，实则不然，综合方法不是形式的、机械的、无原则的概念组合，不会将互不兼容或相互矛盾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而是将互补的、相辅相成的概念融合在一起(74)。比如19世纪30-90年代的实体建筑，就是折中主义风格的真正体现：既有欧洲15-18世纪的风格特点，还仍有自己独有的风格和属性。建筑大都是多种风格结合，且样式和风格与功能有关：同一时期的建筑，风格流派也不一样，这主要取决于建筑用途(教堂、公众建筑、工厂和住宅)、资金的多少和装饰的风格。要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看问题，将内因和外因结合，将当事人和局外者的看法结合，这才是正确的史学发展方向。历史编纂学中要注重实用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才能有利于史学的发展。
将各种方法论融合或者联成一体的基础在于，首先任何一种概念都要或多或少地吸收其他概念的个别思想，就好比建筑风格中会折中保留前时代的风格样式一样；其次，如果我们的研究是按照科学分析原则进行的，那么方法论不能事先决定我们所研究的具体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线性运动、进步发展运动、系统性和多阶层论、经济因素作用论、社会斗争论等都在新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论和制度主义中有所体现，而这也是后面这些理论在现代俄国社会科学中通俗化的原因所在。协同学理论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发展自相矛盾论、斗争双方相互变化论、革命由数量到质量变化论等。后现代主义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资本主义危机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影响着人的社会地位和世界观，尤其是对现实世界的思维感知。资本主义给人的思维加了一堵墙，它会限制和曲解人们所看到的东西——这实际上指的就是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说的社会或者意识形态会制约人的思维，后现代主义者将其发展成为“语言学转向”。世界体系论思想借用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心和边缘论思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非均衡论思想；沃勒斯坦的思想经常被称作“新马克思主义”思想(75)。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思想适用于所有的理论(后现代主义除外)，后现代主义者主张世界多中心论，以取代欧洲中心论。协同学理论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混乱状态是世界的特性，实际上他们也是借用了其他理论思想。世界体系论和后现代主义之父，比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福柯、德里达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等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福柯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还保留了很多年的共产党员身份。因此，在现代俄罗斯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同世界体系论、文明论、现代化论和制度主义结合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他的一些理论思想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各种类型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结合，将是社会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历史研究中的新古典主义模式具有实用主义和整体性的特点，可以说它是一种多概念或多理论(这也是同多条理性方法、综合概念和其他一些科学方法类比后得出的结论)(76)。
在现代西方史学研究中，研究领域和方向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区域文明史，生活史，微观史，地方史，比较史，跨国史或者说全球史，新社会史，心理学史，口述史(77)，文化史，思想史(78)。很多西方历史学家都是俄国语言学家，但是原则上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人类学家的主张。西方史学家试图改变外界对帝俄发展道路的描述，他们更注重强调议会制、西方政治模式、地方文化和艺术传统在限制帝国管理和政治面貌中所起的作用(79)。不仅国外很多历史学家，俄国国内也是，他们都坚持认识论原则，多属于实用主义者。这些人使用了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多种方法论和概念，但他们又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稍许改变，并未往极端方向发展，大概类似于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设想过去的发展，只是将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参照文本。当然这些人也强调折中主义：语言产生于社会，也反映着真实的社会；语言有自己的社会体系，但是也可以使用语言对社会进行描述和解释；通过语言论述，各种社会现象都能在人的生活中找到其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些社会现象往往能够限制或者促进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行为。国外很多史学家，也包括俄国史学家在内，一直都肯定社会现象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都努力对各种现象做出解释，他们永远坚守一个信条——探究真正的历史事实，他们不是只说空话的研究者(80)。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皮埃尔·布迪厄曾断言，其理论原则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然而还未证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或者列维-斯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的结构主义具有同一性。我所理解的结构主义是，承认客观结构存在于社会体系内(社会体系不仅仅存在着符号体系、语言和荒诞等)，客观结构不依赖于主体的意志和意识，而且还能够刺激或者抑制主体的行为和愿望。建构主义，我认为其实就是社会起源论，我之所以主张建构主义观点，一方面因为人的感知、思维和行为模式都可称之为人的习性或者常态，而从另一方面讲，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群体，我们将其称之为社会阶层。
如果当代西方的俄罗斯语言学家研究成果指的是上述这些内容，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庆幸的事情，因为这些史学家抛弃了以前史学研究的陈词滥调，摒弃了“一个非欧洲化的俄国和苏联帝国注定是会走向灭亡”的观点。西方史学家的这种观点与俄罗斯国内史学领域出现的新趋势不谋而合，都将俄国看成是正常的欧洲国家，与欧洲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模式。用一句老话说，每一代人写自己的历史，都能从中找到新的视角(81)。
但新时代的西方史学家似乎又重新将俄国定义成了“邪恶帝国”。
在近15年，历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被称之为新古典主义模式的研究方法。Л.П.列宾娜认为，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历史发展概念基础上的，以“实用主义转型”为理论基础，将社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将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将包括个人选择机制在内的解释和理解结合起来。这些实用主义理论最看重的是历史因素在局部形势和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这些因素在促进历史行为的同时也对他们做出了一些限制(82)。A.B.卢波斯基准确地定义了一个新方法论：新古典主义模式的认知策略是对历史事件的经验主义修复，创建历史规律的独特性，以及理论认知形式。新古典主义学者认识到历史认知中方法论的多元化，但只是将其看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条件，而与其他历史理论并无任何差别。与研究其他对象不同的是，新古典主义者放弃了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原则，放弃了历史研究中最原始的方法论对人的主观启发作用，归根结底，科学真理就包含在这篇文章的上下文中(83)。然而，目前历史学家和历史—方法论学家对正确的方法论认知还不是特别清晰(84)。
