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义:雅典立法者之立法宗旨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 次 更新时间:2019-01-03 22: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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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义  

   【摘要】 雅典的立法者从法律的角度锻造了一个令后世敬仰的城邦共同体。德拉古立法抑制了贵族们的僭主意图,使得城邦立法惠及城邦全体成员。梭伦通过立法让正义进入城邦,他赋予了公民中的弱势者以参政权和审判权,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他也抑制了权贵们的傲慢,使其才能能够更好地施惠于城邦。克利斯提尼通过立法把公民权与平等权确立了下来,民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享有极大的权力,雅典民主政体得以确立。埃菲阿特立法限制了最高法庭议事会的权力,把其全部权力赋予民众。这一系列的立法铸就了雅典特有的完全以城邦为依归的公民精神。于是,在这种法治精神的感召下,权贵们丢掉了自身的傲慢,全身心地融入到了民主政体中。民众也能接触到并享有贵族们的文化,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品行。

   【中文关键词】 雅典立法者;城邦共同体;民众陪审团;战神山最高法庭议事会;德馍

  

引言


   雅典在现代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思想也一直是后学取之不尽的源泉。但学者们,尤其是法律学人,在对雅典社会的解读中却长期冷落雅典法律,究其原因,也许对法学家来说,在哲学领域中雅典人是罗马人的老师,但在法律领域中,罗马人则是希腊人的老师。因此,研究雅典法律的学者要么是哲学家,要么是带有罗马法思维的罗马法学者。以至于有学者惊叹,“希腊,或确切地说雅典法律的研究,不仅是一个继子,而且是受到几个粗暴(谈不上丑陋)的姐妹恐吓的继子”。[1]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学者Paul Vinogradoff就曾言罗马法不同于雅典法,他说:“雅典法是基于城邦共同体而存在的,而罗马法则演变为帝国的法律,丢掉了其城邦成色。”[2]这就指出了雅典法和罗马法的区别是“城邦之法”与“帝国之法”的区别。[3]因此,理解雅典法首先就要探求城邦之涵义。古希腊时期的“城邦”一词为“polis”,我们现在翻译为“city-state”。从词源学的角度看,“city”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tas”,其含义为“‘有组织的共同体’、‘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成员’、‘公民’、‘国家’、‘公民的权利’”等。[4]粗略一看,“城邦”一词歧义繁杂,但细细探究,其中亦有恒定之因素,即作为共同体的城邦与公民息息相关。用布克哈特的话说就是,“他(城邦公民)所享有的自身存在的安全仅仅是由于公民身份,而且只有在他时刻感到自己的城邦存在的情况下才拥有这种安全感”。[5]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在本性上是城邦的人”亦是此理。

   我们知道,古希腊时期城邦林立,有158个城邦之多。城邦政体多样化,公民因其所属城邦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因此,属于何种政体对公民来说尤为重要。那政体是如何确立的呢?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建议,这多是立法者的事情。[6]对此,我们往往会误解为立法者已有一套明确的政体观念,并且依照此观念来立法。其实,立法者对政体的塑造并非有意为之,他们更多是立基于当时的社会矛盾来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社会也由于接纳或认可了这种措施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各种制度。因此,如果我们以现代意义的政体观念来探究古希腊时期的立法者,就不可避免地会把立法者的法律政治化,从而丢掉了其原先的成色。基于此,对雅典法的研究也往往会陷入此窠臼,因为雅典城邦不同于其余希腊城邦的特点就是其政体多嬗变,多种政体都曾存在过,如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等,这使得现代学者们往往会通过其制度来研究雅典法律。例如,萨拜因就通过对雅典民主政体法律的关注,把雅典的法院与其民主制度联系起来。[7]这种观念虽然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政体下雅典法律的特色,但往往会造成雅典法的断裂,不利于把握雅典法自身所具有的延续性。正如学者Sealey所言:“政治理论的分类方法不能洞察到制度发展的深层方面,就不会认识到在上层建筑巨变中生存下来的法和习俗的持续性。在雅典人的法律观念以及他们所采取维护法治的措施中发展出了一种与传统政治理论无关的思维方式。”[8]此话虽然因其完全抛弃传统政治理论的做法而有片面性,但也指出了我们通常所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中隐含着某种未曾揭示出来的东西,而且这种隐而未彰的东西往往就是当时社会现状的一部分。

   因此,要使雅典立法者们的立法连贯性完整呈现出来,就需要排除先见,尽量从雅典社会的现实来解读,因为现实是无法以片段化的方式来分割的。这并没有否认社会现实是流变的,相反,正是因为这种流变性,才凸显了立法者的高贵之处,即他们能在流变中把握住其恒定因素并对之加以改良,从而继承以往、荣耀当下、开拓未来。对此,两位当时的哲学大儒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立法建议为研究雅典立法者之间的连贯性提供了蓝本。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立法建议为:

   城邦体制有两部分:一是确立官职,另一个是给官员们的行政行为提供法律。[9]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更为翔实地提出了城邦所应具备的要素:

   第一部分或要素是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议事机构,第二个要素与各种行政官职有关,它决定应该由什么人来主宰什么人或事,和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举各类官员,第三个要素决定司法机构的组成。[10]

