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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西方价值观,指的是西方哲学中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曾引导西方哲学演变的价值概念。历史地考察这些概念的发展演变,是研究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虽然柏拉图把哲学分作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但它们在古希腊哲学中始终被看作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只是被看作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连接这两者的关键,是古希腊哲学体现出的价值观念。它并不意味着对这种哲学的价值判断,而是这种哲学本身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考察这种价值取向,就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最好阐述,也是对西方哲学发端原因的最好说明,直接反映了人类精神产生的最初形态。历史地看,西方的价值概念只能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而西方价值观念的变迁,也就是西方哲学核心概念的发展历史。从西方哲学价值观的变迁中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家们对人类与世界的认识关系的考察,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由整体和无限到部分和有限、由超越和永恒到非超越和暂时、由确定到不确定的过程。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哲学在人类认识发展和精神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哲学理论。人类正是通过哲学的方法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特别是在价值观的形成中,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直接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意义上,价值观与方法论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我们对价值观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说到“西方价值观”,很容易被人误解为西方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价值观;但这里所说的西方价值观,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所挖掘的西方价值观念,特别是一些曾引导西方哲学演变的价值概念,如灵魂、永恒、知识、信仰、真理、德性、理性、理念、启蒙、权利、正义、语言、平等、秩序、科学、自由,等等。它们不仅作为核心概念成就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而且造就了当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并且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从概念史角度去了解西方价值观的变迁,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西方价值观的真实内容,也有助于完整地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演变。
一 人类精神的发生学起点
历史的起点总是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的。西方文明的发端通常被看作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但罗马时代的文明是对古希腊文明的摧毁性破坏,也是对人类精神早期时代的一种自杀式检验,而古希腊文明则是对古埃及文明以及之前的地中海文明的塑型定论。由此可见,古希腊文明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精神的最初家园之一;而在东方,则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它们都是人类思想的萌芽阶段。
文德尔班(W. Windelband,1848—1915))在《哲学史教程》中指出,哲学的产生最初是与原始的宗教意识和伦理观念密切相关的,当这两者之间出现分歧之后,科学(知识)的概念才逐渐进入古希腊人的视野,最后把有关正当生活的行为指南作为哲学的主要内容。这样,“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便获得了基于科学原则的生活艺术的实践意义——智者派和苏格拉底(Σωκρ?τη?,前469—前399)早已为这种涵义开辟了道路。”从柏拉图(Πλ?τeων,前427—前347)开始,哲学就被明确地划分为了两个主要部分:理论的哲学和实践的哲学。理论的哲学主要来自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这个认识过程的反思。早期哲学家们在观察世界和解释宇宙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最高原则和基本问题,这些构成了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λη?,前384—前322)意义上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这些成为后来理性神学或自然神学的主要来源。同时,早期人类对自然历史的研究也构成了自然哲学或物理学的主体部分,对人类意识活动的研究则构成了心理学的最初形态。实践的哲学则主要关注人类现实活动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无论是作为实践哲学之核心部分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还是作为社会研究的法学、社学会以及历史哲学等等,都规定了人类活动的现实作用和范围。但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理智智慧,即他们努力试图从经验中的具体事件和观察事实中寻找某些能够可以更好解释这些事件和事实发生之根据的原因或理由,并用某些更具有解释力量的观念或概念去刻画这些原因或理由。
这些最初体现为早期自然哲学家们的宇宙论工作,后来表现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人类社会和思想世界的全面关注。苏格拉底作为雅典人的精神领袖,他有着非凡的精神气质。他的伟大不仅在于对知识的不懈追问,更在于他能够从世间凡俗中看到万物的根基和观念的永恒。他的“认识你自己”让早期哲学家们从对自然的迷恋中摆脱出来,把哲学的注意力转向了更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哲学和辩证法,这为理论哲学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哲学的向度。所以,在古希腊哲学中,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一开始并非截然分离的。但在柏拉图哲学中,这两种哲学被明确区分开来,有关自然推理的哲学被归入了理论哲学的范畴,而关于人类自身活动的反思则被放到了实践哲学的领域。然而,事实上,这个区分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和直接。
首先,古希腊人对实践活动的兴趣远远大于对理论说明的兴趣,因而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自然面前获得稳定的自我地位,他们的理论兴趣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自然变化的根据。一切关于知识(科学)的学说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摆脱外在控制的自由要求,而不是为了知识本身的要求。这样,对知识的理论要求就一定是围绕着人们的实践要求展开的。文德尔班说:“为宗教互相摇摆不定所主张的个人独立思考,从实践生活问题扩展到对自然界的认识;在认识自然界时,这种独立思考首先获得摆脱外在目的的自由,首先获得知识的自我限制,这就构成了科学的本质。”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的理论兴趣首先来自于对实践问题的思考,来自于对生活世界的目的论反思。康德(I. Kant,1724—1804)之后的哲学强调了理论思维的优先地位,但在古希腊哲学中,理论说明的实践面向却是一切哲学观念得以产生的主要动力。换言之,哲学的最初动因应当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目的要求,而不是为了满足认识自然的知识要求。这种以人为本的目的论构成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兴趣,也是西方哲学得以产生的主要根源。