在科学主义思潮逐渐被边缘化的今天，我们非常渴望历史研究能够按照唯一的科学古典主义原则去修复历史发展道路——也就说，去弄明白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针对这种思想，建构主义应运而生，主张对过去、现代和未来进行重新建构。现有的知识并不能完全包括客观实际存在，也不能完成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转变，这就好比让辩证唯物主义者通过假设去认识各种模式中的主体一样。建构主义是一个多元化的理论，或者说它包含很多真理：结构主义代表者认为不应该谈论该理论的真正地位或者说这是一个虚假的模式，而应该看到它的适合性，或者说是应该去关注它和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科学面貌是否相符(85)。
①Л.B.切列普宁主编：《苏联史》(Череnнuн Л.В.,История СССР)第1卷，莫斯科：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
②苏共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的信件往来》(Инсmumуm Маркса-ЭнzельсаЛенuна nрuЦК ВКП,Переписка К.Маркса и Ф.Энгельса с русски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деятелями)，莫斯科：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1947年版，第179页。
③Ю.И谢梅诺夫：《从古至今历史哲学中的理论、思想、概念和基本问题》(Семенов Ю.И.,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Общая теория,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идеи и концепции от древност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莫斯科：当代纪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50、425～508页。
④Ю.И.谢梅诺夫：《从古至今历史哲学中的理论、思想、概念和基本问题》，第131页；详细参阅C.И.杜特尼科：《新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历史发展经验的批评性解读》(ДyФцк С.И,Маркс пpoтив СССР:Крит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в неомарксизме)，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⑤Л.B.切列普宁主编：《苏联史》第1卷，第10页。
⑥М.R.涅琦吉娜主编：《19世纪之前的俄国史》(Нечкuна М.В.,История СССР:Россиия в XIX веке)，莫斯科：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1955年版，第357、360、362、365、367页。
⑦М.B.涅琦吉娜：《19世纪之前的俄国史》，第42页。
⑧БA雷巴科夫主编：《从远古时代到今天的苏联史》(Рыбаков Б.A.,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第6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1页。
⑨БA雷巴科夫主编：《从远古时代到今天的苏联史》第6卷，第12～13、15页；Ю П.博卡廖夫：“比较历史问题研究”(Бокарев Ю.П.,"Проблем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ДН.普拉托诺夫主编：《历史经济学文集》(Пламоuов Д.Н.,Истор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第1卷，莫斯科：科学方案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⑩1917-1991年，在马克思主义模式下，描写1917年革命的书刊和文章有上千种，一些经典著作包括：Э.Н.布尔扎罗夫：《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第二次俄国革命》(Бурнжалов Э.Н.,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осстание вПетроград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年版；Э.H.布尔扎罗夫：《莫斯科、前线和外省的第二次俄国革命》(Буров Э.Н.,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юция:Москва; Фронт; Перифери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И.И明茨：《十月革命史》(Мuнц И.И.,И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го Октябр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这些著作都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语调。
(11)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Дюркzеǔм Э.,О разделен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труда; Метод социологи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128页。
(12)有关现代化概念的作品较多，如Н.E.季霍诺娃等：“20世纪下半期现代化概念的演变”(Тuхонова Н.E.,"эволюция концеп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ХХ века")，《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与数学建模》(Соцuоnozuя：мемоФолоzця,меmоФы,маmемаmческое моФелuрованuе)2007年第25期，第22～47页。其中对现代化问题观点和文献总结性的一本著作是，И.B.波别列日尼科夫：《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Поберенжнuков И.В.,Переход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这本书的概念都是描述性的，对该书概念的批判，请参阅Ю.И.谢梅诺夫：《从古至今历史哲学中的理论、思想、概念和基本问题》，第198～204、213～214、255、487、489页。
(13)Г.A.季杰里克斯、Т.Л.莫伊先科等编：《15-20世纪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农业社会到福利社会》(ДuФерцкс Г.A.,Моuсеенко-Доорн Т.Л.,Ог аграр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сеобщего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с XV в.до 1980-х гг.)，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2页。
(14)Г.A.季杰里克斯、Т.Л.莫伊先科等编：《15-20世纪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农业社会到福利社会》，第8～13、25～26页。
(15)Р.Г.布拉斯拉夫斯基：“社会学的文明理论”(Браславскǔ Р.Г.,"Цивилизацционна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перспектва в сoциoлогии")，《社会学》(Соцuс)2013年第2期，第15～24页；И.Н.伊奥诺夫：《文明思维与历史认知间的相互作用问题》(Ионов И.Н.,Цивилизцио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ние:Пробпем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Я.Г.舍米亚金：“20世纪60-80年代苏联科学文献中的文明观”(ШемякцнЯ.Г.,"Проблема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60-80-х гг")，《苏联历史》(Исmорuя СССР)1991年第5期，第86～103页。
