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明: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00: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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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金明  

   【摘要】 1949-1954年立宪活动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新中国临时宪法和第一部宪法为宪法政治奠定了精神和制度基础,确立了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轨道;改革开放塑造了1982年宪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风格,现行宪法始终保持着改革特征和现代化趋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宪法修改为主要方式推进宪法进步和发展,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共十九大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现行宪法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总结近七十年来中国宪法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宪法政治建设成就和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宪法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成果,以习近平新时代宪法思想为指导,以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为起点,面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实现改革宪法向复兴宪法的飞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文关键词】 宪法史;改革开放;新时代;宪法自信;复兴宪法

  

引言

  

   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已有近七十年历史。从1949年通过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立新中国政权,到2018年修改1982年宪法全面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中国宪法政治大体上经历了新纪元宪法阶段、新时期宪法阶段,并开始进入新时代宪法阶段。回顾以往,新中国宪法政治大致上走过了从相对自发立宪建政,到比较自觉修宪改革,再到相当自信行宪复兴的历程,大略上形成了自“立宪建制-有宪无治”,到“修宪改革、依宪治国”,再到“良宪善治、行宪复兴”的过程。回顾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的历史,以1949年“共同纲领”为基础,与“共同纲领”是一部临时宪法不同,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建政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与1954年宪法是一部建政宪法不同,1982年宪法是一部应时而生、顺势发展的改革宪法;以1982年宪法为基础,与1982年宪法是一部改革宪法不同,新时代宪法将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优势的复兴宪法。[1]

   中共十九大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宪法政治发展亦进入新时代,应当面向未来三十多年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治行程。展望未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思想为指导,以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为起点,实现改革宪法向复兴宪法的飞跃,铺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政治发展道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发展,为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根本制度支撑,为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一、新中国宪法的历史发展


   自1949年制定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到2018年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新中国宪法政治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关于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史,可以大致划分为几个时期,即“共同纲领-五四宪法”时期、“七五宪法-七八宪法”时期、“八二宪法-宪法修正”时期,还应当将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视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回顾新中国近七十年的宪法政治发展史,不能忽略“共同纲领”的历史地位和“五四宪法”的基础价值,“七五宪法”的精神缺陷和“七八宪法”的历史局限,“八二宪法”及其修正案的改革特征和现代化趋势,以及从整体看,由建立新政权之需的建政宪法,到推进改革开放之需的改革宪法,再到实现民族复兴之需的复兴宪法,由此构成的新中国宪法政治递进发展的基本趋势。[2]

   (一)共同纲领-五四宪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立宪活动历来受到高度评价,“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在学界备受尊崇,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拥有重大历史地位和深刻历史影响。[3]根据一般的说法,“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们承载的精神、使命具有共通性。如果对新中国宪法政治史进行分期研究的话,可以将“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视为一体。新中国宪法政治初始时期的“共同纲领-五四宪法”开启了新中国宪法政治的行程。但始于1956年底的政治形势变化中断了新中国宪法-宪治进程,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基本脱离了民主政治的常态,违反宪法、背离宪治的现象时有发生,“五四宪法”逐渐“有形无实”,淡出国家政治生活,尤其是1966-1976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上处于形存实亡的状态,新政权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国家和社会实际上进入了“徒有宪法,空无宪治”的状态。

   一是关于1949年纲领的历史地位。1949年“共同纲领”发挥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它为新中国政权奠基,是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基石,是新政权成立初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4]作为一部临时性宪法,“共同纲领”发挥了“立宪建政”的功能,而制定“共同纲领”等宪法性文件以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共和立宪、建政立策的伟大实践,“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切法制的基础。[5]它不仅是新中国宪法政治的良好起步,还与1954年宪法共同为中国宪法政治确立了精神价值、基本原则、制度基础和发展轨道。1949年“共同纲领”已经成为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它既具有制度意义,又具有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及其确立的最高法制,还在于它的产生过程,对新中国宪法政治的探索,尤其是它所践行的民主共和精神。新中国早期宪法政治所实践的共和精神和民主思想,尤其是“共同纲领”所承载的民主共和精神,为“五四宪法”发扬光大,并为继往开来的“八二宪法”所承续,一直流淌在现行宪法文本中,深刻影响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的发展和宪法政治的实践。