   哲人的观念并不是孤独者的奇思异想,而是与现实相连的。学者帕帕斯说:“常识仍然是柏拉图政治理论的标准。”[11]也就是说,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并没有脱离当时雅典人的通常看法。就此而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立法建议中就有雅典人所共同关注的东西,他们只是把其中一些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升华而已。因此,雅典普通民众通常关注的就可以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解析出来。具体来看,柏拉图关注的是对官职的立法,而亚里士多德的关注点则深入到官职的分类及对不同官职的人员选择。深化一点,就是两者都关注对公权力的约束。这与萨拜因对雅典民主政体的观察相符,只不过他明确指明了公权力受谁限制而已,即“雅典政体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那些旨在使地方行政官和公务人员向公民群众负责并接受其控制而建构起来的政治手段”。[12]因此可以说,雅典民众的共识是限制公权力。但雅典公民的这种意识也不是无缘由的,而是与雅典立法者们一直所坚持的立法旨趣相关。本文就是要探讨雅典立法者们如何造就了雅典的公民意识,以期对我国现今的立法者提供借鉴。

   但雅典的立法者众多,因为依据雅典法律,任何人都可以向公民大会提出立法建议,如果通过,那就被称为法律,这些人在当时亦被称为立法者。但本文所探讨的是立法者与城邦共同体的关系,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对政体问题发表看法的立法者。[13]同时,本文把时间限定在公元前462年埃菲阿特立法之前。因为依据学者Martin Ostwald的观点,自埃菲阿特立法之后,雅典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至上的时代。[14]也就是说,公元前462年之前,立法者们所塑造的公民意识在埃菲阿特立法之后逐渐转变为现实。基于这两点,本文把雅典的立法者限定为德拉古、梭伦、克里斯提尼以及埃菲阿特。[15]

  

一、限制僭主意图——德拉古法

  

   雅典第一部成文法是德拉古于公元前621/0年制定的法律。历史上对德拉古的法律有颇多指责,因为这部法律极其严厉。甚至有学者曾言:“德拉古的立法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血水写的。”[16]现代英语词汇中draconian (残酷的)一词的来源就是Draco(德拉古),但雅典人对这部法律却颇为推崇。公元前409/8年,雅典人推翻寡头政权后,专门委托“anagrapheis”(“篆刻者”)恢复德拉古的杀人法,其规定为:“篆刻者要把德拉古的杀人法从巴昔琉斯(即皇室)之地取回来,篆刻于石柱上并置于皇家柱廊之前。”[17]甚至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德拉古法仍然是雅典人所遵守的法律。[18]这一系列事实表明,德拉古法并不如后代人所认为的那样因过于严厉而被抛弃,相反,处于此法规制下的雅典人却在长达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保持着对它的敬重。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德拉古颁布成文法的目的是限制贵族的权力。有学者对这种解释表示异议。如Gagarin认为,德拉古立法是基于雅典在公元前七世纪由社会发展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所致。他认为,当时的雅典人口增多,经济发展过快,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用原先依靠贵族们权威所掌控的习惯法来解决矛盾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于是,德拉古开始以明确的法律规定来取代贵族们的个人意志。[19]但有学者认为,依据考古学的发现,相比公元前八世纪,雅典在公元前七世纪人口较少,且人民生活困苦,[20]但在这一时段,人们产生了共同的宗教信念,秩序感也在增强。[21]由此来看,仅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德拉古立法是难以立足的。尽管如此,在考古学中所得出的社区共同信念的增强这一结论,为我们提供了探求德拉古成文法之目的的端倪。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古希腊城邦的政体在公元前七世纪主要是僭主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希腊早期历史上的僭主有过介绍:

   在更早的时期,一些野心过重的君主僭越世袭的权限建立了更加专制的统治,遂以另外的方式成了僭主或暴君。还有一些僭主出身于经过选举担任了重要官职的人(古时候平民们给民政官或祭监以很长的任期)。[22]

   僭主违背传统而任意扩大自己权力的做法势必会在社会中引发冲突,无怪乎学者奥斯温•默里会认为:“僭主的经验创造出一种向往和仇恨。”[23]此时,雅典虽没有僭主,但在贵族中间却有一种僭主意向。学者Botsford认为,“由于贵族们分为很多派系,并且在动荡和骚乱的环境下,通常难以确定由哪个派系来主持政府。于是,某些有野心的个人就会利用这种形势来篡夺政府权力而建立僭主政治”。[24]塞隆(Cylon)政变就是贵族中的一派欲建立僭主政治,但与希腊其他城邦不同的是,这一政变由于其他贵族的反对而失败了。

   不仅贵族的内斗使雅典城邦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且贵族与平民的争斗又促使这一事态更加恶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分析道:“在此之后(即塞隆政变后),发生了显贵阶层与大众之间长时间的派别之争。……就大多数人而论,在政体方面最为难忍和辛酸的事情就是身受奴役;非但如此,他们对各方面亦觉得不满,因为他们可以说实际上处于没有分享任何东西的境地。”[25]这里指出了平民的“大多数人”要求参与政府管理、分享权力的欲望,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平民中的“少数人”在当时的雅典城邦中已经享有了一定的权力。历史学家Baldwin也证实了这个推断,他说:“相比希腊的其余城邦,雅典民众在政府中的权力更为宽泛。……农夫和技工都有一定的公民权利,由之而使他们为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荣耀。”[26]虽如此,这并不代表这部分人会安于现状,相反,享有更多权利的欲望会促使他们与平民的“大多数人”一道与贵族进行争斗。[27]

这就是德拉古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当然,由他来立法也展现了雅典城邦各个阶层对他的期望,因为德拉古作为立法官是选举产生的,[28]也就是说,这并不完全是贵族的愿望,也是平民的愿望。[29]德拉古通过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城邦共同体的稳定。首先,他扩大了最高法庭议事会的权力,“最高法庭议事会为法律的护卫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30]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介绍,在德拉古之前,最高法庭议事会虽然有很多职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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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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