(16)B.Ф.沙波瓦洛夫：“俄国文明”(Шаnовалов В.ф.,"Россия как цивилизaция")，A.C.谢尼亚夫斯基：《俄国史的理论问题：俄国文明史和跨学科研究》(Ceиявскцu A.C.,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Вып.1: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第1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17)Л.B.古米廖夫：《民族起源与地球生物圈》(Гуuллев Л.В.,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Н.Я.丹尼列夫斯基：《俄国与欧洲：斯拉夫世界与日耳曼—罗马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关系观》(Данцлевскuǔ Н.Я.,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B.С.叶拉索夫：《文明的共性与个性》(Ерасов Б.C.,Цивилизации：Универсалии и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И.Н.伊奥诺夫：“俄国文明的悖论”(Ионов И.Н.,"Парадокс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По следам 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社会学与当代现实》(Общесвмнные наукц ц современносmь)1999年第5期，第30～42页；И.Н.伊奥诺夫：《文明思维与历史认知间的相互作用问题》；И.Н.伊奥诺夫、B.М.哈恰图良：《从古希腊、罗马到19世纪的文明理论》(Ионов И.Н.,Хачаmурян В.М.,Теор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от античности до конца ⅪХ века.)，圣彼得堡：真理出版社2002年版；Е B.拉什科夫斯基：《历史思维中的信仰、意识和文化研究》(Раwковскuǔ Е.Б.,Смыслы в истории: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веры,познания,культуры)，莫斯科：进步与传统出版社2008年版；И Г.雅克文科：《稳定与变化的俄国文明》(Яковенко И.Г,Россия как цивилизция:Устойчивое и изменчиво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Л.И谢缅尼科娃：《当代俄国的文明观》(Семеннцкова Л.И,Концепт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5页；М.М.纳林斯基：《现代文明理论》(Нарuнскǔ М.М.,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ор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й:реф.сб)，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1995年版；Б C.叶拉索夫：《文明比较研究》(Ерасов Б.C.,Сран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циилизаций:хрестоматия)，莫斯科：新闻观出版社2001年版；A汤因比：《历史研究》(Тойнби A.,Постижение истории)，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1年版；A汤因比：《文明的考验》(Тоuнбu A.,Цивилизация перед судом истории)，莫斯科：阿斯特莱尔出版社1996年版；O.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形式与现实》(Шnенzер О.,Закат Европы:очерки морфологии мироой истории.Т.1:Гештальт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第1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П.什托姆普卡：《变革中的社会学》(Шmомnка П.,Социология социалыиых изменений)，莫斯科：新闻观出版社1996年版。
(18)Ю.И.谢梅诺夫：《从古至今历史哲学中的理论、思想、概念和基本问题》，第91、158～160、176～179页。
(19)Л.Н.古米廖夫：《支持与反对者的合集》(Гумunев Л.Н.,Pro et contra:антология)，圣彼得堡：科学教育文化学协会出版社2012年版。这本书中主要是Л.Н.古米廖夫的文章、评论和他的研究构想、观点集。
(20)Н.Я.丹尼列夫斯基：《俄国与欧洲：斯拉夫世界与日耳曼—罗马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关系观》，第91页。
(21)Ш.伊托：“文明比较研究纲要”(Иmо Ш.,"Схема дл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世界时间集刊》(Время мuра)第2卷，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新纪元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54页。
(22)Л.И.谢缅尼科娃：《当代俄国历史结构中的文明观》，第28～45页；И.Н.伊奥诺夫：“俄国文明的悖论”(Ионов И.Н.,"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 ее парадоксы")，A.С谢尼亚夫斯基：《俄国史的理论问题：俄国文明史和跨学科研究》第1卷，第139～150、115～116页；详细请参阅，Ю.П.博卡廖夫：《比较历史问题研究》(Бокрев Ю.П.,Проблем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2004年版，第14～29页。
(23)И.B.波别列日尼科夫：“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俄国：三大理论预测”(ПобереЖнuков И.В.,"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тр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еkции")，Б.Н.米罗诺夫主编：《俄国改革研究》(Мuронов Б.Н.,Смена парадигм: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истика:источники,исследоввания,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圣彼得堡：涅斯托尔史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24)И.B.波别列日尼科夫：“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俄国：三大理论预测”，Б.Н.米罗诺夫主编：《俄国改革研究》，第61页；Я.Г.舍米亚金：“独特的文明‘边界’”(Шeмякuн Я.Г.,"Отли Чите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граничи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社会学与当代现实》(Общесmвенные наукu ц Современносmь)2000年第3期，第96～114页；Я.Г.舍米亚金：《全球史背景下欧洲与拉丁美洲的文明互动》(Шемя кuн Я.Г.,Европа и Латинская Aмерика: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344页。
(25)参阅Б.C.叶拉索夫：《文明论的共性与个性》；И.Н.伊奥诺夫：《9-20世纪初俄国文明与危机》(Ионов И.Н.,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 истоки ее кризис:Ⅸ-начало ХХв.)，莫斯科：国际活动出版社1994年版；Б.Г.莫吉利尼茨基：《美国和俄国文明比较分析》(Моzьнццкuǔ Б.Г.,К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цивизлиационных исследоанй:A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aции: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aлиз)，托木斯克：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E.Б.拉什科夫斯基：《历史思维中的信仰、意识和文化研究》。
(26)参阅О.Д.舍米亚金娜：《俄国文明之路的史实和认知方法》(Шемякuна О.Д.,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подход к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как факт историограии и метод познани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7)参阅О.Д.舍米亚金娜：《俄国文明之路的史实和认知方法》。
(28)И.B.孔达科夫：《俄国文化史导论》(Конаков И.В.,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ю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莫斯科：新闻观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28页。