   二是关于1954年宪法的基础价值。新政权成立五年后制定的1954年宪法,是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以当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为基础,承继了“共同纲领”的根本内容,承续了“共同纲领”的共和底色,承载着“治国安邦”的基本使命,发扬光大了民主宪治精神,并实现了宪法文本体系化和内容体系结构化,以序言、总纲、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等五大板块,确立了新中国宪法文本完整的外观形态,是一部框架体系规范化、标准化的宪法,其中“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立,充分体现了其内在的宪治精神。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五四宪法”具有“立宪善政、施宪致治”的基础价值,它确立了新中国重大宪法关系,规划了宪法政治的总体格局、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路线和轨道,为新中国人民民主建设和宪法政治发展奠定了宽厚的法制基础。遗憾的是,它的地位和作用、权威和效力没有保持多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五四宪法”逐渐有名无实,国家陷入“有宪法,无宪治”的状态,并且这一状态持续了长达近二十年。

   (二)七五宪法-七八宪法

   始于195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显于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中断了新中国初期确定的宪法政治进程,国家治理逐步陷入“有宪无治、无宪乱治”状态。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制定的1975年宪法,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制定的1978年宪法,形成了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一般宪法原理和宪治规律,背弃了一些具有决定性的宪法精神、原则和制度,严重偏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宪法政治发展轨道。尽管“七八宪法”及其两次修改试图摆脱错误思想的羁绊,但并没有克服“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整体性缺陷。

   一是关于1975年宪法的精神缺陷。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制定的1975年宪法,在框架结构上基本延续了“五四宪法”的体系结构,除序言外,包括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等部分,但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其最严重的不足是“与生俱来”的精神缺陷。“有形无神”的“七五宪法”存在的精神缺陷归因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也就是1950年代末以来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其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序言明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国家机构上,以“革命委员会”组织形式取代国家机构,解构了国家宪治体系;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上,大幅删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把公民义务置于公民权利之前,取消“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规定公民“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等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是整体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尤其是政治生活、精神原则规范各层面均遭到破坏,立宪施宪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了“七五宪法”的精神缺陷,特别表现在制度上,就是公民权利体系的严重萎缩与国家权力体系的彻底扭曲,总体上严重毁损了新中国初期的立宪成果,几乎是彻底颠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宪法政治的制度基础和发展轨道,这无疑是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实际反映。

   二是关于1978年宪法的历史局限。“文革”结束后不久制定的1978年宪法,是一部具有明显过渡性的宪法,在宪法文本及其体系结构上试图消除“七五宪法”上的严重缺陷,它在形式上确实部分恢复了“五四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规定,体现了恢复正常的宪法政治状态的尝试和努力,这无疑预示着长达二十年“有宪无治”状态逐步走向结束。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七八宪法”未能彻底挣脱“文革”错误思想的羁绊,依然持留了浓厚的“左”的色彩和“文革”痕迹,序言中仍然保留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规定,仍然保持着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态度,在国家机构中继续使用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仍然规定公民“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等等,“七八宪法”总体上延续着“七五宪法”的实质性精神缺陷。在“七八宪法”存续的四年里,曾于1979、1980年两次修改,分别取消了关涉国家机构的“革命委员会”的规定与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四大权利”的规定,两次修宪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去文革化”,实际上也消除了一些根本性缺陷,但由于“七八宪法”仍然留存着“文革”基因,整体上陷入“精神分裂”状态,难以去除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三)八二宪法-宪法修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党和国家事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建设被摆在中心位置,政治生活恢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包括接续“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宪法原理和宪治精神,重启中国宪法政治建设和发展的行程。改革开放四年后的1982年12月,新中国近七十年宪法史上最大规模的修宪产生了现行宪法,这是一部公认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好宪法。现行宪法自诞生以来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因势同行、与时俱进,三十多年来历经多次修改,始终保持着它的本色和活力,规定着新时期宪法政治发展的方向,开辟出一条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主线的中国宪治之路,不断向前铺设和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政治发展的路基。

一是关于1982年宪法的根本特征。1980年代初期的立宪活动,在反思“文革”、反省“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历史教训的同时,回溯到“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上,回归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宪法政治发展轨道上。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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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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