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论人格权的法定性与开放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 次 更新时间:2019-01-05 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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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2018年8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一审稿,这是继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颁行后,民法典编纂迈出的第二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将人格权作为独立的一编加以规定,该编下设六章,共包括45个条文,详细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权益,并规定了人格权保护的一般规则,开创了新时代人格权保护的新篇章,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人格权独立成编虽然强化了人格权的保护,但由于人格权是不断发展变动的,因而,人格权又要保持其应有的开放性。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人格权编必须在对人格权类型进行法定化的同时,高度重视人格权体系的开放性,并有效协调和衔接二者的关系。

  

一、人格权具有法定性与开放性


   所谓人格权的法定性,是指人格权的类型、内容和效力以及行使方式,原则上需要由法律加以规定。如果法律没有将某种人格利益规定为人格权,则其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人格利益,也应受法律保护。实际上,人格权的法定化也是近现代民法实定化发展的表现。从近代民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人格权在内的私人权利的承认和保护机制,都开始从原来的道德体系和宗教体系转向实定法体系的保护机制。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格权权利类型、内容法定化的过程。

   我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一次在立法上对人格权实行了法定化,该法列举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婚姻自主权等具体人格权类型。《民法总则》第109条、第110条对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名称权等具体人格权以及一般人格权,但《民法总则》只是对具体人格权作概括列举,而没有将其详细展开。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人格权编详细列举了九种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隐私权,并专门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这实际上也对人格权类型采取了法定主义。

   从法律上看,人格权法定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具体人格权的类型具有法定性。人格权作为基本的民事权利,其具体类型必须是由法律规定的。从我国民事立法来看,人格权的类型是不断发展的,哪些人格利益可以上升为人格权,是由法律加以确认的。二是人格权内容的法定性。每项人格权都有其特定的内涵,每项人格权的具体内涵和效力都应当是由法律规定的,这也是有效区分各项人格权的前提。因此,对人格权的限制,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法规和规章加以限制,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也不能对人格权的基本内容加以排除。例如,约定免除当事人因故意或者过失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的责任是无效的。三是人格利益保护的法定性。人格权法定并不排除对人格权以外的人格利益的保护,人格权以外的人格利益仍然受一般人格权或者人格权一般条款的保护。四是救济方式的法定性。在人格权遭受侵害的情形下,除适用法律规定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外,每项具体人格权还可能有自己特有的救济方式,如侵害名誉权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法律还可能对某些具体人格权的救济方式作出特别规定。

   人格权的法定化,毫无疑问有利于全面确认并保护人格权。人格权之所以要法定化,就是要使个人明确其能够享有哪些人格权,权利的内容如何,义务人应承担何种相应的义务,并使权利人能够在其权利受侵害时,请求义务人履行义务和保护其权利。人格权法定化有助于公民和法人培养其权利意识和法治精神。正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实定法的确认和保护,才能明确人与人之间所享有的私人权利的边界,为私人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提供一套明确的依据,让每个人都能够并行不悖地享有和行使自己的私权利,从而有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同时,在发生争议之后,一套公开明确的实定法依据也有助于裁判者作出公开透明的判决,提高裁判的权威性和可接受性。因此,人格权只有法定化,才能明确权利的边界,国家才能通过强制力对人格权提供更强的保护。例如,在《民法通则》确认人格权以后,对人格权的保护才日益受到重视,主体的人格权才得到了确实的保障。

   人格权的法定化,有利于明确各项人格权的边界,防止权利冲突。人格权的类型复杂,各项人格权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例如,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之间就可能存在交叉。这就有必要通过法定化明确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防止各项人格权之间发生冲突。人格权法定化有利于权利人行使其权利,捍卫其权利,通过人格权的法定,可以区分某一人格权与其他人格权,尤其是对人格权进行法定限制的规则,如隐私权,有利于保障人的行为自由。 同时,通过人格权的法定化,有利于防止人格权的泛化。尽管人格权的法定化不像物权那样严格,但人格权的种类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果某种人格利益并没有被法律明确规定为人格权,则可以作为具体人格利益予以保护,但不宜将其视为具体人格权的类型。

   人格权的法定化,有利于保障人格权的正当行使,防止权利滥用。任何权利都是受限制的,人格权尤其是精神性人格权,也是受限制的,过度扩张人格权的内涵和范围,可能会损害其他社会利益。例如,过度扩张隐私权的适用范围,可能会影响他人的行为自由,也可能影响正常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法律确认了每项人格权益后,也必然需要对权利人控制、支配其人格利益的权利作出明确规定,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格权的积极行使也是人格权法定化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人格权本身具有固有性,本无须法律的明文确认,但如果法律不对人格权加以规定,可能混淆“应然”和“实然”,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而且法律明确规定各项人格权,也可以降低相关的信息成本,有利于保障个人的行为自由。如果人格权不能够行使和利用的话,则法律设定该权利的目的也就不复存在了。正是通过法律的确认,使得人格权的行使和利用方式日益多样化,使得人们在行使人格权过程中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的预期,其人格尊严得到有效维护。