(29)И.B.波别列日尼科夫：“加拿大与西伯利亚的边界：一般与特殊(16-20世纪初)”[Побережнцков И.В.,"Канадский и сибирский фронтир:общее и особенное(Х Ⅵ-начало Х Х в.)"]，《乌拉尔历史学报》(Уральскǔ ucmорuческuǔ весmнuк)2009年第2期，第25～30页；И.B.波别列日尼科夫：“乌拉尔文明的形成”(Побережнuков И.В.,"уралв контексте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браза")，《乌拉尔历史学报》2009年第4期，第23～31页；И.B.波别列日尼科夫：“宏观历史下的现代化模式”(Побережcнuков И.В.,"Модел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акро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одходов")，《乌拉尔历史学报》(Уральскuu uсmорuческuǔ весmнцк)2010年第3期，第47～56页。
(30)参阅Д.拉斯科夫：《旧礼仪派的经济体制》(Расков Д.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1)参阅Н.H.博尔霍维季诺夫：《美国文明的影响力：美洲、西欧和俄国社会思想中的美国思维》(Болховцmuнов Н.Н.,Aмериканская цивипизация 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Восприяятие СШA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eнной мысл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2)E.B.布妮娜：“现代史学中意识形态和文明间的相互关系问题”(Бунuна Е.В.,"Вопрос о соотношении《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и《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подходо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A.E.希克洛主编：《俄国传统的历史思维》(Шцкло A.Е.,Траддиции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семинар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5页。
(33)ЮО.И.谢梅诺夫：《从古至今历史哲学中的理论、思想、概念和基本问题》，第212～221、228～229、232～233页。
(34)И.沃勒斯坦：“社会是永恒变革的还是墨守成规？”(Валлерсmаǔн И.,"Социаль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вечно? Ничто ни когда не изменяется?")，《社会学研究》(Соцuолzuческuе uсслеоанuя)1997年第1期，第8～21页；И.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学》(Валлерсmаuн И.,Конец знакомого мира:Социолосня Х Ⅺ века.)，莫斯科：罗格斯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268页；A И.福尔索夫：《沃勒斯坦著作中的世界和区域问题》(Фурсов A.И.,Глобал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работах Иммануила Валлерстайна)，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8年版。
(35)И.沃勒斯坦：“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Валлерсmаǔн И.,"Россия и капитaлистическаямир-экономика")，《自由思想》(Свобонaямысль)1996年第5期，第30～40页。这篇文章指出，20世纪的俄国依然是“边缘化”国家，20世纪俄国的存在和发展依然是世界体系中的核心部分。М.费列基：“沉默的记忆”(Фереmmu М.,"Безмолвие памяти")，《备方》(Неnрu-косновенныǔ заnас)2005年第6期，第5～13页。用“世界体系论”来解释罗斯—俄国的发展问题，参阅В.Ю.卡卡尔林茨斯基、B.Н.谢尔盖耶夫：《俄国史：世界体系论分析》(Каzарлuкuǔ Б.Ю.,Сереев В.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миросистемный анали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36)Д.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Норm Д.,Институты,институционaлbи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зкономики)，莫斯科：“原理”经济学书籍基金会1997年版，第19页。
(37)(38)Д.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21，21、57页。
(39)(40)И.B.斯达洛杜波罗夫斯卡娅、B.A马乌：《伟大的革命：从克伦威尔到普京》(Сmароубровская И.B.,Мау В.A.,Великие революоции:От Кромвеля до Путина)，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0、65～68、417～456，100页。
(41)H.П.德罗兹多娃：俄国经济史中的新体制观念(Дрозова Н.П.,Нео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aя концеп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проса)，ЮО.М.奥希波夫主编：《21世纪的经济学理论》(Осunов Ю.М.,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на пороге ХⅪвека-2)，莫斯科：尤里斯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707页；H.П.德罗兹多娃：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政治和社会经济观探析：新制度之路(Дрозова Н.П.,Aнализ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e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и политики Екатерины II:нео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A.Л.德米特里耶娃主编：《俄国和西欧的经济思想：圣彼得堡的经验》(Дмmрuева A.Л.,Российская и зaдc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опг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圣彼得堡：涅斯托尔史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40页。
(42)H.П.德罗兹多娃：“俄国经济史中的新体制观念”，Ю.М.奥希波夫主编：《21世纪的经济学理论》，第693、696页。
(43)C.Г.基尔吉娜：《制度模式与俄国的发展》(Кuрuна С.Г.,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матрицыи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莫斯科：塔什干信息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4、28～29页；参阅О.Э.别思索诺娃、C.Г.基尔吉娜等：《俄国经济分配中的市场因子》(Бессонова О.Э，Кuрuна С.Г,Рыночны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в раздат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新西伯利亚：新西伯利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36、173～175页。
(44)斯蒂芬·赫德兰：《市场经济：社会体系危机解决之道》(Неdlund S.,Invisiblе Наnds,Russiаn Ехpеriеnсе,аnd Soсiаl Sсiеnсе:Approасhеs to Undеrstаnding Sуstеmiс Fаilurе)，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斯蒂芬·赫德兰：《社会体系的危机》(Неdlund S.,Sуstеmiс Fаilurе.)，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5)Л.П.列宾娜：《20-21世纪历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Реnuна Л.Л.,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на рубеже ХХ-ХⅪ вв.:Социалые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莫斯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Л.П.列宾娜，B.兹维列娃、М.Ю.帕拉莫诺娃：《历史的认知》(Реnuна Л.П.,Зверева В.B.,Парамонова М.Ю.,Исто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знания)，莫斯科：“大鸨”出版社2008年版。