其次,在古希腊哲学中,关于自然知识的理论说明不仅出自实践目的的需要,而且最终依然是为了实践的目的服务,为了满足人们现实活动的需要。这里的现实活动主要是指人们的社会活动,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一切行为。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些行为主要包括了个人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的组织形式。前者是在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所讨论的范围,后者则是政治学所讨论的范围。但无论是在何种范围内,这些哲学所处理的问题都是与人自身的性质和活动有关的问题,因而也就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由此我们看到,在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哲学的这种人学性质也逐渐成为使其与科学和宗教相区别的重要特征。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特征,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古希腊哲学中始终被看作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只是被看作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连接这两者的关键则是古希腊哲学体现出的价值观。在这里,古希腊哲学的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对这种哲学的价值判断,而是这种哲学本身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考察这种价值取向,就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最好阐述,也是对西方哲学发端原因的最好说明,直接反映了人类精神产生的最初形态。
人类精神的产生首先来自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需要,人类精神就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直接结果。但这种认识过程却是以两种基本方式展开的。一种是人类对外在对象的直接把握或部分把握,一种是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间接把握或整体把握。前者是科学和知识产生的基本方式,后者则是思想或概念产生的基本方式。虽然人类精神包括了知识与思想两个部分,但在对事物的整体把握方面,只有思想才能真正体现人类的精神。换言之,人类精神是以思想/概念为形式展现出来的。这样,人类精神就有了其特有的表现形式,而哲学正是对这种表现形式的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形成从开端就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特征,因此,古希腊哲学中的价值观就明显地反映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形式。这就是以“超越”和“永恒”作为这种哲学的主要概念,并由此引发了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在这里,我们就把“超越”和“永恒”作为人类精神产生的发生学起点之一。这个起点,恰好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概念,是西方价值观区别于其他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标志。
二 西方价值观变迁的历史轨迹
历史地看,西方价值观的变迁为我们准确理解这种价值观提供了有效的方式,也是我们讨论西方价值观与其他传统价值观之区别的主要方式。的确,历史地考察总是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详实的历史数据和更为权威的事实判断。然而,我们对历史的任何描述和判断都是基于我们对历史的基本认识,或者说,是我们的历史观念决定了我们对历史数据的选择和对历史事实的判断。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讨论西方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时,我们就需要首先给出一个理解方式,即西方的价值观念只能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而西方价值观的变迁也就是西方哲学核心观念的发展历史。
当柏拉图确立了作为现实世界摹本的理念世界的时候,他就把理念世界作为具有超越性的存在,而这种超越性就在于其面对现实世界的永恒性根据。而这种超越性和永恒性,正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观念,也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超越和永恒的观念,西方哲学才会在知识和真理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才会在德性与正义的法庭面前从容不迫,才会在对无限和整体的追问中不断探索,才会在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中保持清醒。这些都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也是西方价值观变迁的历史轨迹。文德尔班在《古代哲学史》中把对古代哲学的研究,刻画为一种关于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科学之起源的洞察。他说:“古代哲学中蕴含的各种思想开端对后世整个科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希腊哲学留下来的材料相对较少,但是,它以非常简明扼要的方式,在对事实进行理智性阐述方面搭建了各种概念框架;并且,它以严格的逻辑,在探索世界方面开展出了所有的基本视域。这里面包括了古代思想的特质,以及属于古代历史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东西。古代科学的各种成果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我们今天的语言和世界观之中。古代哲学家们带有原始的朴素性,他们将单方面的思想旨趣贯彻到底,得出单边的逻辑结论,从而凸显了实践和心理层面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仅主导哲学问题的演进,而且主导着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古代哲学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典型意义,也就是说:起初,哲学以大无畏的勇气去探究外部世界;然而,当它在这里遭遇到阻挠的时候,它转向了内部世界,由这个视域出发,它以新的力量尝试去思考‘世界—大全’。即使在服务社会和满足宗教需要方面,古代思想赖以获取概念性知识的这种方式也具有一种超越历史的特殊意义。”文德尔班的这番论述表明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准确反映了西方价值观的历史变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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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外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718.html 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9年第1期第157—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