   当然,尽管人格权需要法定,但与物权法定主义相比较,人格权的法定性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即便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人格利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因为人格权本身无法完全通过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人格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所以,新的人格利益也会不断涌现,绝对的法定化将会限制人格权的发展,这也决定了人格权的保护需要兜底条款。同时,人格权不像物权那样涉及第三人利益,即便不严格依法限定人格权的类型,也不会直接影响交易安全。因此,无须像物权那样为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而对人格权的类型实行严格的法定主义。

   人格权不仅具有法定性,也具有开放性。所谓人格权的开放性,就是指人格权是一个发展变动的体系,在法律上无法列举穷尽。人格权之所以具有开放性,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格尊严的完整性要求人格权具有开放性,否则无法实现对人格利益的完整保护。人格尊严在不同的时期也是不断发展和演变的,保护人格权本身也是凸显人作为主体的地位。人的主体意识和权益保护需要也在加强和多样化。人格权具有极强的演进性,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人对自身的认识必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在食不果腹的年代,生存权是需要保护的重点。而在进入新时代以后,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对人格尊严的追求就更加强烈,对于基于尊严保护而生的各种新型人格权就具有了保护的必要。隐私权的发展史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隐私是被作为阴私加以对待的,并没有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后来,隐私利益是作为名誉权的一种形式来保护的;再后来,隐私权才获得了明确的类型化承认。

   第二,人格的自由发展,要求人格权保持开放性。所谓人格的自由发展,是指人的个性在社会中的自由发展和展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的地位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倡导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对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凸显出了对人的全面保护,使得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非限于法律框架的认可,有利于保障人的自由发展。同时,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深刻的,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开始确认环境人格权、私人生活自决权、身世知情权等新型人格权,这些人格权内涵的多维成长与发展,都体现了人格权的开放性,从而使得人格的自由发展成为不争的事实。

   第三,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要求人格权保持开放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人格要素有被强化保护的需要。例如,正是因为照相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肖像权保护的必要性不断增强,并最终成为法定的人格权;同样,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监控技术的发展,一些人格要素利用的方式日益多元化,或者受到的威胁日益增加,法律才有强化保护的必要。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如此。所以,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客观上也会不断扩张人格权的体系,要求人格权具有开放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对人的主体性以及尊严的维护提出挑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例如,随着声音模仿技术的发展,声音的利益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是与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密切相关的概念,其在性质上属于框架性权利,可以对各项新型人格利益提供法律保护的依据,这就保持了人格权益类型体系的开放性。人格权的开放性不仅表现为人格权类型的丰富与发展,而且还表现为各类具体人格权内容的开放性。例如,姓名权的内容从身份登记上的本名的保护,发展到了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笔名、艺名、字号等的同等保护。这也是网络科技时代笔名等人格要素被广泛传播而引发的新型问题。《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中的人格权编明确规定了对笔名、艺名和字号的保护,就是人格权开放性的体现。

   第四,人格权保持开放性,有助于为司法机关在甄别和承认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时,提供一种制度安排上的可行性和裁判依据。从我国人格权保护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常常是先通过司法机关的试验性判决来开启的,在相应判决得到量的累积和经验总结之后,才会最终被升格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保护。从实践来看,出现了各种法官在裁判中创设的“祭奠权”“声音权”“亲吻权”等权利。这些权利虽然并不规范,但也反映出随着社会发展,一些新型人格利益不断出现,在法律未对此类人格利益的保护作出规定时,法官将面临寻找法律依据、适用法律规则的困难。而人格权保持开放性,就意味着这种人格承认与提升在制度安排上具有广泛的空间。在遇到新生人格权益诉求时,法官能够更积极、主动地思考该权利诉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和保护。相反,如果人格权的体系是固定的,则法官常常拘泥于现行法承认的有限人格权类型来判断新型的人格权诉求,对法无规定的权利不予保护,这就不利于人格权和人格尊严的丰富和发展。例如,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明确确认信用权,但也有法院在裁判实践中明确采用“公民的信用权”这样的表述,如在“王志华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涟源支行名誉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在认定公民享有信用权的前提下认定侵犯信用权的行为应当作为侵犯名誉权来加以处理。由此可见,如果立法不对该规定的新型人格权加以规定,完全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解创设新型的人格权名称,就可能导致司法裁判的不统一,也会引发法律适用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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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贸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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