(46)参阅Г.尼克利斯、И.普罗国任：《认知的复杂性》(Нцкололцс Г.,Прuzожцн И.,Познние сложного:введение)，莫斯科：世界出版社1990年版；И.普罗国任、И斯捷格尔斯：《从混乱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Прцzoожцн И.,Сmенzерс И.,Порядок из хаоса:Новый диалог человекас природой)，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6年版；B.B.瓦西里科娃：《社会体系发展中的混乱与有序：协同学与社会自组织理论》(Васuлкова В.B.,Порядок и хаос в развити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истем:Синергетика и теор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амооргаанизации)，圣彼得堡：“黇鹿”出版社1999年版。
(47)参阅C.Ю.马尔科夫、A.B.克洛达耶夫主编：《历史与协同学：社会进程中的数学模型》(Малκов С.Ю.,Корomаев А.B.,История и синергета:Математичесκое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инамиκи)，莫斯科：“书屋”出版社2005年版；C.Ю.马尔科夫，A.B.克洛达耶夫：《论历史与协同学的研究方法》(Маnков С.Ю.,Короmаев А.В.,История и синергетиκа:Методолот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书屋”出版社2009年版。
(48)有关历史协同学的重要著作有，A.Ю.安德烈耶夫、Л.И.鲍罗特金：“罢工运动的非线性模型：自组织影响因子分析”(Анреев А.Ю.,Борокuн Л.И.,"Нелинейная модель стачечного движκения:анализ эффеκтов самоорганизации")，Л.И.鲍罗特金等编：《思想的圆圈：历史信息技术中的电子资源》(Борокuн Л.И.,Круг идей:элеκтронные ресурсы историчесκой информатиκ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90页；A.Ю.安德烈耶夫等：“20世纪90年代彼得堡交易所股票动态进程研究中的协同学理论”(Анреев А.Ю.,"Методы синергетиκи в изучении динамиκи κурсов аκций на Петербургсκой бирже в 1900-х гг.")，Л.И.鲍罗特金等编：《思想的圆圈：信息社会下的历史学情报》(Борокuн Л.И.,Круг идей; историчесκая инφорматиκа в инфформацио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10页；А Ю.安德烈耶夫等：“协同学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挑战与未来”(Анреев А.Ю.,"Синергетика в содиальных науκах:путиразвития,опасности и надежды")，Л.И.鲍罗特金等编：《思想的圆圈：历史信息中的宏观和微观学》(Борoκuн Л.И,Круг идей:маκро-и миκроподходы в историчесκой информатиκе)，明斯克：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Л.И.鲍罗特金：“从混乱到有序：历史研究方法论中的协同学概念”(Бороκцн Л.И.,"Порядоκ из хаоса:κонцепци синергетиκи в мтодлогии историчес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近现代史》(Новаяи ноев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3年第2期，第98～118页；Л.И.鲍罗特金：“历史与协同学：历史发展过程的模型”(Бороκцн Л.И,"Синергетикаи история: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κих процессов")，A.B.克洛达耶夫等主编：《历史与数学：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模型建立与分析》(Короmаев A.B.,Малκов С.Ю.,Грuнuн Л.E.,История и Математика:Анализ и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κих процессов)，莫斯科：“书屋”出版社2007年版，第8～48页；Л.耶夫斯季戈耶、Р.耶夫斯基戈耶夫：“跨越式发展大揭秘”(Евсmuнеева Л.,Евсmенеева л..,"Тайна догоня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2012年版，第81～96页；Г.М.伊波里托夫：“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研究中协同学理论问题”(Иnnолumов Г.М.,"Квопросу о синергети чесκом подходе в историчесκих и историограичесκих исспедованииях")，《俄罗斯科学院萨马拉科研中心学报》(Известя Самарс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Росснйсκой аκадемии наук)2010年第12卷第2期，第207～213页；C.H.科瓦廖夫：“历史的抉择——历史学中的经济思维”(Ковалев С.Н.,"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ая история—эκономичесκое мыппл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чесκой науκе")，《历史经济研究》(сториκо-эκономичес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05年第6卷第1～3期；Л.H.马祖尔：《历史方法论研究》(Мазур Л.Н.,Методы историчес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430页；А.П.娜扎列强：“历史懂得假定式吗——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替代模式”(Назаpemян А.П.,"Знает ли история сослагательное наκлонение? Мегаисторичесκий взгляд н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е модели")，《哲学科学》(фнлософсκие науκи)2005年第2期，第7～18页；B.A.涅哈姆金：《历史认知中的反历史事实研究的起源和方法论》(Нехамкuн В.А.,Контрфаκтичес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ания в историчесκом познании:генезис,методо логия)，莫斯科：新闻观出版社2006年版。
(49)20世纪俄国沙皇暗探头子C.B.祖巴托夫为破坏革命工人运动而建立的伪工人组织。
(50)A.Ю.安德烈耶夫、л.И.鲍罗特金：“罢工运动的非线性模型：自组织影响因子分析”，Л.И.鲍罗特金等编：《思想的圆圈：历史信息技术中的电子资源》，第434～490页。
(51)И.B.别斯图热夫拉达：“历史哲学中的复古二元论”(Бесmyжев-Лаа И.B.,"Ретроальтернативистиκа в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7年第8期，第112～122页。
(52)А.B.博恰洛夫：《历史发展选择的史学和方法问题》(Бочаров А.B,Проблем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ости историчесκого развития: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κие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κие аспеκты:дис.… κанд.ист.науκ)，托木斯克：托木斯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第7节：“历史发展的选择性思维(对1992 2001年间所建构的反历史事实模型进行审查和分析)”[Иде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ости историчесκого развития(обзор и анализ κонтрфаκтичесκих построений,сделанных в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в 1992-2001 гг.)]; А.B.博恰洛夫：“反历史事实模型的局限性和可行性”(Бочаро А.В.,"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огранчения κонтрфаκтичесκой истории")，《历史经济研究》(Историκо-эκономичес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08年第9卷第3期，第5～30页；В.A.涅哈姆金：“17-20世纪的俄国人文学领域历史发展的反历史事实模型”(Нехамκuн В.А.,"Контрфактичесκое моделироване историчес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м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познании ⅩⅦ-ⅩⅩвв.")，И.П.斯米尔诺夫：《俄国传统思想》(Смuрно И.П.,История мысли:Руссκая мыслительная традиция)，莫斯科：“大学图书”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93～112页；B.A.涅哈姆金：“反历史事实研究”(Нехамкuн В.А.,"Контрфаκтическ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历史心理学与社会史》(Историчес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и сои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и)2011年第4卷第1期，第102～120页。
(53)Ю.М.洛特曼：“十字路口的克丽奥”(Лоmман Ю.М.,"Клио на распутье")，《我们的遗产》(Наше наследие)1988年第5期。
(54)Ю.М.洛特曼：“揭示真相抑或狂热之举？”(Лоmман Ю.М.,"Изъявление Господне или а зартная игра?")，Б.А.乌斯别斯基：《Ю.M.洛特曼和莫斯科—塔尔图语义学派》(Усnенскцǔ Б.А.,Ю.M.Лотман и тартусκо-мосκовс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κая шκола)，莫斯科：灵知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358页。
(55)(56)Ю.М.洛特曼：《文化大爆炸》(Лоmман Ю.М.,Культура и взрыв)，莫斯科：灵知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8、97页。
(57)A.汤因比：“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未死”(Тоǔнбu А.,"Если бы Алеκсандр не умер тогда…")，《知识就是力量》(Знание—Сила)1979年第12期，第55～65页。
(58)P.科乌里：《历史的另一种选择》(Коулu Р.,А что,если бы?:Альернативная история)，莫斯科：阿斯特莱尔出版社2002年版。
(59)H.埃捷里曼、阿波斯托尔·谢尔盖：《谢尔盖·穆拉维耶夫—阿波斯托尔中篇小》说(Эǔелман Н.,Аnocmoл Серееǔ.,Повесть о Сергее Муравьеве-Апостоле)，莫斯科：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
(60)C.А.埃科什杜特：“破碎的阿拉克切耶夫纪念碑”：反历史事实模型试验(зкшmymуm С.А.,"'Раздробим монумент Аракчееву':Опыт κонтрфаκтичесκог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κого прошлого")，《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6年第10期，第29～45页；C.A.埃科什杜特：《服务于俄国利维坦》(Экщmym С.А.,На службе росийскому левиафану)，莫斯科：进步与传统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69页。
(61)B.A.涅哈姆金、A.H.涅哈姆金：“假如十二月党人胜利了”(Нехамкин В.A.,Нехамкин A.H.,"Если бы победили декабристы)，《俄罗斯科学院学报》(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Аκадеминии наук)2006年第9期，第805～812页。
(62)C.B.米罗年科：“假如1825年12月14日未发生起义”(Мupоненко С.В.,"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Восстания могло не быть")，《国内历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2年第3期，第57～66页。
(63)B.Ю.扎哈罗夫：“立宪——18世纪末至19世纪20年代俄国专制制度的现代化方式”(Захаров В.Ю.,"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κаκ вариант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бсолютиэма в κонце ⅩⅧ-первой чегверти ⅩⅨв")，《俄罗斯历史》(Российсκая История)2011年第6期，第31～51页。
(64)И.в.卡拉楚巴、И.B.库鲁金、Н.П.索科洛夫：《俄国历史发展的选择：从留里克到寡头政治》(Карацуба И.В.,Куруκцн И.B,Соκолов Н.П.,Выбирая свою историю：Развилκи нa пути России:от Рюриκовичей до олигархов)，莫斯科：蜂鸟出版社2005年版。这本书引起了学界人士的激烈争论：C.B.秋秋金：“关于俄罗斯历史选择之路的新书”(Тюmюкuн С.В.,"Новая κнига об а льгернативах российсκо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历史》(Российсκая История)2006年第5期，第137～144页；П.C.斯捷法诺维奇：“关于俄罗斯历史选择之路的新书”(Cmeфановuч П.С.,"Новая κнига об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х российсκо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历史》2006年第6期，第192～204页；A.B.马莫诺夫：“关于俄罗斯历史选择之路的新书”(Мамонов A.B.,"Новая κнга об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х российсκо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历史》(Российсκая История)2007年第3期，第139～172页。
(65)A.Г.维什涅夫斯基：《镰刀与卢布》(Вuщневсκuǔ А.Г.,Серп и рубль)，莫斯科：联合人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77页。
(66)А.B.博恰洛夫：“从历史编纂和方法论角度看‘偶然性’概念在探究历史选择时的应用”(Бочаров А.B,"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κие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κие аспеκт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онятия 'случайность'в изучении историчесκих альтернатив")，《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学报》(Вестниκ Томс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7年总第297期，第120～121页。
(67)B.H.舍别列夫：《俄国历史的另一种选择》(Шевелев В.Н.,Все могло быть иначе: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罗斯托夫：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68)M.A.库卡尔采娃：“历史编纂中语言学转向的实质和原则”(Куκарцева М.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κий поворот в историописании:эволюция,сущность и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пы")，《哲学问题》(B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06年第4期，第44～55页。
(69)参阅Ю.A.秋缅采夫：“历史阐释中‘隐喻描述’语言的作用”(Тюменuев Ю.А.,"‘Метафоричесκий нарратив’ ороли языка пр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историчесκих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й")，Б.Г.莫吉利尼茨斯基：《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和历史编纂问题》(Моzuльнuuкuǔ Б.Г.,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κие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κи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чесκой науκи)，托木斯克：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62页。
(70)И.A.布坚科：“后现代主义的朴素魅力”(ъуmенко И.А.,"Ненавязчивый шарм постмодерна")，《社会学和人类学》(Журнал социолог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2001年第4卷第2期，第68～78页；C.И.茹科：“现代美国历史编纂学简讯”(Ж уκ С.И.,"Зметκи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америκанс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тории)1995年第10期，第162～167页；И.П.伊里因：《后现代主义》(Ильцн И.П.,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словарь терминов.)，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信息研究所2001年版；Ю.科卡：“世界历史学的当前趋势和现实问题”(Кока Ю.,"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аκтту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κой науκи в мире")，《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3年第3期，第17～20页；B.鲁德涅夫：《20世纪的文化百科词典：重要的概念和文本》(Рунев В.,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κий словарь κультуры ⅩⅩвеκа:κлючевые понятия и теκст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C.斯密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史：问题与展望”(Смum C.,"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на Западе: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κтивы")，《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年第8期，第154～161页，А.Б.索科洛夫：“后现代主义与历史认知”(Соκолов А .Б.,"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и нсторичесκое знание")，К.B.赫沃斯托娃主编：《历史认知问题》(Хвосmова К.В.,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κого познания)，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77页；P.塔尔纳斯：“后现代主义思维”(Тарнaс Р.,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κое мышление)，Р.塔尔纳斯主编：《西方思想史——智慧之火》[Тарнас Р.,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го мbццления(Страсти западного ума)]，莫斯科：科隆传媒出版社1995年版；Д..ж.托什：《追求真理：掌控历史学的能手》(Тощ Д.Ж.,Стремление κ истине:Каκ овладеть мастерством историκа)，莫斯科：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184页；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P.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坎布里奇：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71)Л.П.列宾娜、B.B.兹维列娃、М.Ю.帕拉莫诺娃：《历史的认知》，第268～275页。在莫斯科有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思想史研究中心(http://www.igh.ru/sectors/department-of-theoretical-researchcentre-for-intellectual-history/)和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中心(http://roii.ru/)。
(72)д.ж.托什：《追求真理：掌控历史学的能手》，第185页。
(73)不同理论概念启发价值概述对比分析，请参阅Ю.П.博卡廖夫：《比较历史研究问题》，第7～33页；H.H.克拉金：“历史动态和问题的综合理论”(Краuн Н.Н.,"Те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роблема их синттеза")，B.A.维诺格拉多夫等主编：《俄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2004年7月2-3日叶卡捷琳堡国际会议报告文集》(Вuноzраов В.А.,Социаль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κой истории:доκлады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κонφ.Екатеринбург,2-3 иоля 2004 r.)，叶卡捷琳堡—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530页；И.B.波别列日尼科夫：“宏观理论下俄国历史动态发展”(Побережнuков И.В.,"Россия в κонтеκсте маκротеорий историчесκой динамиκи")，B.A.维诺格拉多夫等主编：《俄国历史上的变革：2004年7月2-3日叶卡捷琳堡国际会议报告文集》，第558～571页。试图从宗教、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和文明观方向出发，解读俄国历史上从古至今的重要事件，请参阅Ъ.В.卢启曼主编：《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俄国史：教学参考书》(Лuчман Б.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позиций разных идеологий:учеб.пособие)，罗斯托夫：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74)杰姆斯·史葛：“自我认知理论和阶级理论——互补关系：杰姆斯·史葛教授访谈录”(Скоmoм ДЖ.,"теор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теория κлассов—комплементарны:Интервыо с проф")，《社会学评论》(Социологичечский Журнал)2005年第2期，第127页。
(75)H.П.德罗兹多娃：“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经济发展观研究纲领比较分析”(Дрозова Н.П.,"Концепции эκономнчесκого развития：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марκсистсκой и нео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κих программ")，И.И.耶里谢耶娃主编：《俄国和欧洲经济思想：圣彼得堡的经验(2007-2009)》(Елuсеева И.И.,Российсκая и европейсκая эκономичесκая мысль:опы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та,2007-2009)，圣彼得堡：涅斯托尔史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5页。
(76)И.М.萨维里耶娃、A.B.博列塔耶夫：《历史与社会学》(Савелbева И.М.,Полеmаев А.В.,Исгорияи сциалъные науκи)，莫斯科：高等经济学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77)参阅A.霍夫曼：“口述史的可靠性和准确性”(Хоффман А.,"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и надежκность в устной истории")，E.Ю.梅谢尔吉娜、B.B.谢梅诺娃主编：《传记学的历史和实践》(Мещерκuна Е.Ю.,Семенова В.B.,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история,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 практиκа)，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1994年版，第42～50页；J.F麦克米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政治重现：现代新法国史研究”(J.F.McMillan,"Social History,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Politics:Some Recent Work on Modern France")，《现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994年12月第66期，第755～772页。
(78)П.伯克：“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Бёрκ П.,"Историчес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и новая κультурная история")，《独立语言学杂志》(Независимы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κий журнал)2005年第75期，第64～91页；П.伯克：“现代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Бёрк П.,"‘Перформативный поворот’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奥吉谢伊：《人类历史》(Оссеǔ.,Человеκ в истори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354页；Л.П.列宾娜：《20-21世纪历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C.A.萨维茨斯基：“历史编纂学中‘语言学转向””(СавuuкuǔC.A.,"Перформативный поворот'в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奥吉谢伊：《人类历史》，第250～267页；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社会和精神起源研究》(Элuac Н.,О процессе цивилизации:социоген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сихогене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C.布鲁克：《莫斯科文化史》(C.Brooke,Moscow:A Cultural Histo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Ю.A.基梅列夫：《社会学方法论的分析与概述》(Ku-мелев Ю.А.,Метолог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κ(современные дисκуссии):аналитичесκий обзор)，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领域科学信息所2011年版。
(79)参阅A.里伯：“美国的俄国史研究”(Рuбер А.,"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СщА")，《历史笔记》(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κи)2000年第3期，第65～105页。
(80)Ю.П.博卡廖夫：《经济史与经济理论》(ъокаре Ю.П.,Эκономичесκая история и э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научный доκлад))，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4页。
(81)Г.А.博尔久科夫：“书写自己的历史”(Борюzов Г.А.,"Вместо заκлючениия:Каждое поκоление пишет свою историю")，Г.A.博尔久科夫主编：《俄国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Борюzов Г.А.,Историчес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тенденц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莫斯科：20世纪俄罗斯社会研究者协会1996年版，第427～436页。
(82)Л.П.列宾娜：《俄国和世界史学领域的新研究战略》(Реnuна Л.П.,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в российсκой и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莫斯科：高等经济学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
(83)А.B.卢波斯基：《历史研究模型的选择》(Лубскuǔ А.В,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е модели историчес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358页。
(84)A.A.别里克：《文化(社会)人类学：教学参考书》(Белцκ А.А.,Культурная(социальная)антропология:учеб.пособие)，莫斯科：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М.М.克罗姆等主编：《当代史学：20-21世纪的跨学科研究》(Кром М.М.,Историчесκая наука сегодня; Истор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рубеже ⅩⅩ-ⅩⅪвеκов)，圣彼得堡：阿莱捷亚出版社2006年版；М.М.克罗姆：《历史人类学》(Кром М.М.,Историчесκа яантропология.2-еизд.)，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л.П.列宾娜：《新历史学和社会史》；Л.П.列宾娜：《20-21世纪历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Л.П.列宾娜、B.B.兹维列娃、М.Ю.帕拉莫诺娃：《历史的认知》；B.费勒：《历史人类学概论：哲学史逻辑问题解决经验》(феллер В.,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чесκую антропологию:Опыт решения логичесκой проблемы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莫斯科：“俄罗斯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
(85)“结构主义”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被广泛使用，主要定位是人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突出强调社会价值和文化在世界建设中的作用。参阅В.П.别特连科：“人类学领域的新范式——结构主义”(Пеmренκо В.П.,"Конструκтивизм κаκ новая парадигма внауках о человеке")，《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1年第6期，第76～78页；O.B.列托夫：《科学客观性问题：从实证主义到后现代主义》(Леmо О.В.,Проблема научной объеκтнвности:от позитивизмаκ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у)，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领域科学信息研究所2011年版；Л.A.马尔科娃：“科学社会研究中对真理概念的怀疑”(Марκоа Л.А.,"В социологиччес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науκи понятие истины под сомнением")，Л.A.马尔科娃等主编：《过去和当今学者的思维》(Маркоа Л.А.,Мыццление ученого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莫斯科：阿尔法-М.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0页；Л.А.马尔科娃：“理性——是真理的选择吗？”(Маркоа Л.А.,"Смысл—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истине?")，Л.A.马尔科娃等主编：《过去和当今学者的思维》，第70～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